湖南省国货陈列馆的沧桑史 戴哲民
湖南省国货陈列馆于1931年开始创建，到1981年长沙市中山路百货大楼在原址动工重新改建，前后共50年，要了解国货陈列馆这50年的历史，还得先从创业者刘廷芳说起。刘廷芳原籍湖南衡山。在大麓中学毕业后，即入长沙市小四方塘青年会第二届英语补习班学习，成绩优良。毕业时，适有华昌锑矿公司人员赴美经商，选聘译员。刘经面试录取，得遂出国志愿。抵美后随锑商熟悉市场，搜集经济情报，耳濡目染，学得不少市场知识。他利用工作余暇，以勤工俭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贸易。学成归国后，曾一度在熊希龄主办的平民大学任英语教师。何键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余籍传任建设厅长，为延揽建设人才，成立了建设委员会。刘经湖南大学任凯南校长推荐，得任建设委员并遴选出任劝工场场长。劝工场在长沙市八角亭附近鱼塘街，以推销工业品为主。 1929年国民政府工商部为提倡国货，下令各省同时成立国货陈列馆，这一任务与刘业务相近，湖南遂由刘负责筹备。1930年12月成立筹备处，第一个任务是选择馆址。经过仔细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最后选择了现中山东路贡院旧址（前清省考场）全部基地。因其前面有开阔地（今三角花园）适合建筑高大楼房，又居中山东路中段，地点适中，交通方便。当时此地为长沙警备司令部驻地，于是通过当时省府调拨，以劝工场原址改建两层楼房，与警备司令部驻地全部房地产权互相交换。筹备处随即迁入办公，并同时分途进行勘测设计、预算拨款，招标承建筑风格为欧美传统带古典色彩。正面为主体陈列室楼房三层，并列16个圆形立柱；三楼顶部正中再增加四层，以方形为基础，上配八角柱体、圆柱体、圆锥体；顶上立钢管旗杆构成尖塔形，与前面16个立柱配合，颇显雄伟。在前栋三层主体楼房后，紧接建一层平房作商场。商场后为办公室、图书室、弹子房、锅炉及附属电影院、酒家、浴室、理烫店。设备都是采用第一流的进口货。设计计算完成后，经过报批手续，公开招标，结果由营造商张连生中标。1931年开工时，即发现前面三层建筑地段土质疏松，原来此处土质为赐闲湖延伸地带的填土。贡院建筑原系一层砖木结构，基地荷载重力要求不高。改建三层钢筋水泥建筑，自难承受重力。基地开挖后深20余米尚不见底土。经过深挖打桩补救，才突破难关。50年时间过去了，至今基地并无严重下陷现象，还是经得起考验的。第二个任务是解决拨款问题。由于计划一再修改，资金需要，步步提高。而当时国内工业落后，不仅暖气设备、广播设备、理发设备、卫生设备均须进口外货，连建筑上的钢筋、水泥等基本材料都由香港进口。 国货陈列馆于1932年10月落成正式开业，前面二三楼陈列全国各大城市的名产国货和本省各地区特产；地层全部辟为商场，招商出租承办，一律限售国货，成为全省最大的国货商场。在商场后面附属的银宫电影院、三和酒家、健身浴室、华中理发店都是进口设备，豪华冠全省。夏季满堂电扇，冬令温暖如春。广播音乐，尚为创举，不仅轰动全城，而且省内外亦不少人士前来参观学习。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湘视察时曾流连于陈列馆，刘廷芳当向导用英语介绍时，宋听到刘流利英语且杂纽约方言，不禁为之一惊。接谈中她认为是湖南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由于宋美龄的赏识，刘得到了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又得以向国防委员会建议锑业国营而首任锑业管理处长，因此可以说国货陈列馆成了刘的发祥之地。 刘交卸国货陈列馆后，继任馆长的有周勉、缪昆山、雷锡龄、杨柏衡、袁新舞。其中雷锡龄于1937年接任。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入湘北，长沙震动，雷奉令把陈列馆二、三楼大部展览品及部分设备，装箱由水路南运祁阳观音滩租房保存。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大火，该馆前栋门窗、货架、柜台、陈列柜被焚一空，前栋塔顶和旗杆也被焚倒下。但其余大部分为钢筋水泥建筑，未遭破坏。 此后日本侵略军暂无打通粤汉线的意图，长沙能得苟安一时，在大火中逃出长沙的居民，纷纷归来，日用品需要迫切。1939年初，国货陈列馆奉令首先恢复临时商场。经过短期筹备，草草修复柜台货架，公开招商承租。同时中山路两旁，也出现摊贩长龙。临时商场开业后，中山路顿成闹市区。随后1942年雷锡龄卸任，改由杨柏衡担任馆长，长沙馆址及寄存祁阳的展品、设备均移杨柏衡接收。1944年长沙、祁阳相继沦陷，长沙馆址被侵略军糟踏得残破不堪。祁阳原存展品及设备全部散失。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该馆由袁新舞接办商场并仍由原租户返回复业。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后，该馆由原租户组织工会，暂时维持现状。 1951年7月1日，长沙市百货公司将国货陈列馆全部接管，改为长沙市百货公司中心门市部。前栋三层，外形保持原状；后栋改建为两层，并在商场后加建四层楼作办公及仓库用房；商场内部重装饰一新，营业蒸蒸日上。 1981年后，商场重新改建装修，更名为中山路百货大楼。 （本文作于1982年）
长沙靴鞋业简史 胡炳乾
长沙市的制鞋行业，在前清时期以及清末民初，都是做布面鞋的，坡子街有杨同福，司门口有端履、徐五云，鱼塘街有龙干记鞋店。端履做官靴；杨同福、徐五云做素缎，面双染、单染布底鞋；龙干记做小脚窍头、小放尖脚女鞋。民国初年谭延主湘时，办了一个湘军（陆军）军鞋厂，技师是从上海请来的。当时，南阳街有一家南阳华侨陈嘉庚胶鞋店，卖新加坡胶鞋并有皮鞋。这时人民称皮鞋叫泽靴子，又叫西式皮鞋。接着，红牌楼上海人开的唐晋兴皮鞋店、登隆街瑞龙皮鞋店，从上海请来技师，生产马靴（民国时长官穿的）、西纹皮鞋和接头博士皮鞋等。当时，普通人们穿油鞋、木屐。后来做皮鞋的店子逐步发展起来了，司门口江进华，坡子街中西、三益，府正街徐维新、邹湘记、合盛利、强华等皮鞋店。做布鞋的店铺，有青石街（即现在解放路）胡顺兴、王文霞、周瑞和、周福荣、漆福记、云飞等鞋店，后又有美利长、五福、四明、美利时、大挽、健飞、伟大、福太等鞋店，司门口八角亭有和平、锦华、范协和鞋店，黄兴南路有合利长、大兴长、群力，北正街有湘记、胡桂记、吴祥记、美英利、陈万兴、盛后记，蔡锷北路有蔡锦霞等鞋店，解放路有经济、新利长、中华利等鞋店。 靴鞋业分干货、水货两部分，干货是以上做布鞋的店铺；水货是做油鞋木屐的，集中在织机街、化龙池、大西门、墙湾、盐道坪一带，店铺有集义顺、万利昌、凌福太、中华兴、同利长、义兴隆、义和祥、茂记、福生长、罗布云、新盛祥、庆昌恒、盛俊兴、柳真光、萧和祥、杨福兴等40余家，职工百余人。 另有挑皮担部分。他们没有固定门面，挑起担子满街走，或放在大街小巷、别人铺面和住户门口，帮人家上布鞋，修鞋子。挑皮担的是行业一些老人，收入也要“信碰”，接货多，就多赚钱，冬天和下雨无事可做，是行三坐七，非常可怜。当时，把他们的招牌叫“靠墙太”。民初以来有200多人，到了民国二十四五年，人数减少，逐步消失了。当时修皮鞋的人，大部分是外行，极少数是鞋业失业工人，背箱子的多。 在民国二十五年，上下统计有店铺300多家，职工近2000人。 在清末民初时，没有同业公会和职工会的组织，行业传统是分南、北、本、外四帮。本帮人数最多，占百分之六七十，因为你在那帮学徒出师，就加入师父那一帮，为会员。各帮有各帮的祖师，孙宾庙为南帮的孙祖庙，在樊西巷唐家湾；北帮指湖北人，祖师庙设在鱼塘街湖北会馆内；本帮庙设在衣铺街乐心巷；外帮是各地来的，叫外帮。各帮庙内都立有祖师孙宾的神像，每逢祖师生日，开会庆祝，烧香、点烛，非常热闹。开会时，争论、扯皮打架是常事。帮庙3年一次推选管公的人，叫大爷、二爷、值年。又有会员名册，立有红簿。学徒出师入会，缴纳入会金银元1元，登记红簿，为会员。我父亲胡桂生被本帮选为大爷，管过一届公，3年届满，交给了下手大爷喻庆华。我父亲胡桂生是个忠厚人，没有文化，做工出身，喜欢帮人家的忙，做公事。工人有困难或者出师要找事，就找他，借钱、打会都找他。因此行业上的人都喜欢他，叫他胡老磨。在1932年，行业的老辈们认为做皮鞋、布鞋都要用粮食、灰面、糯米，得罪了玉皇大帝，便打黄醮向上天请罪，请我父亲经手。而我父亲丢下自己铺子冒管，专门带了两个徒弟，在坡子街火宫殿办理打醮的事十余天，正式请道人设堂，进表，祷告天地，用的钱是店铺筹助的。 北伐后，靴鞋业工人成立了职工会，负责人是易炳章、张桐生，后来是鞋业工会委员长。这一来，同业铺店也相继成立了同业公会，负责人是张金生（都正街张进记老板）、胡桂生（药王街胡顺兴老板）、林佩凡（八角亭和平店老板），属于长沙市商民协会。这是靴鞋业最早的同业公会。当时老板与工人发生纠纷，传统的解决办法是邀茶，一吃十几块光洋。有了同业和职业两会，就可以调解协商，邀茶的习惯就没有了。
行业厂店的创建历史 长沙自清末民初以来，较大的和著名的鞋店在青石街（即现在的解放路）、司门口一带。马洪记鞋店是当时最大而著名的鞋铺，生产的产品是青素缎布底，双桥、单桥广式鞋和毛呢无口鞋，青素缎无口鞋。该店创建较早，老板马裕厚是南京人，回族。师傅也是南京、武汉请来的回族人，做工认真，产品规矩，上线规定每粒米长要做三针，而且缎鞋子上得好，两边无折印，因此得名。爱尔兰兼营戏装、百货，招牌叫爱尔兰鞋帽百货庄，做的鞋子比较高级，皮鞋做西纹皮和汉纹皮，布鞋是缎子绣花女鞋，女演员穿的不少。老板周赓雅当时也有名气。还有法兰西、朱玉华鞋店，也兼售百货。司门口端履鞋店是前清做官靴的著名鞋店，龙干记鞋店是做小脚女鞋著名。其他鞋店有周履中、任太记、宾太昌、恒升等中小鞋店。做皮鞋，最早的是唐晋兴皮鞋店，老板是上海人，师父都是上海请来的。生产的产品是马靴（民国长官穿的皮靴）和进口西纹皮的皮鞋、接头皮鞋等高档产品。还有上海人在登隆街开的瑞龙皮鞋店，还有本地人开的中西皮鞋店和三益皮鞋店，以及府正街合胜利皮鞋店、徐维新皮鞋店、邬湘记皮鞋店、强华皮鞋店。强华皮鞋店老板陈嘉恒，人很聪明，做皮鞋，有时修理篮、排球，不久做起球来，是长沙最早做球的厂。该厂的生产独特，赚钱很多，发了大财。徐维新专做运动鞋、篮球鞋、足球鞋和跳鞋。他是学校毕业的，因对运动鞋有兴趣。邬湘记是做湘雅医学院和雅礼学校中外籍教授穿的栲纹皮甩头开口靴，一般是按脚样定制的多。李桂记鞋店和黄义兴鞋店在黄兴路（过去的南正街和学院街）。他们两家是做批发布鞋的著名店铺，其冲毛呢鞋日产千余双，销南县、华容、澧县、安乡和衡阳、永州、郴州、桂阳等地百货店。 以上是一些较早的著名鞋店。民国以来，又陆续发展了一些较大的鞋铺，药王街的美利长、云飞、五福、大捷、四明、美利时、伟大、健飞等鞋店，黄兴南路的合利长、群力、大兴长、范协和、陈云记、中华利、经济、二友，北正街的湘记、胡桂记、吴祥记、英吉利、陈万兴，蔡锷北路的蔡锦霞、王福记，南阳街的皇天、天宫、陈春记、陈宏太等鞋店。 水货部店铺是一些老铺子，新增不多。民初以来，业务比较发达。其时人民习惯穿油鞋、木屐，还做有打鱼穿的靴子，当时销河南、汉口较多，油鞋、木屐店集义顺有时送货到河南、汉口。民国20年后，因穿套鞋的人增多，穿皮鞋的人也多了，水货部油鞋、木屐业务下落。民国27年，业务有好转。当时有巴陵人来卖油鞋、木屐，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至长沙“文夕大火”后，就没有业务了。于是有些店铺将废汽车轮胎剖开做板车条和皮鞋底，把这个业务打开了销路，因此得以维持。靴鞋行业在民国25年是鼎盛时期，大约统计有铺店300多家，职工人数有2000之多。 专做童皮鞋的铺店，都集中在都正街一带，有美儿新、陆俊记、唐宗凡、李源记、常顺兴、骆再记、张正记等，都是一些作坊，做好批给大店子卖。他们请工人也不多，一二个师傅，带学徒。后来由于做童鞋利润不多，就陆续改做大皮鞋，因此童鞋一直缺货。 雇工方式及生活待遇 私人鞋店雇佣工人，在经人介绍进店之前，首先要请这个店里的老师傅吃茶，叫做进铺茶，包点碟子一大迭，全由被介绍进店的工人会账。如果这个工人是行业中素未知名的，老板为了笼络人心，也有老板亲自到场，代为会账的，这是极少数。吃进铺茶是当时行业中的习惯，不履行，工人互相之间也难以搞好关系。不过后来，因为少数大店铺的老师傅人数太多，吃进铺茶对于一个刚进店的工人来说未免破费太大，也有改发香烟代替的。工人进店之后，还要通过在名义上不叫试工的试工，即首先发一双比较过硬工夫给你做，做好之后，送给验收房验收。如果验收房发了工折，收了账，继续发工夫，就表示这个工人的技术合格，可以在店做工。如果验收房既不发工折，又不发工夫，就表示对这个工人不满意，不能雇用。此工人就得自动离店，另找门路。也有少数老板采用通知介绍人的方式要你另谋高就的，这是一种比较客气的方式，很少采用。 工人在手里的工夫，必须倍加爱护，不得有丝毫刀伤碰烂，否则就照价赔偿。搞烂鞋子不仅是个经济赔偿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个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名誉等问题，因而是当时认为最丢脸的事。甚至也有工人当天搞烂鞋子，感到没有脸面继续做下去，即于当晚交回工折，自动离店，不再上班的。所以工人操作时，必须对工夫十分关心、爱护，收工时，一定要用自己的围腰把自己的工夫裹盖得非常严密，稳妥可靠之后，才放心离开生产岗位。此外，工人在手里做的工夫，任何情况下，别人都不能拿着，否则就违反行规，甚至引起斗殴。 雇用工人，主要看重在技术上，而雇用营业员比雇用工人的要求要全面。营业员一般要有点文化、口才、品貌端正，服装要基本整齐，对待顾客要有耐心、态度和蔼。刚进店的营业员经常走掉顾客，生意不成交，就被看作是做生意水平低。营业员每逢春节、端阳、中秋三节，得提心吊胆，有被两个山字打迭解雇出门的可能。春节之前，老板辞退工人、营业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向被辞退的工人、营业员表明态度，也有采取对需要继续雇用的工人、营业员分别表态，并说一句请明年早点来的。至于没有受到这种表态的工人、营业员，就意味着已经被解雇，只有卷起被子走路。如果工人、营业员一旦被发现有小偷小摸行为，除自动离店外，就连在这个城市其他鞋铺做工都无脸立足，当时叫做丢码头。这也是行规，同时也是当时工人、营业员对自己品行要求高尚的表现。 过去皮鞋工人的工资高于布鞋工人的工资，全能师傅的工资一般高于制帮或配底工序师傅的工资，营业员的工资略高于生产工人的工资。但工人一般都实行计件工资，手艺高超、技术熟练又舍得发狠干的生产工人，其实际收入也佳，高于营业员。20世纪30年代，工资是以银元计，每人每月工资约在18—20元不等，也要看所在店的规模大小而异。沦陷时期和抗日胜利之后，由于日伪时期的“储备卷”，民国政府的所谓“法币”、“关金券”等货币不断贬值，因此工人领了工资，经常买不到生活物资，后通过协商，改为以大米计算工资。计时工资，约在每人每月二石四斗上下，计件工资同样改按大米计算，发放工资时，按当日报纸登载的三等大米牌价计算。工人、营业员的伙食全由店方供给，平日素菜饭，每逢初一、十五、初八、廿三，每月4次打牙祭。工人睡觉，除美利长、五福、大捷等大店子备有上下铺的床位外，一般都是睡在店子里工场的案板上，或店堂内开临时铺，晚开早揭。有些人说，“前世不孝娘，今世学鞋匠，吃一世的豆腐老，睡一辈子的冒边床”。
同业公会与我的情况 长沙市靴鞋业，传统是分南、北、本、外四帮，各帮有自己组织的祖师孙宾庙。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工人成立了工会，因此，同业公会也相应成立了。当时同业公会负责人为张金生（都正街张进记鞋店老板）、胡桂生（药王街胡顺兴鞋店老板）、林佩（八角亭和平鞋店老板）属长沙市商民协会，会长左益。工会理事长易炳章、张桐生。当时老板与职工在行规上经常发生纠纷，动辄是邀茶，就把南北四门的工人、老板邀来吃茶、讲理。每次会账的是老板，要花费银元10多元。后来成立了同业公会，如果劳资之间、同业与同业之间发生纠纷，就由同业公会出面与工会协商解决。这样也就不会闹得满城风雨，问题也容易解决，邀茶的习惯就没有了。 到了1930年以后，同业公会改造，理事长是美利长的朱海涛，常务是周贵吾、王菊林。最后几次改选，理事长仍是朱海涛（因他铺子大，又有钱），常务是我和刘生柱、范律怀。靴鞋业的劳资纠纷比较多，而且同业之间的小店历来对朱海涛的看法不好，认为朱海涛垄断行业，不关心小店利益，烂价等，使行业小店难以生存。后来相继出现了五福、大捷等，都是与美利长竞争。劳资纠纷也是美利长和几家大店多，因为他们雇请工人多。 1946年，商会要按行业成立区队，当时理事长是朱海涛，他就极力要成立，因为怕三青团把工人都吸收了，因此要成立同业区队，区队长是刘建勋（北正街建国鞋店老板）。因此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靴鞋业16区队。在成立那天，派我代表同业公会参加，我去了，但在开会时就走了。我又不是团员，从未参加过他们活动。过了2个多月，由刘建勋送来3份聘书，聘请我和刘生柱、张少华3人为区队指导员。当时我认为，反正我未参加，也未想到后果，未将聘书退去。这个组织几个月后也就散了。到1952年反动党团登记时，我心中无愧，去公安局问了一下是否应该登记。西区公安局的答复是，你有这么一回聘书，登记一下好些。我还找刘建勋，问了一下组织情况，什么人是二分团团长，什么人是分队长，几个分队，才登记了。到1958年，肃反运动时，厂里硬把我搞成了历史反革命，并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但厂里仍然要我搞供销工作，经常出差上海、北京，至1966年文化革命，我才下车间，接半成品收发工作，到1979年才摘帽。 1949年下半年，我代表行业和张少华办理迎解工作，在药王街两头街口做木栅，做护厂保厂工作，办理支前借款和工商业税收工作，后来办理工商登记和行业劳资协商工作。我是工商税市联评会委员和行业税评会主任，搞行业税评工作确实是夜以继日，有时通宵评议，为了公平合理，争得面红耳赤。还要帮同业厂店搞好劳资协商。我搞了外边，自己铺子根本未管，让我爱人去做，铺子还有几个工人要事做，我也无法顾及，甚至要垮了。当时同业大小店铺都辞退工人，而我一个也留了，还修饰门面，迎接长沙解放。到头来，自己造成极大困难，后来还是找工人协商，他们存薪保本，做加工货，这样才使企业没有倒闭，工人没有失业。1956年，和职工一道进入公私合营长沙制鞋厂。 （本文作于198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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