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长沙近代实业家

实业家章克恭事略

章执中

家庭出身及少年时期

先父章克恭（1879—1935），字勤济，湖南长沙人，祖父仲和公以寒士悬壶问世，一家仅获温饱。先父六岁发蒙，至19龄迄未应试，赴苏州奔祖父丧，迎榇归湘营葬。其时，堂叔遹骏已毕业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归任清朝新兵训练处教官，出资助先父于1903年进入明德中学第一班。1905年，湘巡抚端方保送该班学生去日本留学，先父入选。初入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次年入横滨早稻田大学习经济。1011年初毕业回国，应清末经济特科廷试，赐举人，时年三十有二。

从政与成家

1911年秋，武昌首义举发，南方各省相继响应，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任命周砥为湖南银行行长(又称总理)，先父任副行长，不一年周辞职去汉口，先父继任行长。于是筹备银两作准备金，发行钞票，并在湘潭、衡阳、常德、岳阳等县城设立支行，是为我省地方银行发行钞票之创始。谭延闿与仇鳌组国民党支部于长沙，谭、仇分任正副支部长，经济组由周砥及先父负责，军事组则程潜、陈嘉祐任之。

1912年10月，先父与先母许璧(1887—1957)结婚，先母曾留学日本东京实践女子师范，习音乐，归国后，在周南女校、稻田女子师范授课。

1913年9月，湘督汤芗铭受袁世觊之命疯狂镇压人民。执中也生于这一年。先父以“身居地方金融要津为民党筹集军饷”罪名被捕入狱，同时入狱者达数十人，其中如财政司长杨德邻等四人入狱不久，即遭杀害。先父与萧仲祁、陈光晋、曹耀材、黄锳等．同时被捕，后得先堂叔营救脱险。先父从此不再履官场，改拖实业救国之志，投身于工商企业，尤潜心于我省矿产之开发。

实业救国——办矿

    1913年冬，先父被聘为湖南华昌锑矿公司业务部经理。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锑金属作为战略物资，交战国双方竞相争购致使锑价暴涨，而华昌又适时备价20万银两向法国赫伦士米厂取得技术与设备引进权，并在国内申请专利，从而垄断国内纯锑及锑氧之生产技术，省内各地的锑矿石均集中由华昌冶炼成纯锑后出口外销，华昌一跃成为扬名海内外的太企业。华昌创办人梁焕奎有兄弟5人，分管采矿、冶炼及经营。其五弟硕甫正偕眷留学美国，焕奎命其筹备驻纽约机构，并派在美国皇家矿业学院深造的门生亲戚李国钦为业务部副经理使美协助梁硕甫工作。先父与李国钦在国内共事期间，力主废除华昌与英商廓克逊洋行独家经销华昌（矿点在益阳板溪，称久通锑矿）的锑矿矿石及生锑产品的合同。废约谈判以赔偿英商十余万银两而告成。华昌乃获得自由贸易主权，为在纽约设立机构创造了条件。

先父在华昌期间，除梁氏兄弟及湘潭杨度外，还结识了江西旅沪巨商周扶九，长沙著名士绅朱菊尊兄弟、教育家曹典球、前清翰林汪诒书、名孝廉黄俊，域及洋商如美国慎昌洋行潘伯±，德国礼和洋行韩礼生，英商怡和、太古，日本三菱、三井商社的大办与华办谭苌生、谭笃余等人，其中与先父风雨同舟，安危相济，互慰平生者，莫若曹典球老人，使人感念难忘。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两年，锑产品滞销，面临负债破产危机，梁氏兄弟及华昌其他股东因先父秉公办事，不谋私利，乃推举为总经理。先父虽勉为其难，终以负累太重，挽回不了败局。延至1922年华昌终于宣告清理。

先父出任华昌业务部经理期间，通过派赴各地勘察矿产报告，首先，确定创办兴裕钨矿公司，开采湘南宜章、资兴、郴县交界处的瑶岗仙钨矿，经取样送英美两国化验，确认为高品位黑钨。兴裕公司公开认殷，梁氏五兄弟共认股10万银两，先父认股5万银两，其余为各界人士近l00人分认，共集资20万银两。公推先父担任总经理，派郭国瑞担任驻矿山经理，除招工承包在矿区内掘进坑道取矿以外，并收购当地农民在矿区拾得的零星矿石。越年，开采矿石递减，公司入不敷出，决定停办结束。

与此同时，经发现江西大庾岭、赣州等县有钨矿裸露于地面。我父复商得梁氏兄弟同意，邀在美国李国钦参与，共同投资20万银两，于1920年组设裕厚公司，由先父任公司经理驻长沙，梁鼎甫主持收购驻江西。李国钦在美国负责推销。由于收购面广，而主持收购者常逗留九江租界中，很少亲去矿地检查督促，致运销业务进展迟缓，引起李国钦不满，合伙仅一年余即告结束。

自华盛顿九国公约（1922年）签订以后，美国对华坚持“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乘机打进中国市场，如友华银行(Asia  Banking  Coopera  Tion)，便是一例。该行设总行于上海，在天津、北京、广州、汉口及长沙设分行。经李国钦在美国介绍，先父被聘为长沙分行华人经理，以对收购湖南矿产、桐油等土特产运销美国的客户融通资金为业务。当时，经营这类物资出口贸易的还有驻湘的英、日、德等国洋行，竞争激烈。为了不使资金闲置，由先父与友人集资创办湘盛长钱庄，友华银行通过湘盛长钱庄向长沙市同业各可钱庄拆放，当时对活跃市场经济也有积极影响。旋湖南省长赵恒惕借联省自治招牌，谋扩充其军事实力，提出向友华银行借款100万银两，以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产权及全部财产作抵押，先父为维护国家权益竟予拒绝，时省会各公法团体亦通电全国，反对、出卖水口山产权给洋商，赵被迫中止签订合同，先父为了表明个人心迹，亦即辞去友华银行华人经理职务。

1922年，先父向湖北官矿局承租了湘省安化县锑矿，并与友人合资创设惠安公司（后改称通翻锑矿公司）。总投资4万银元，引进华昌炼锑技术，建立一套氧化锑冶炼升华、回收生产线，另设有纯（精）锑冶金炉10座。具备月产纯锑120至150吨能力。先父担任公司总经理。这个矿山的开发一直延续到l938年，才因战争影响停业。共出产纯锑1．1万多吨，平均每年700余吨。1924年到1926年，每年产量过千吨。该矿实为先父后半生经营企业之中心。为了使产、供、销、出口外销一条龙，他与文菊盈在汉口设立菊记公司，直接与当地洋行和远洋进口商成交，将湘省的锑、钨、铅、锌、锡等矿产品，销往海外。这是当时矿业界中较为突出的特点。

1923年，先父与伙友在邵阳龙山天禄公司投资4万银元，成立协通公司。因矿区居于海拔千余米之山巅，燃煤须从蓝田运进安化县境，路远，耗费多，成本高，乃在山麓杨家滩镇，建设炼锑分厂，将高品位的锑矿石运到分厂炼成销售。这些计划设施虽逐渐建成，但未能得到有效利用。主要由于采矿的主坑掘进工程艰巨。经10年时间，直至先父1935年逝世时，还未完成主坑道穿通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此矿经主管部门迸一步勘测，发现有黄金与硫化锑共生，因而暂予封闭，以备大规模开采。

1933年初，又决定独资开办湘潭昭潭煤矿公司，以开采该县谭家山烟煤，此矿煤质甚好，固定炭素及发挥物均优于湘乡洪山殿所产，而灰份及含硫量均低，适合于炼焦。根据地质勘测，矿床系倾斜——向斜层结构。每一倾斜向斜两层各有内、中、外三层煤槽，每层叠煤厚度约为3至5米。如按最佳设计方案，应在倾斜与向斜相结合中心开一竖井，以贯穿三个隔叠层地质深处，然后将倾斜与向斜各个煤层向地面反回开掘采煤坑道，利用地心重力作用，使各煤层的采集自然下落到地下竖井中心煤场，然后再用垂直转扬机通过竖井装吊输送至地面。但这一方案基建投资约需10万银元，非先父财力所能及的。住只能首先采用耗资不多的开采工程。于是，即确定在矿区牛形山麓以20余度倾斜度向内槽层掘一坑道。据孰中后来亲自考察，大约坑道只掘进30米，即进入煤层。随即与此坑道相距l5米另掘进一平行坑道，然后互相联通以利通风，继续掘进。这一对坑道终于向前掘进约200米，而逐日将坑道煤层全部运到地面。但由于坑道不是通过岩层，而是在煤层之中，为采掘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出现了坑道两维空间上下左右向坑遭挤压，造成塌方危险。须用树杆作成井字形支架撑持，同时不可能使坑道按同一倾斜角度，成直线向前掘进，从而形成一条不规则的弯曲矿道。不能在坑道内铺设铁轨，以利用机械化吊车运出原煤。这是该矿在当时不能创效益的缘故之一。其次，该矿在明朝期间，即被民间开采，遗留老矿窿不少，矿下集水甚深，在掘进中，遇到老窿，整个坑道被淹没，虽有蒸汽泵抽出积水，但影响了开采进度并增加了成本。再次，从矿区到公路约3公里，到湘江边约22公里，当时限于财力，未能接通公路，煤采出后，雇工承运至湘江边易俗河镇，每吨耗运费2元，增加了销售成本，先父为此矿几乎动用了毕生全部积蓄，还负债10余万元。先父逝世时，执中正在大学肄业3年，为了继承父志，维持此矿继续经营，协助我母清理先父生前债务，不得已辍学，去昭潭矿山襄理后继业务，主办工作两年，有幸陪同丁文江、谢家荣两地质学家到矿考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此矿即移交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办。我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孙越琦、黄兆煊等人办理移交，以煤产供抗战需要。  

经营其他工商业

湖南盛产稻谷，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先父早在湖南银行长任内，即为银行投资经营稻谷购销。1917年复与浏阳熊绍南合伙在长沙朝阳巷开办高廪栈，经营稻谷、杂粮的购销、仓储、碾米盟务。1925年，购置了一套柴油动力机及碾米机械，是本市最早用机械替代人工碾米的企业。这一合伙企业投资只数千银元，先父与熊绍南各占一半，通过逐年滚存积累，至l935年，先父弃养时，我家拆伙分配投资本息，计得约8万银元，得以偿清先父生前办矿的部份债务。高廪栈以作风稳重闻名于同业之间，它还寓社会福利于经营业务之中，每值年终或自然灾害之年，常无偿散发义粜子社会，以赈济和缓解贫民之忧。盛暑季节则向码头装卸工友赠送十滴水、仁丹等物以防中暑，从而赢得广泛的信誉。

1912年先父与友人合资创办麓山玻璃公司于南郊，延聘日本技师数人来厂，引进了熔融石英砂的八卦坩锅炉设备及吹制玻璃制品的工艺。这是我省最早的玻璃工业基地。以生产煤油灯座、灯罩为大宗，供应当时市面改用洋油（煤油）照明之需。宝山玻璃公司即是继承麓山公司发展起来的。

1918年，又与市商会左宗澍等人合伙创办光华电灯公司于沿河大道草河地段。有250千瓦的发电设备和相应的蒸汽锅炉，与朝南电灯公司以今中山路为界，分供南北城市用户照明电。1927年，光华因政局影响停办。

1920年，与友人伍某合伙创办耀华教育文具用品公司，在郊区朱家花园邻近，购地十余亩，设立文具制造工场，生产学生教学用具如三角板、米突尺等产品，并购置机械设备仿造日本进口的学生用具。又在市内南阳街购置三个铺面，修建一大营业闯。开办仅一年，即因营业不振，伙友意见不一致而停办。拆伙时，先父分得南阳街房屋及从日本购来的大量动植物标本以及彩色铅笔、粉笔、橡皮擦、石板、石笔等物。除将标本捐赠给隐储学校外，又开设启新商店推销积压存货，结果得不偿失。

先父人品端重，深受社会各方器重，1919年，倡议购置一艘汽轮船行驶由长江到上海航运，即得曾国藩、左宗棠之孙辈曾重伯、左菊荪等两人极力赞成，取船名“华运”，可载乘客200余人，统装货物约400吨。由先父在长沙负责，船上由左菊荪负责，上海由曾重伯负责。可惜先父与曾、左二人都不了解航运业务的复杂性，特别是上海，作为一个五方杂处的十里洋场，国内外航业界竞争激烈，当地黑社会青红帮垄断了船舶码头的停泊与装卸特权。当华运轮首航抵上海时，船驶入黄浦江后，因未事先洽妥停泊码头，只好先停在江心，随后交涉了可泊靠码头，殊不知其泊船地段，仅有一个刚好容纳该船长度的位置。而当靠拢码头一瞬间，船头刚好撞在前面一艘船的尾都，两船都有轻微撞伤，当本船打反车后退时，又撞翻一艘舢舨，船夫落水，虽得救，但已构成一海事纠纷。华运驾驶员被扭送入租界巡捕房关押，还将华运轮扣压索赔。据说，最后将华运轮卖给了上海帮的航运业，赔偿了海损，余款支付了航员工资，全部投资共5万银元．就这样赔光了。

1916年，投资与吴寿民等合伙办湘鄂印刷公司于长沙市织街，备有凸凹板胶印机，独家承印精美印刷品。长沙历史上最早发行的《太公报》，即由湘鄂公司承印，为传播文化和信息起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中，公司没备毁于战火。

1922年，与友人王少泉、王段生合伙开办北绘素楼照相馆于长沙药王街。延请上海技师，传授摄影与冲洗技术，备有摇头摄影机为众多集体摄影，这一些经营与技术均首创于北绘素楼。1938年文夕大火，该馆被焚毁结束。

1928年，与友人潘叔愚及魏乔年各出资2000银元，开设百合电影院于西牌楼青年会旧址，随后迁至中山路百货公司的后面，即今银宫电影院所在地，以放映国内外名片吸引观众，传播文化。

与友人曹典球、刘润湘合资2万银元，于1923年开设正大五金号于小西门河街。经营进口五金器材、水泥等。供应省内的工矿企业需要，历时五六年。其间所派生的福华币染厂，为为当时长沙独家承染纺织品的工厂。后由于出现了亏损，先父将股金抽出退伙，由刘润湘继续经营。

先父与著名实业家范旭东是连襟，又同在日本留学。回国后虽异地不同业，却同具“实业救国”之志，故始终保持了联系。1915年，范氏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22年，办青岛永裕盐业公司，先父均出资出力。又为打开久大精盐市场，付出了心力。在久大精盐问世以前，政府仍治用清朝的引岸制度，全部民食特别是湘，鄂、赣、皖、苏诸省食盐均属引岸范围。在湖南，通过先父及其他地方人士的努力，终于在长沙、湘潭、岳阳、常德等县，取得了精盐销售权，并获批准设立分销经理处，打破了引岸垄断局面。这是当时盐政的一个革新。l932年，在久大股东大会上，先父被推选为公司监事会监事。范氏创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原称永利制碱工业公司)，先父首先介绍在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与范相识。李国钦封对永利在美国协助采购碱厂以及随后创办南京合成氨厂的设备、器材、原材料等均全力支持。又为永利觅聘专家、物色留美学生回国到厂供职，在组织引进技术谈判和设备价款的商务谈判等方面一都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是l930年，永利纯碱进入湖南市场，缓解英商卜内门的垄断，也是通过先父为之策划而取胜的。又一事例是范氏在1931至1933年期间，在争取举办合氨厂过程中。原拟将厂址设在株洲，我父鉴于谭家山煤矿煤质适合炼焦，可为合成氨提供水煤气的原料，毅然开办谭家出（昭潭）煤矿，为之配合。后来，永利合成氨厂（原称永利宁厂）在南京太厂镇现址开办，先父只得一人承担上述昭潭煤矿的沉重负担。

更有进者，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日本在青岛盐田，范氏以80万银元购得经营权，成立永裕盐业公司，曾力邀先父去青岛主持其事，但因在湖南的事业一时不能摆脱而辞。当北伐战争发展到长江流域，国民政府设在武汉湘鄂两省的军需民食不可或缺的食盐，因淮盐运输受阻而感到威胁时，先父商得范氏同意，在汉口成立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将青岛永裕所产的盐直接租赁外轮经东海进入长江达武汉卸货，再转运湘鄂通商大邑。此举由先父先去汉口拜访老友谭延闿（当时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又通过原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介绍往见财政部长宋子文，几经商讨，宋同意先预收100万银元的税款，允可将青岛的盐运武汉30万担。先父为信孚代筹巨款缴纳后，便陆续将永裕的盐源源运来销售，为迎接北伐胜利，接济军需民食作了贡献。但是半年之后，时局有新发展，汉口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熬出，大量发行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超过了发行准备金，市面发生挤兑风波。信孚终受钞票贬值的影响而停业。所幸已运销的盐价收入已将预垫款收回。先父在汉口交清手续后，仍然回长沙经理其自身业务。

两度任职湖南第一纺织厂

湖南第一纺织厂是民国以来湘省公营企监中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企业。它创办于民国初年，一度由于经费不济，曾招商经营，1929年秋，省建设厅委任彭鼎芬（斟稚）任厂长，原会计主任酆菊亭辞不继任。酆在职期间，厂已有积累约七八十万银元，他力主先父接替他，以免积累散失，后由当局发表，先父出任该厂会计主任。根据国民政府主计制度，规定该厂会计主任与厂长平级，以示会计相对独立，不受厂长领导，以期互相牵制。先父到任后，协同彭厂长将该厂3万纱锭规模扩大到5万纱锭，又添置500台织布机，使之由单纺纱进而既纺又兼织，配套成龙，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工厂职工由1000余人增至2000余人。先父在厂一年余，深得社会舆论与工人群众好感，但却不能为贪官污吏所容，彭厂长被免职，先父坚持与彭同进退而辞去。1931年夏，省建设厅长易人，纺织厂经一年余上下摧残，又出现了负债亏损局面。新任厅长谭常恺商请先筵再作冯妇，先父提出须彭斟稚任厂长，才允考虑复任该厂会计主任。彭氏与先父再度联袂分别出任该厂原职务。当时，厂的营运资金枯竭，旦负债颇多。先父利用他个人在银行与钱庄酶的信誉，前后借得300余万元，作为周转资金。当年，长江、黄河流域洪水成灾，河南、湖北等省产棉区，尽成泽国，先父率领工务科长任理卿工程师去上海，亲自采购美棉花运回，以供生产需要，终使此厂得以复苏。l933年春，彭斟稚厂长病逝。省当局任命先父为厂长，另派人接替了会计主任。及至1935年春，父因心脏病加剧而辞职，改由范新度继任厂长。先父任厂长期间，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持续波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为了维持第一纺织厂的纱、布继续生产，先父建议成立省纱布交易管理所，凡外省或外国进入湘省的纱布，均课征一定的地方税，以保护本省这唯一的纺织厂，经得住竟相降价出售产品的危机，终于使该厂维持了再生产经营，度过了难关。

支持教育和其他社会事业

先父除毕生从事经济事业之外，对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也显露了他的高度热忱。他认识到发展经济，振兴实业，要靠人才，要发展教育。

1914年春，由在湘与旅京人士35人发起组织湖南育群学会，推举当时总统府顾问、我的堂叔章遹骏为会长。根据湖南医学院（今湖南医科大学）院史资料第一集所载：“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出面与美国雅礼会合作，于1914年7月21日签订了联合创办一所西式医科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各举10人，成立董事部，再由董事部推荐7人组成千事部。9月选举先父为湘雅医学院董事部部长兼干事部部长。在连续任职期间，结识该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和医院院长胡美（美国人），曾协助历届院长筹集学院部分办学经费，使该学院保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为国家造就了不少优秀的医务人才。

先父出任湘雅医学院董事之后，又与西医界陈怀皋、何芷姜等医师相结识，支持陈怀皋联合地方士绅，在接管红十字会医院的基础上，创办仁术医院（即今省人民医院），先父一次乐捐200个床位的设备投资。何芷姜所主办的省立公医院（即今市立一医院）也得到先父参与策划与财力支援。这两所医院为维护长沙市及邻县人民的健康作了重大贡献。

先父支持胡元倓办明德学堂，曾一次无偿提供大米百担，缓解学校燃眉之急。楚怡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陈润霖所创办，也是我们兄弟的发蒙学校。先父曾捐款楚恰工业学校一次购置200张高低双层铁床，作为学生寄宿之用。先父还为修业学校捐赠数千元，作为修建校舍之用。他捐赠最多的是长沙县东乡距市区120华里福临区开慧乡的私立隐锗女校。该校是最早开办的湖南私立女子学技，由我外祖母许黄萱祐毁家兴办阿。新中国成立后，学校更名为县立中学并迁他址。先父除曾捐赠图书、仪器、动植物标本外，每遇学校发生断炊之虞，常解囊相助。为了扩大校舍，还将东乡安沙夏湾的私有房屋一栋数十间，一次捐赠隐储，支持外祖母开办隐储分校。上述明德、楚怡、修业及隐储等校均聘先父出任学校董事。

先父自1914年进入华昌炼锑公司任职时起，曾先后担任湖南省矿业公会常任理事。1932年，邵阳、新邵、安化、溆浦、沅陵、湘乡、益阳、东安、郴县、桂阳等十县成立锑业同业公会，推举先父出任公会理事长。从1914年至1935年，曾参与长沙市总商会某些重要决策会议，一度被推举为长沙总会会董。还多次担任过义仓平粜的管理工作。先父还出任熊希龄龄主持的华洋义赈会及保育堂等慈善机关或团体理事，受聘担任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为募捐及吸收会员出钱出力。

生活情趣与生命息止

    先父一生勤俭，严于律己，平生与人合伙经营或主办公营企事业，廉洁奉公，一丝不苟。他不仅没有做过损公肥私的事，就是社会上所习以为常的佣金与回扣的收益，均一予以拒绝。例如，1991年，他出任第一纺织厂会计主任，到上海采购进口美棉时，该美安洋行在成交后一次付佣金8000银元，他将此款移作偿付的货价款，赢得当时舆论的赞扬，因而也受到美商洋行的尊敬。

先父一生谦虚谨慎，干实事，不尚空谈，厌恶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且乐于助人。如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后，他得知隐储女校教员曾出任长沙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中共党员余俊武（西迈）出走时缺乏川资，便一次赠送两百银元，使余脱离虎口。解放初，余任解放军某炮兵旅长，返长沙探亲与执中相见时，谈及此事，才为人所知。至于经常资助戚友子弟缴纳学费，犹其余事。先父个人生活简朴，无任何不良习嗜、不纳妾、不置田，身后仅有东茅街住宅一所，亦不幸毁子抗日战火，一生矢志实业救国，几乎将其全部精力用于他所追求的事业上。在公余晚餐之后，除与来访者与家人对话以外，一般即伏案看书读报。他常阅读报刊有本地的报纸外，还有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日本《朝日新闻》，刊物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为主，从这些报刊所传递讯息供他在经营事业中决策参考。因此，他在思想上并不固执、僵化，不断追求新知识，而且胸襟豁达，处事公正，待人谦和，常为友人家庭纠纷排忧解难，做“和事老”。以致在亲友中享有相当声望。他患心脏病多年，但仍勉强支持了纺织厂长工作重任。同时还处理自营的锑、钨、煤矿业的经营管理工作。特别由于独资经营煤矿，深受资金周转不灵的困扰。为了应付急需，将所有的有限积蓄和房地产变卖以为挹注，企图度过难关，但终无济于事。他在重病、负债的双重压力下，于1935年5月溘然长逝，终年57岁。

我的父亲饶湜

饶敦朴

一九八四年是水日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原湖南炼锌厂)建成投产五十周年，也是我国西法炼锌工业创业五十周年。我父亲饶湜，就是为开创和发展祖国炼锌事业而贡献出毕生精力的一名开拓者。他孜孜不倦的创业精神，对祖国炼锌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

我父亲饶湜，字或安，一八八二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出生于长沙县东乡尊阳都四家瑕(长沙县金并镇附近)一个贫农家庭。祖先世代都是穷苦的作田人。我祖父棣棠，除作田外，还要帮人做短工、跑买卖才能勉强生活下去。祖父便发奋学医，成了一名乡村郎中。由于他医术相当高明，渐渐有了点小名气，诊金收入渐丰，父亲才得以入村塾读书。一九○六年，全家从乡下迁入长沙城内，父亲先后进入官立十七号初小及明德高小学习，毕业后转入旧制经正中学(明德中学前身)，到一九一一年修业期满。在学校的熏陶和社会的影响下，父亲经过长久的思索，从这时起便确定了以振兴祖国工业为其一生的志愿，并加倍刻苦学习，勤奋过人，以求毕业后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可是此时祖父的医业不振，诊费所得无几而家中人口日蕃，因而入不敷出，生活又陷于困境。劳碌一生的祖父只望父亲及早辍学就业，以分担家计。可是父亲宗旨抱定，矢志不移，决定继续升学。祖父见其志不可夺，只好听之任之。

为了筹集继续上学的费用，一九一二年初，父亲离开长沙，到醴陵县北乡文昌阁小学去教了半年书，积蓄了三十多元工资，才得以于这年秋天升入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堂(即今湖南大学前身)采冶系学习。

在校三年期间，家庭经济状况更加拮据，父亲经常付不起学、膳费用，只好利用假期及课余的时闻，到外面去兼课代职，或担任家庭教师，以所得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到修完全部课程。尽管如此穷困，父亲始终学而不倦，刻苦攻读，从未动摇过他以工业救国的信念和决心。

一九一五年父亲从工专毕业，由湖南矿务总局派往水口山矿务局实习三个月，实习期满，任该局测绘员。一九一六年调长沙黑铅炼厂，先后任监炼员、烘砂炉分班主任、鼓风炉主任，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以迄一九三○年底。

当时的水口山矿务局自一九○六年开始采用西法开采后，铅锌矿砂的产量逐年增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铅、锌矿砂的年产量平均分别达到9000吨和25000吨以上。除铅矿砂运往长沙由黑铅炼厂冶炼外，锌矿砂主要由常宁松柏镇官办的白铅炼厂用土法冶炼。土法炼锌溯源于隋、唐之际，相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土法炼锌的设备简陋，质量低劣，冶炼回收率仅45％，炼一吨锌耗煤l7吨，比西法高出三倍，故成本也高。湖南省建设厅对此甚为不满，乃于一九三二年底派父亲为白铅炼厂的工程师，负责土法炼锌的技术改革工作。

父亲已在黑铅炼厂工作多年，任总工程师后工资优厚，生活安定，本可不必另调外地工作。但父亲总是以大局为重，欣然束装赴任。想不到这次任务竟成为父亲以后投身祖国炼锌事业的重要契机，他从中所取得的经验对他创办西法炼锌工业，也是大有益处的。

父亲到达松柏白铅炼厂后，亲跟看到在土法冶炼过程中金属资源的浪费损失惊人，目睹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经济效益很差，十分痛心。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终于洞悉土法的症结所在，便决定首先从改善烘砂质量入手。他自己设计了一座新式反射炉来焙烧锌精矿砂。经过完全焙烧的燃砂含硫量大大下降，从而可提高土法炼锌的回收率。下一步又着手改进蒸馏的设备和工艺，以提高锌的产量和质量。想不到竟遭到一些墨守旧章、因袭陈规的人的反对；也有部分工人误以为如果改革成功，他们就将失业，因而对改革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对新建的西式烘砂炉也弃而不用，以致土法炼锌的改革工作中途受阻，无法再继续开展下去，于是湖南省建设厅又有转向西法炼锌的意向和动议。

原来在此之前，一九一八年八月当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即曾与美国财团太平洋实业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西法炼锌的草约，并由该公司提供美金l0万元作试制炼锌蒸馏罐的试制费，由炼铅厂德籍工程师韦加克负责此项试验。在韦加克主持下，于长沙市灵官渡矿务局一个堆栈内进行了半年的试验，所费甚巨，虽然也制造出了一批炼罐，但这批炼罐在装入炼铅厂的笔铅罐炉内试烧时，炉温还没有达到1200摄氏度，便已熔蚀烧坏，根本满足不了炼锌时需要保持摄氏1300度高温的要求，从而技术上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也因草约中许多条款丧权辱国，全省人民纷纷表示反对和抗议。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废止与美方签订的草约，我省首次西法炼锌的计划因而中途夭折，原始落后的纯靠手工操作的土法炼锌仍占居“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

到一九三○年初，由于缺乏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冶炼能力，省内锌矿砂积压愈来愈多，只有销售给欧、美和日本等国。洋行洋商便趁此机会，百般刁难，压价收购，一吨锌矿砂的售价竞低至4．8—5．8元，比煤炭还贱，甚至不及一担大米的价值。另一方面，锌为军用民需之重要原料，国内需求甚为迫切，市场全为洋锌所垄断，既利权外溢，又受制于人，有识之士无不引以为耻。省建设厅为形势所迫，亦不敢不另筹良策来应付这一局面。便再次提出筹建西法炼锌厂，并派父亲主持西法炼锌的试验研究工作。

西法炼锌即现在所谓“横罐炼锌”。据文献记载：十七世纪初英国人拉逊专程来到我国采访锌的冶炼并带回国一些当时我国用土法炼锌的资料。后来羌宾即在此基础上加以修改，创立英吉利法。后经过欧洲各国不断改进始建立横罐炼锌法。说明西法炼锌实际上是脱胎于土法炼锌。其基本原理和工艺过程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炉型结构、罐容大小、流程繁简、指标高低等各有不同而已。横罐炼锌问世后，本世纪三十年代相继出现竖罐炼锌及水冶或湿(电解)法炼锌，战后又研究成功铅锌密闭鼓风炉。与竖罐法、电解法及鼓风炉法相比，横罐法虽然技术上不够先进，但在世界各国炼锌历史上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在当时以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横罐法仍然是欧美工业发达国家炼锌的主要方法。

横罐炼锌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研制出能耐摄氏1300度高温的炼罐。但是自从德籍工程师韦加克试制炼罐失败后，省内工程技术界莫不引以为前车之鉴，视横罐炼锌为畏途。甚至还流行这样一种奇谈怪论：湖南有可炼的锌砂，但无可用之炼罐。父亲对此一概置若罔闻，他只痛惜我国大好资源横遭掠夺。在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驱使下，他毅然决然接受了横罐炼锌的试验任务。消息传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人都引为谈笑之资，大多数人认为我父亲不过是一个工专学生，竟敢闯洋人已遭挫败的“禁区”，未免太自不量力。而矿冶界中一些好心的同学和友人则苦口婆心地劝父亲赶快“悬岩勒马”，推辞不干，以免日后下不了台。但父亲想到我中华民族历来富有披荆斩棘、奋发自强的创业精神，他自己也早抱工业救国、振兴中华的夙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匡时济世，义不容辞。既不应因外人之挫败而裹足不前，也不因国人之讥讽而犹豫不决。于是，他排除一切怀疑和干忧，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横罐炼锌的试验研究工作。

当时横罐炼锌虽已在国外普遍应用，但在国内纯属创举，无处可以借镜。父亲未曾出洋留学或考察，对国外炼锌工艺与设备的实际情况更不曾目睹，唯一可供参考的是英、美出版的《炼锌学》，而这类书上只有关于炼锌的基本原理的介绍和横罐蒸馏炉的简单示意图。单凭这些粗浅的叙述是难以作为设计依据的。面对这些困难，父亲毫不气馁。他用这些书作基本参考，埋头钻研，刻意揣摩，凭着自己多年从事冶炼技术工作，特别是前几年负责土法炼锌技术改革工作所积累的丰富实际经验，边设计、边施工、边摸索、边修正，进行了将近两年的研究试验，茹苦含辛，埋头实干，像一个辟草莱、垦生荒的开拓者一样，在那艰难的时世和崎岖的道路上，跋山涉险，努力前行，铺筑着中国炼锌工业的新路。

如前所述，横罐炼锌的关键在于炼罐是否耐高温。故父亲首先即着手拟定炼罐试制方案。据他分析，韦加克试制炼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国情，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父亲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我省东安、湘阴等地就有丰富的优质耐火粘土砂床，可作炼锌的原料；而铜官、醴陵等地的陶瓷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配料、成型、烧窑等方面，陶瓷业的成熟经验与精湛技术是完全可以参考和利用的。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再加以精心运筹，因势利导，取得成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他从外地延请了几位熟练的瓦匠和窑工，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岭附近租赁了一座破旧的房子改作工棚，设计并修建起小型烘砂炉与蒸馏炉供试验之用。与此同时，他采用了东安与湘阴所产的耐火粘土作为生料，掺入少量的开滦矿务局所产的耐火砖碎碴作为熟料，混匀，揉熟、捣紧成型，铡出了第一批炼罐。

八个月后，各种试验炉座均已先后建成，炼罐也已充分干燥。便将这批炼罐送到附近宝华玻璃厂窑农试烧，经测得炼罐的耐火度为摄氏l300度，已达到炼锌的要求。随即将这批炼罐安装在小型蒸馏炉内，装入炉料进行试炼。试验炉开工冶炼了十天，出锌七十余担(一担为100斤)。结果表明，试验炉的炉体结构是合理的，完全可以作为工业炉设计的依据。炼罐的耐火度、高温下的机械强度与抗蚀力以及炉体施工的技术质量，也都能满足正常生产的要求，横罐炼锌的半工业性试验任务至此已胜利完成。

炼锌试验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省建设厅深表满意，遂于一九三二年自筹资金10万元，又向军政部贷款l0万元作为建厂资金，并任父亲为总工程师兼厂长，负责新建炼锌厂。这年十一月，便在长沙市湘江下游之三汊矶镇以北、古北津城（三石戍）以东的沿江高阜处选定了厂址，奠基建厂。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到一九三四年八月，厂房、炉座及机械等设备全部建成，安装完毕，九月开始投产，一举出锌成功。于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炼锌厂——湖南省炼锌厂正式宣告诞生，隋、唐以来历一千多年相沿不改的土法炼锌的历史终于结束，我国有色冶金工业的一个重要领域——锌冶炼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在筹建锌厂的过程中，父亲重任在肩，极为辛劳。在此之前，他只知埋头技术工作，根本不懂官场应酬之事。接受建厂任务后，才不得不和省建设厅等行政衙门打交道，从而窥知了不少官场内幕。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官僚作风，他是深恶痛绝的；但为了早日建成锌厂，他只有极力克制内心的厌恶和愤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和他们尽力周旋。例如，建厂急需资金，而建设厅有关部门总是扣住不给，经父亲再三要求，拨下的款子多是三个月以上的期票，如要兑现，必须贴息，每领一千元，扣除贴息实得不过九百多元，这必然影响到基建施工的进度。父亲如实向上反映，反而遭到主管人的斥责。原来他们上下狼狈为奸，伙同作弊，国民党官吏腐化贪污，实在令人切齿。

锌厂投产伊始，困难亦纷至沓来。一则横罐炼锌当时在国内毕竟是首创，所有从业人员均必须从头学习，逐步熟练。特别是工厂开工时新招募来的生产工人大多来自农村，缺少科学文化知识，需要有一个教育与培训的过程；再则近代冶金企业之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错综复杂，当时又无章可循，全凭亲自实践与探索。父亲身兼总工程师和厂长，一面要统筹全局，精心规划，一面则要深入现场，具体指导工人操作，身心交瘁，几无暇晷。经过好几个月不屈不挠的努力，突破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一系列难题，生产终于开始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