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

追 念 靖 师

 钱歌川

   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为先师胡子靖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追念前贤，音容宛在，使我想起许多往事，尤其是我个人与胡九先生以及明德学校的一些难忘的事。

   任何人提到胡九先生没有不联想到明德学校的，同样地提到明德学校也没有不联想到胡九先生的，二者实在是不可分离的，我们可以说胡九先生是完全为明德学校而生，而明德学校自然更不消说是因胡九先生而产生的。没有胡九先生就不会有明德学校，半世纪以来中国许多人才便不会有这样好的温床来培育他们了。

    明德学校和我个人也有一种难忘的联想作用，因为它是和我同年出世的。中华民国纪元前九年，即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春三月，明德学校创立于湖南长沙，而我则在同年闰五月出生于湖南沅洲，即今之芷江，也就是抗战胜利我国接受日本投降的所在。为纪念母校，我原想刻一颗小印，文曰“与明德同庚”，后来为纪念抗战，我又想再刻一颗“生在受降城”的印，无奈这种小技，我已荒废三、四十年了,终于也只是想想，并没有刻成功。

    胡九先生给我的印象，真是深刻极了，虽不能说是自我出生时起，至少可以说，是自孩提时代开始的。现在我说不出第一次见到那位老校长，到底是在民前几年，我只记得他来到我们家里，父亲就叫了我的三位哥哥，我当然也跟在后面，出来叩头说是拜师，果然不久他们都送去明德上小学了。他们进的是第六班，我三哥本不够学龄，但他自己一定要跟两个哥哥去，家里和学校也就让他去了。后来我进的到底是小学第几班，我倒反而记不得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我进小学时，我的三位长兄都已进入中学第八班了。

    中学第八班是民国元年招生，民国五年卒业的。我家住在湘潭，到长沙去读书，必得在学校寄宿，或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因为是最小的儿子，不愿离开家，直到进高等小学时，才去长沙住在哥哥一块儿，那时大概是在民国元年至三年之间，因为民国四年我又跟随父母到靖县去了。民国五年一月一日袁世凯称帝的时候，我父亲正在靖县知事任内，我在那儿读中学，年龄也不算小了，所以对于那不到三个月的洪宪朝代，以及那以后共和再造的情形，都记得很清楚。    

   我没有进过明德中学，原因是我不愿离开家，老是跟随父母在湖南各地跑着，湘资沅澧四水都跑到了。父亲到那儿做事，我就跟到那儿，进当地的中学，一直进到十七岁负笈东渡为止。最后进的一个中学，是益阳桃花崙的信义中学。一位挪威人教我们的英文，把礼拜三念成“威得内斯代”，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过去在长沙跟英国人学过一两年英文，现在到乡下来，自然比一般的好多了。

   我到日本去了六，七年，这其间与靖师没有见过一面，也没有函札往还，几乎把他老人家淡忘了，然而靖师对我却一直是关心着的。何以见得呢？因为我在民国十五年冬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归来，住在长沙马王街，教育界第一个来找我的人，就是靖师，可见他对于学生们的行踪，随时都在密切地注意着呢。

    我那时刚从外国回来，也是刚从学校出来，一点教书的经验也没有，靖师却怀着一张聘书和六十元大洋一个月的束惰，亲自枉驾来聘我回母校去教书。我当然不加考虑地就应命了。这便是我粉笔生涯的开端。从这以后十余年中，直到靖师民国二十九年在渝病故为止，我都一直未尝和靖师失去联系，除了在我赴欧的三年间以外。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与我同负笈日本的同乡学长，也先后都回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明德的老学长，也是东京高师同年毕业的周芳冈兄，发表了古稻田省立二中的校长，另一位高师同年毕业的吴建中兄，也发表了书院坪省立一中的校长，他们都要我去帮忙，我只好都答允下来。后来还兼了兑泽和衡粹的课，除在五所中学教书外，又在省政府教育厅兼职，我真不懂得当时为什么有那样充沛的精力，也许是刚出大学校门的原故吧。

    我对于文学的爱好和野心，驱使着我走向大地方去谋发展，到了民国十九年我获得了靖师的谅解，辞去明德等校的教职，前往上海鬻文。我的这种转变，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在日本留学的时代，早已醉心于诗文，买的都是一些文学书籍，自己也常练习写作。第一篇发表出来的作品是刊载在开明书店的《一般》杂志上，时间大概是民国十二年前后。回国以后，虽每周教有二十小时以上的课，有英文有国文，要看练习，要改作文，忙得可以，然而我仍未能忘情于文学，又独自创办了一个文学杂志，名叫《流萤》，取宋人晁补之“莫谓君家无长物，案头灯火有流萤”的诗意。这本个人杂志办了两期，随着我的离开长沙就停刊了。我到上海教了一个短时期的书，便进入出版界，真个与文学结了不解缘。

    我在上海住定了。靖师每次到上海来，我无论怎样忙，都要约我长兄慕韩（他是医师比我更忙）同去拜访叩安。每次见面都要谈到明德的事，校友的动静当然也是必谈的。靖师是很健谈的，我们说的时候少，听的时候多。他无论遇有甚么得意或失意的事，见到我们无不津津乐道。有次他告诉我们他在镇江把教育厅长周佛海大骂了一顿，因为周官派太大，  对他失礼，让他老人家在外边等了好久不肯出来接见，不知敬老尊贤，怎配做教育长官。周当时也只好俯首受教，后来对人说：“平生大不幸，遇见胡子靖。”

    靖师生平为明德经费劳碌奔波，乞人捐助，被人呼为胡九告化，受尽冷眼，有次去找熊秉三总理，三次都未见到，他便把铺盖搬到总理衙门的门房里去，索性住下来等，可见耐庵先生的耐性，今独对周佛海如此，也许是他早看出此人没有气节呢。

    当此二十周年忌日，我们追念靖师，深感他的精神不死。现今在数以万计的明德校友中，都赖此独特的精神卓然有所建树，正如蒋廷黻校友把他艰苦奋斗不辱使命的成就，归功子母校的那种精神一样，凡是明德出身的人都具有明德精神。什么叫明德精神呢？那就是先师胡九先生揭橥而为明德校训的“坚苦真诚”四字。

(一九六○)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