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历史文化：经济重镇 区域中心

　　第四节 长沙开埠：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十年（1904），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湖南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并开始走向世界。大批洋商、洋货涌入湖南各城镇，对湖南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设立海关，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

　　1899年11月，湖南的北大门岳州开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开放一系列口岸，使国家主权一再受到侵犯。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从维护国家主权和主动对外开放的角度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士也提出了“自开商埠”的主张，而光绪皇帝也电谕各省督抚为“添设各处口岸”出谋划策。湖南巡抚最初的打算是开放湘潭。当时主持湖南维新运动的陈宝箴征求湖南在籍士绅的意见。王先谦、王闿运等士绅激烈反对开埠通商。陈宝箴明知拒绝开埠是不可能的，也不愿意因拒绝开埠而开罪总理衙门和英国人。但要开放湘潭显然无法得到湖南士绅的认可，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他暗中向总理衙门发电，提出以岳州交换湘潭开埠的意见，并建议假英人“作为发端”。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岳州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1899年11月13日）正式开辟为商埠。

　　岳州开埠后，对省城长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岳州开埠后，使列强向湖南内地渗透有了一个据点和基地，同时也使列强势力进一步进入湖南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岳州开埠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岳州设立教堂、码头、公司等，并以此为基地向湖南内地渗透。列强当然并不以开放岳州为满足。特别是随着外国势力在湖南的渗透日益深入，湖南士民的排外情绪也在高涨。列强认识到只有促使湖南更进一步开放，才能使这种排外情绪逐渐平息下去。岳州开埠后，担任江汉关税务司的英国人马士在其报告中认为：“湘江所包城市埠头甚夥，其最著名者长沙、湘潭外，尚有衡州、宝庆、平江等处。”他认为特别是长沙更值得重视，“按长沙为湖南省会，地方之繁盛，货物之销畅，不待言喻，即城外船户生意，沿江约有十余里，城内居民不下六万家”。而且，无论从岳州向湘江上游各埠，还是从湘江沿江各埠往岳州，长沙都是必经之关。特别是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和政治文化中心，对于列强控制湖南全省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岳州开埠后几年的运转，长沙官绅也逐渐认识到开放是大势所趋，也都希望长沙在“自开口岸”的框架内开埠。岳州作为中国最早的“自开口岸”之一，其示范作用对于长沙官绅产生了很大影响。湖南巡抚端方曾为常德、湘潭“自开口岸”上奏时说：“窃维采买土货，订为专条，内港行轮，载于附约，不独门户洞辟，即堂奥腹地亦无不流通，贸易日盛月新。居交通时代，而为闭塞抵制之谋，诚非策矣。顾各国约开口岸，动多牵掣，实费磋商……诚不如自开商埠，犹足顾主权而防流弊也。”这虽然是端方在长沙开埠后的感慨，但却能够反映长沙开埠前的官绅的一般心态。

　　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岳州开埠的实际效果来看，长沙开埠也是大势所趋。岳州开埠后，江汉关税务司马士对其前景非常乐观。他在开关后的当年（1899）的报告中写道：“查岳州为湖南一省之门户，凡进口、出口大宗货物，莫不悉由于此。兹既开作通商口岸，一则轮船运载之妥捷，再则费用公道而便宜，惟盼春水源深，风气一广，湖南之生意谅可从此畅旺而隆兴。”然而，岳州开关后的几年，华洋贸易都没有很大的改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岳州的商业贸易基础差，二是岳州距离湖南大宗商品的产地太远。马士在1899年的报告中就已经分析，湖南“考其土产生意，拟有三端”，一个是洞庭湖至长江一带，“产米、棉、芝麻、青靛等物，市廛小而不多”；一个是沅江流域，一个是湘江流域。岳州往沅江之船只“不过洞庭，悉欲绕道进湘江口，转湘阴等处入西湖而到常德”。湘江流域“形势颇广，约居全省东方十成之六”，“而土产亦饶，除米、麻、棉花、芝麻外，如出自山中者，茶叶、煤炭、锑砂各项俱有”。而湘江流域往北至岳州，下游的重要城市就是长沙。湘潭的米、衡州的煤、平江的布都通过湘江及其支流汇聚于长沙。因此长沙开埠对于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才有着巨大的调控和辐射作用。

　　岳州开埠后，因岳州商货寥寥，生意冷落，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再开长沙”，欲通过长沙把经济触角伸向湖南腹地。同时，清政府也开始进行“自开口岸”的准备和“约开口岸”的交涉。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在上海与英国签订《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八款规定长沙“开为通商口岸，与江宁、天津各条约所开之通商口岸无异”。清政府将长沙“作为自开码头”后，湖南省洋务局即会同长沙、善化两县对长沙城四周地势进行了勘查，当时对于通商租界的候选地有三处，即三汊矶、水陆洲、北门外。经过勘察，洋务局和长善二县官员认为“三汊矶离省较远，河滩水浅，无岸避风，应请无庸置议”；水陆洲“洲浮水中，水大时全行淹漫，如在该处开设码头，加培地基土方，一切工费较巨；且船货装运入城，多一往来，风浪可虑，是否可用，尚需详酌”；而北门外一处“地势宽平，以之修筑码头，较为便利；惟地处低洼，亦需培垫；新开河尚须远引深濬，始能舶船避风”，“但加培土方，工费甚巨，事关商务久远利益，尤须详审，以重始基”。因此，洋务局和长善二县官员主张“暂缓开办”，“应俟湘省开埠有期，再为妥慎酌度办理”。但不久后，中英和中日的新商约相继签订，长沙从“自开口岸”变为“约开口岸”，湖南地方官不得不再次筹划此事。于是赵尔巽致电外务部，请外务部饬总税务司转饬岳州税务司夏立士来长沙会同湖南方面勘定界址，并厘定章程。经夏立士与湖南洋务局官员实地查勘，认为“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沓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东傍铁路，袤长六七里，宽方二三里不等”，作为通商租界较为合适，夏立士和湖南洋务局官员“佥以北门为宜”。嗣后，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来长“奉本国政府训条，前来勘查地势”，经过勘查，日本人也认为舍此别无他处。

　　然而，英国却认为长沙北门一带系“洼下”之地，易遭水淹，“极诋租界地段不便”，并提出通商租界应该包括城池在内，应允许洋商进长沙城开行设栈等要求。于是，英国联合美国等国向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交涉。清外务部致电湖南巡抚部院，饬海关就近会商英、美两国领事，迅速划定长沙口岸商埠地界。而为了与英国进行竞争，日本抓紧时间与湖南方面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永泷久吉声言租界内工程、巡捕等一切管理事宜，悉由中方“自行办理”，“日领事并允即在税司所定界址之内，分段租认，不再另索专界。”1904年6月，日本与湖南长沙关监督朱延熙签订了《长沙通商口岸租地章程》。该章程规定了通商租界界址：“长沙通商租界定于省城北门外，所有应需地段，南以城为界，东以定修铁路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渭（阳）河、西以湘江为界”。这一租界范围地势颇宽，比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也就是说，外商可在西门外沿河一带任意租地设行。后来蔓延到整个西城区，形成规模庞大的西城洋行贸易区，但工程巡捕可由华官自办。最终整个长沙市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

　　帝国主义依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掌握着长沙海关。海关先设于潮宗门外，1910年“抢米风潮”后迁至风景如画的橘子洲，海关税务司由美国人夏立士担任。德、英、美、日等国在长沙开设了领事馆。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日本日清洋行3家经营的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整个湖南内河航道，为在湖南发展经济打下了基础。

　　长沙开辟为商埠后，轮船从此自由来往于湘鄂间，洋货输入长沙，不再交纳子口半税，土货输入长沙，不再交纳厘金，于是，海关贸易蒸蒸日上。1905年即长沙开关第二年，岳、长两关贸易总额达640万关平两，为光绪二十六年的40倍。光绪三十四年（1908）即达1200万关平两，较三年前更增加一倍。到民国元年（1912），达到2830万余两。民国二年，更超过3100万关平两，为光绪三十年（长沙开关）总额的10倍，为光绪二十六年（岳州开关之翌年）总额的290倍。12年间，湖南贸易总额增速惊人。

　　开埠不久，日、英、德、美等国商人在长沙大西门至小西门一带开设洋行17家。这些洋行经营范围没有任何约束，也没有行业界限，大至开矿设厂，小至缝衣钢针，无所不有，以至于洋货充斥长沙市场。输入的商品以纺织品、五金制品、搪瓷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为大宗，还有白糖、海味、药品等，均由长沙销往省内各城乡市场。1904－1911年，长沙开埠的前8年，长沙海关进口洋货共3388万关平两；1911年进口净值的642万关平两，比开埠当年增长2.23倍。洋货的大量倾销，逐渐排斥了土货，打击了长沙传统的手工业和新兴的工商业。

　　此时，长沙市场逐渐被各国所分割。日本、英国垄断着纺织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德国垄断着化工染料，英、美则垄断着煤油、香烟。专门为外商办事的买办商和承销商日增，到宣统元年（1909），长沙已有洋货号40余家。

　　洋商还以长沙为据点，大肆收购他们所急需的桐油、茶叶、猪鬃、皮毛、棕片、苎麻、湘莲、烟叶、五倍子和矿产品等。外销物资大部分是初级原料，价格低贱。长沙开埠后的进出口贸易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例如，每百斤五倍子售价只能折合大米百斤左右，仅够采摘、加工、装箱的劳动工食，而回过头来，德英美等国向我输入以五倍子作原料的高价染料和高价药品。又如矿产品，由于湖南民族工矿业的衰弱，铅砂售给洋商，屡受抑勒。锑砂从前每吨价三百余金，跌至六七十金。正如当时进步思想家陈炽所说：“外洋入口之货，皆工作所成；中国出口之货，皆土地所产。工拙相越，贵贱相悬，而中国之金银，山崩川竭矣。”

　　外国洋行的活动，对长沙市场乃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冲击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西方国家大量工业品潮水般涌入湘省各地，长沙作为省城更是首当其冲，直接加速了长沙城乡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等传统经济领域的分化和瓦解，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已日趋崩溃，湘省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亦深受打击，造成湘省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以洋纱、洋布为例，从1900年至1911年，输入湘省的洋纱迭年激增，1900年仅为573担，总值为14838关平两，到1911年已猛增到52837担，总值达到1331446关平两，十年内净增89.8倍，平均每年增加5226.4担；长沙关的洋纱输入量亦由1904年初开埠时的3445担，84786关平两，猛增到1911年的32696担，825862关平两，几乎为1904年的10倍。

　　自然经济的解体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长沙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转销口岸，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长江中上游七大棉纱市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晴雨表，长沙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外商以长沙为据点从湖南全省掠夺走了大量廉价的农副产品和矿砂等工业原料，但同时也促进了湖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开埠后，不少外商来长沙从事粮食贸易，或贩卖至粤、鄂、川等邻省，或转运外洋，1904年半年中，经长沙海关出口的谷米即有13.3万石。此后，湖南当局曾禁运谷米出口，自民国初年解禁，出口又回升，增至每年200万石之巨，占全省年产的8%。商业收购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生锑、白铅等矿砂也是长沙开埠后的大宗出口产品，1904年下半年即达2万担，价值约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0%。至1908年达到高峰。自开埠以来湖南对外贸易首次出现出超，出口超过进口50余万关平两。

　　随着进口的不断增长，湖南的土货出口也不断上升，其中以矿砂、谷米、茶叶、桐油、苎麻等农产品和矿产品为大宗。据海关统计，1911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谷米交易增长更快，1911年长岳两关输出量为188.37万石，其中长沙为107.93万石，占78%，比1904年增长7.88倍。谷米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谷米加工业的兴旺，1908年全城碓坊发展到500余家。

　　洋行在长的经营也带动了湖南矿产品、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出口。如矿产品出口，日美等洋行就地收购出口的占到出口总额的4/5，当地矿商自己直接出口的只占l/5。1914—1918年5年间长沙口岸出口矿产总值3075万关平两，是湖南矿业的黄金时代。长沙是湖南省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口岸，如1909—1933年，从长沙海关出口的各种茶叶共18．72万担，占同期全省海关出口32．13万担的58．3％。这一时期，湖南部分传统土特产品的出口也呈上升趋势。1922年前后，鞭炮每年输出价值达180万关平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景况。1926—1929年是民国年间长沙鞭炮生产的鼎盛时期。1926年，仅从长沙海关出口的鞭炮就达l1．3万担，价值226万关平两。长沙地区的土布生产虽受洋布的冲击，产量有所下降，但土布也有其洋布所不具备的优点，仍有大量出口，如1918年浏阳夏布出口达485万担，价值近百万关平两。长沙等地的土青布也深受外商青睬，据长沙、岳州两海关统计，1902—1933年32年中，共输出纯棉布总值402．86万关平两，年均达12．59万关平两。

　　长沙的开埠也给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湖南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1906年《长沙日报》统计，1903—1911年，即清末的最后9年，湖南共创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1707.4万银元。比戊戌维新时期大为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属商办性质，改变了陈宝箴当政时期以官办为主的状况。湖南一批爱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力，就在长沙开埠当年，禹之谟将他在湖潭的“湘利黔”织布厂迁往长沙荷花池，并附设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棉织品和工艺品，在市场颇为畅销。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长沙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甘心大批的初级原材料被外商贱价掠走。1908年，梁焕奎、梁端甫兄弟将久通公司扩充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设立炼锑厂，开始提炼纯锑。1909年由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3人发起组织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并获清政府允准。

　　这些公司的发起人成为长沙乃至湖南省最初的一批民族资本家。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导致清末湖南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新变化。除了上述大企业外，一些地主、绅士和商人，也投资兴办了一些中小企业，或附股于铁路公司和矿务总公司，成为它们的中、小股东，借此跻身于民族资产阶级行列。据记载，宣统二年（1910）前10个月，在湘路公司入股1000元至5000元的股东达149人，入股500元以上的多达数百人。随着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形成，管理他们内部事务，体现他们经济利益的团体也出现了。开埠前夕就设立了半官半商性质的湖南商务总局。1906年正式成立了完全商办的商务总会。曾任淮盐公所总董的大盐商郑先靖、“急图抵制”外商创办湖南电灯公司的大商人兼产业资本家陈文玮、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分别任前四届总理（陈文玮当了二届）。可见，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其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控制了这一团体。1910年又有湖南工业总会问世。这些机构和团体的先后出现，不仅反映了长沙开埠以后湖南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说明随之而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长沙开埠以后，长沙民族工业的日用品及工艺美术品为了开拓国际市场，纷纷走出国门，参加各类国际性的博览会，赢得了声誉。如：

　　长沙开埠的第一年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举行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时清政府对参展各省指令筹资办会，湖南的数额是银4万两（与江西、安徽、山东是同样的数额）。湖南的展品为茶叶和瓷器，获银奖一枚。

　　在宣统二年（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上，湘绣获得高度好评，言其人物“惟妙惟肖”，山水“浑笔墨于无痕，不审视不知其为绣画也”；次年又在意大利都郎博览会上获“最佳奖”。以后，湘绣绣品又陆续在日本的“大众博览会”、法国的“里昂赛会”和马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均受到国内外观众好评。

　　民国元年（1912）长沙工商业者彭次英、萧丽生等人集股白银18万两，在长沙六铺街创立了麓山玻璃公司，制品除煤油灯外，还有彩缸、花瓶、电灯罩等。1915年，其制品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以下简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奖。到1918年产品开始出口东南亚各国，据海关册载，年出口值达6—7万关平两。

　　1915年，浏阳菊花石石雕艺人戴清升所雕的梅菊瓶和梅兰竹菊横屏展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并被誉为“全球一”。1929年英皇二世受冕盛典庆祝大会上，中国政府赠送的菊花石工艺品，博得英国女皇和各国公使的高度赞赏。

　　1920年，丁鹏翥在长沙创建中国第一家羽绒企业—长沙市华新羽绒公司。“丁制鸭绒被”深受消费者的欢迎，远销香港、日本、英国等地，先后获工商部、农商部、上海市总商会的奖励。1923年，“丁制三层式被”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中国特产奖”。

　　1931年浏阳县张坊镇古山手工造书画用纸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同年在南洋劝业会上，张坊古山的唐三祥、唐智祥纸商号分别获得金牌奖和银牌奖，浏阳县顺势成立了“古山造纸社”和“纸业协会”。从此，浏阳张坊镇手工纸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东南亚诸国。

　　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百年纪念博览会”上，长沙锦华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绣像，引起轰动，标价3000美元，美国有人愿以万元美金收购，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授意以他个人名义赠送罗斯福，对方回赠奖金6000美元。奖金虽未到锦华丽绣庄，何键送的“誉满全球”金匾则高悬于绣庄门楼。从此，锦华丽湘绣“誉满全球”的声名在国内外广为传播。该绣品今藏美国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潘岱青开设于长沙长康路的菲菲伞社所生产的“菲菲伞”，花型中西结合，绘有人物、山水、花卉、飞禽、走兽等国画图案，还印制潇湘八景、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新花样，栩栩如生。在装饰上也别具一格，如伞柄加上油漆，并系以红绿等各种颜色的丝条，古香古色，既美观，又大方，深得顾客喜爱。并精制彩印包装盒以供作馈赠礼品之用和作出口商品的装饰。1936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质盾牌。盾牌曾悬挂在南阳街门市部，惜毁于1938年“文夕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