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历史文化：经济重镇 区域中心

　　第四节 湘商的崛起

　　在清代中晚期以前，湘省的商贸中心是在湘潭，而长沙仍是一个“安土重迁，为商贾者殊少”的城市，“除装运米谷而外，鲜商贾贸于远邑者”（清光绪三年《善化县志》），商业范围局限于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达官贵人所需奢侈品的贸易，贸易量很小，商品种类亦不多。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入，“五口通商”格局的形成，九江、汉口等长江流域城市被辟为商埠，原来集中于广州的贸易开始向汉口、上海等地转移，湘省的商业贸易格局也随之发生极大的改变。长沙因地处湘江下游的长浏平原，湘江、捞刀河和浏阳河穿城而过，有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而且比湘潭更靠近汉口，从而使得湘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转移到了长沙。湘商正是从此时开始崛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商业繁荣，涌现了许多著名商号。

　　咸丰八年（1858）汉口开埠后，省城长沙的商业贸易日渐兴起，一时间湘江河道商船云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带动了湖南商业的发展。同时，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长沙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训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

　　到光绪（1875—1908）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民国时期湖南商业行业进一步扩展，1913年日本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在其调查报告中称：“长沙为湖南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卸于于此。然后销散于他市镇。”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长沙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6户，鞋业133户，烟业l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绸布业52户，茶馆业79户，屠行业69户，面馆业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等。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太平街、药王街，从小西门延伸到坡子街，从西湖桥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清代后期业已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华。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红牌楼一带。

　　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业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餐饮业有“玉楼东”、“曲园”，绸缎店有“介昌”、“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号有“九芝堂”、“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四明”，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著名饭店的菜肴有，南国酒家的粤菜，中央酒家的浙菜，又一村川菜馆的川菜，潇湘酒家的湘菜，还有徐长兴、李合盛的教门菜等。风味小吃闻名的有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双燕楼的馄饨，半雅亭的面粉，火宫殿的臭豆腐和姊妹团子等。

　　二是工业文明的起步。

　　商周时期，长沙曾有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显示出独特的地方风格。楚国时期，长沙地区的铁器冶铸业和琉璃制造业领先于世，中国最早的钢剑和玻璃制品都出土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和长沙窑遗址的发掘举世瞩目，显示了汉代长沙丝织业、漆器业，唐代长沙制瓷业的工艺水平都已超过中原地区。其后五代马楚的制茶业，宋代的造船业、制墨业、制镜业，明代的棉纺业、造纸业，清代的刺绣业、鞭炮制造业等都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但直到近代，长沙工业及其科技才有较大的发展。戊戌新政时期，长沙近代工业开始起步，规模虽不大，却是全国“开风气”的地区之一。清末在国内第一次采用西法提炼纯锑，“成色在世界著名之英京廓克逊之前”，结束了中国土法炼锑的历史。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新式工业有所发展，大多集中在长沙，工业门类主要有织造、火柴、印刷、造币、冶炼、玻璃、面粉、兵工等，工人约2．5万。工业生产在当时长沙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清末至民国中期，政府推出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长沙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如华昌炼锑公司、湖南省炼锌厂、湖南机械厂、湖南第一纺织厂等。

　　湖南省炼锌厂是我国第一座近代化的炼锌厂。湖南常宁水口山所产锌砂历来售与洋商，受人操纵。早在1921年，水口山矿务局就想利用外资，建设炼锌厂，但未能实现。1932年，省政府以锌块为军用重要原料为由，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签订合同，由军政部垫款10万元，在长沙兴建炼锌厂，派长沙县金井人饶湜为总工程师兼厂长。饶湜历尽艰辛，试验成功西式的“横罐炼锌”法。他在南郊金盆岭附近租了一座破旧房作工棚，设计并修建起小型烘砂炉与蒸馏炉，制出了第一批炼罐，经过多次试验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锌。试验成功后，即在三汊矾选定了厂址，奠基建厂。1934年7月26日正式建成投产，设备有发动机、洗矿机、磁选机，炉座有烘砂炉、蒸馏炉、反射炉、烘罐炉等。9月开炉炼锌一举成功，结束了我国1000多年来的土法炼锌历史，1935—1936每年产锌都在700吨以上，打破了国内市场洋锌一统天下的局面。

　　1928年创办的湖南民生工厂，1932年改名为湖南机械厂。该厂主要生产汽车零件，视市场需要，间或生产抽水机、印刷机、煤汽机及浅水轮等。1936拥有金属切削机床49台，锻压设备2部，发电机1台，动力机9部，锅炉6座，共计设备137台，生产规模更加扩大，委周凤九（周光召之父）为厂长。该厂所产汽车零件除供本省需要外，还畅销于安徽、江西、贵州等省。该厂所产铸钢，质量优良，湘川公路的能滩吊桥、桥墩柱链均系该厂铸钢制成。该厂曾试制75马力汽车引擎40多台，组装出“衡岳”牌2吨载重汽车，还制造汽划艇20多艘，生产汽车煤气发生炉72部，成为湖南省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

　　在长沙近代的工业企业中，尤以湖南第一纱厂最具代表性。辛亥革命以后，长沙有志之士掀起了一股振兴实业的热潮。1912年，老同盟会员，湖南都督府参议吴作霖经都督谭延闿批准，向省财政司借款60万银元，在长沙河西银盆岭购地256．93亩，设置纺纱机4万锭，创建了经华纱厂。1932年更名为湖南第一纺织厂，员工增至3000余人，年产纱2．5万件，棉布2000余匹。到1933年盈利20余万元。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犯湘，省政府令湖南第一纺织厂将1万纱锭、248台布机、1套550千瓦发电机迁往黔阳县安江镇，成为今安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前身。未迁走的4万纱绽、机器设备及厂房毁之于当年的“文夕”大火，为长沙受难工厂之最。第一纺织厂迁安江后，坚持生产，支援前线，1941年共生产棉纱6000件，棉布7万余匹。1943年1月该厂员工捐款献机15架，厂方捐献2架；12月全体员工又捐薪2个月，合计20万元慰劳参加常德会战的将士，既表现了一纺员工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显示了该厂的经济实力。1948年，由湖南第一纺织厂分出去的湖南第三纺织厂，返回长沙银盆复厂，改名裕湘纺织厂（又名裕湘纱厂）。

　　三是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实业家，仅列举几位如下。

　　晚清巨商朱昌琳

　　朱昌琳(1822—1912)，字雨田，长沙县安沙镇棠坡人，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为清末实业家，长沙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任阜南官钱局总办，是湖南近代工矿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功授候补道员赠内阁学士。

　　朱昌琳本系儒生，小试落第，27岁那年在唐荫云（曾任湖北按察使）家教书。唐家广有田地，是年初谷生芽，佃户多以芽谷送租，谷价千钱三石，求售无主。有人劝朱囤之，商之于父，父以无钱未允。唐笑曰：“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出再付款。”朱遂将几千石芽谷囤积。次年，即咸丰元年（1851）湖南发生大水灾，农业歉收，谷价骤涨10倍，朱昌琳由此一夜而富。

　　朱昌琳靠经营谷米起家，在太平街开设乾益升粮栈，粮食容量为10余万石，自储自营，不寄客货。后又转贩盐茶，开设乾顺泰盐号，创办朱乾升钱庄，继而投资近代工矿业，遂成清末长沙首富。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事息，全国航路畅通，清政府恢复淮盐运销，朱昌琳开设“乾泰顺”盐号，领得盐票多时达100张，约占湖南全省盐票的五分之一，在湘北南县乌嘴一带辟有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洞庭湖滨各县，成为湖南盐商首富。

　　同治十三年（1874），朱昌琳开始大步涉足茶业。其时清政府征商颁领茶引，恢复贩茶于甘肃、新疆、西藏等西北地区。清代西北广大地区销售的茯砖茶，都集中于兰州后分销。兰州原有东、西二柜的商业组织，东柜由晋、陕商人经营，西柜由回民充任。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回民起义被平息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充实税课，奏请在兰州添设南柜，准许南方各省茶商经销。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在长沙坡子街开设“乾益升”茶庄，成为南柜总商，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分庄，派员到安化采购茶叶，到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然后分销陕、甘、青、新、蒙各地，并部分转口俄罗斯。

　　粮食、淮盐、茶叶历来是古、近代湖南的三大商业贸易，也是政府的主要税源，朱昌琳倾力经营，呼风唤雨长达50余年，终成一代巨富。他将一个儒生因未考取功名而实现的治国梦做到商业中，把治国之才略用于经商兴业，实现了自己别样的人生。他总结自己的商业成功之道时说：“务审时，如治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维新运动勃起，朱昌琳成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的经济支柱。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之初，遇到了“无款可筹”的极大困难，“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银钱往来者，只阜南官钱局一处”。。他还入股兴办了长沙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湘善记和丰公司，并成功发行钱票。又与汪诒书、杨巩等人合作，在长沙灵官渡创建了湘裕炼锑厂，开长沙炼锑业的先河。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朱昌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都辟有专项资金，保证常年支付。朱家有田租2.5万余石，其中1万石直接用于慈善。光绪三年（1877），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粮袋均用大白布缝制，粮卸后，其布又制成寒衣。他对地方大型市政建设也十分热心。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倡议疏浚新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至湘江的航运，历时10年竣工，先后捐银13万两之巨。宣统三年（1911），年近九十的朱昌琳被举耆贤，特授内阁学士衔。

　　民族矿业先驱梁焕奎

　　梁焕奎（1868—1931），长沙府湘潭县人，举人出身，1896年陈宝箴聘他为湖南矿务局文案。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南新任巡抚俞廉三将官办的益阳板溪锑矿招商承办。梁焕奎预见锑矿业前途广阔，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了妻子的贵重首饰，接办了锑矿，并将其改组成为久通公司，派二弟梁端甫坐驻益阳，整顿矿场，设立炼锑厂。但由于矿质较差，冶炼系用土法，加上洋商压价，专炼生锑殊不合算。梁焕奎决心采用西法提炼纯锑。他从矿务总公司拨借资金，创办实业学堂，着力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人才。并先后送三弟鼎甫、四弟和甫、五弟硕甫分别留学英、日、美，学习矿冶。

　　1907年，正在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学习的鼎甫，得知法国巴黎有一个叫赫伦士米的专家已研究出一种能将低品位锑提纯的方法，便亲往巴黎与赫氏商谈，谈成以7万两银购买这一“秘法”。梁氏兄弟欣喜之余却苦于巨款难筹。正当焦急之际，适逢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回到长沙，答应设法筹措经费。杨度神通广大，竟说通了张之洞、袁世凯代向直、鲁、湘、鄂、苏5省筹拨银16万两，解决了资金问题。梁氏兄弟利用这笔资金买下了专利，购买了机器、炼炉等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法国机械师。在此基础上，梁氏兄弟将久通公司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

　　1909年春，公司正式开工生产，所出纯锑，运往欧美，售价颇高，成色可与世界著名锑矿英京廓克逊的产品媲美。在此以前，中国的炼锑业都只能用土法炼生锑。汉口加尔威公司铅锑矿场附设的粗锑炼制厂，见华昌公司可炼纯锑出口，不得不自动歇业。1908年法国容母司会社本打算在湘设炼锑厂，也因竞争不过华昌公司而放弃计划。当时全省各地锑矿均交华昌公司代炼并集中出口，使洋商暂不能再在湖南廉价收购锑矿，华昌公司的股本亦由开办时的30万两增至60万两，成为清末湖南最有生气的商办企业。1901—1913年湖南共出口锑品9.16万吨，其中纯锑2.78万吨，大部分出自华昌公司。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各国纷纷在湘争购锑矿产品，致使锑价大涨。1915年华昌公司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扩充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96万两，1916年又增至300万两。1915年华昌公司共炼锑15095吨，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8%，年获利300余万银元。

　　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家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这样评价梁焕奎：“湖南梁辟垣，以华昌公司起家。当其盛时，一公司税入过湖南省款税额三分之一。例应得勋三位，辟垣不屑也。然碧湘街上，甲第连云；一夕樗蒲，盈千累万。梁氏宾客，几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于是华昌公司资本千万，而辟垣亦有财神之目。故南北有两财神焉。”梁辟垣即梁焕奎，当时被称为南财神；北财神则指广东梁士诒，以外债起家，坐拥北京。故民国初期有“南北两个梁财神”之说，即南有梁焕奎，北有粱士诒。梁焕奎创办的华昌公司鼎盛时期年上缴税收，超过湖南省款税总额的三分之一。湘商在近代中国的崛起，当时以南北两大民营公司闻名全国，北有湘商范旭东在天津创办的久大公司，南有湘商梁焕奎在长沙创办的华昌公司。而梁焕奎被后人誉为“湘商之魂”。

　　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

　　范旭东（1883—1945），原名源让，字旭东，1883年10月25日出生于长沙县东乡，是著名维新派人物范源濂的弟弟。他祖籍湘阴，父早逝。兄弟二人靠母亲在长沙乡下做针线活养大。母亲希望源让成才，曾送他到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但小源让对八股文很是反感，他语出惊人：“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发挥，我决不伪装圣贤来说假话。”1898年，15岁的范源让随兄范源廉往梁启超任总教习的湖南时务学堂求学。梁启超的变法图强思想对他影响很大。1900年他和兄一道去日本，1908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确立了他的终生志向——化学工业，遂改名范锐，字旭东，谓“锐意救国，以期旭日东升”也。

　　1911年，范旭东胸怀“工业救国”之志回国。1914年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为中国生产精盐之始。1918年又成立永利制碱公司，所产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博览会上获金奖。1922年建立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黄海化工社，接着在南京建造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大型硫酸铵厂，因而被世人誉为“中国化学工业之父”。

　　1913年，范旭东借助其兄在民国政府担任教育总长之便，被派到欧洲考察盐政和制盐工业，深感德、比等国人民食用的精盐，洁白卫生，有利健康。回国后，他几经筹措，在梁启超、张謇、蔡锷、李思浩、王家襄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集资5万元，于l914年7月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以期永远为广大国民造福，不断发达昌盛。该公司由担任中国盐务署的顾问景学钤担任董事长，范旭东担任总经理。

　　久大精盐公司于1915年12月7日正式投产，所制精盐3万担均品质纯净，色泽洁白，以海王星牌为商标，面市后立即受到人们的喜爱。但久大的精盐冲击了旧盐商的市场，也招致了旧盐商的多方抵制。他们利用传统势力挟制长芦的盐民灶户，不准长芦的灶户卖给久大原盐，并通过盐务稽核所限制久大的生产数量和销售地区。但久大毫不退缩，通过多方努力首先在1916年购入灶首张文洲的6副盐滩，又先后与其他l9副盐滩的业主签订了长期供给久大原盐的合同，打破了中国盐政沿袭了近千年的“引岸制”。从此，久大自有盐田2000余亩，基本上保证了所需原盐的供应。与此同时，久大公司的赞助人梁启超，又在1916年利用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之机，帮助久大争取到袁世凯的支持，打破了销售禁区，将精盐打进了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各口岸。到1918年，范旭东联络汉口18家精盐商号，组成汉口精盐公会，实行联销联营，既缓解了当时两湖地区的盐荒，又开辟了新的市场。由此，久大声名大振，不仅稳稳地站住了脚，而且为中国精盐工业的崛起立下了开创之功。

　　经过l0年的努力，到l924年，久大精盐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精盐企业，年产量由最初的3万担增至500万担，资本由原来的5万元增至250万元。盐厂设于塘沽，公司设于天津，分销店遍布全国南北各省。设于长沙太平街的经销部基本上占领了湖南的精盐市场。

　　正当范旭东的化工事业欣欣向荣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底天津沦陷，范旭东避走香港。日本商人赶至香港，向他提出收购永利碱厂。范大义凛然：“我们工厂不卖，你们若要抢，就抢走好了。”同时电告天津同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能与日本人合作，尽量设法把设备转运后方。”次年，永利碱厂和久大盐厂相继陷于敌手。

　　日寇接着把目光盯上南京永利硫酸铵厂。日本军方深知这个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工厂，只要改几道工序便可充当军用。因此战争一起，日军即派员找范旭东商谈“合作”，企图保存全部设备，以为军用。范旭东痛斥来者说：“宁肯举丧，不收奠仪。”日寇脑羞成怒，派飞机三次轰炸化肥厂。范旭东决心破釜沉舟，命令员工把凡是可以搬动的机器迅速西迁，凡是无法移动的设备统统沉入长江。敌军占领南京时，化肥厂只剩下一座空厂房。

　　范旭东冲破包围，毅然率领全体技术人员入川，在四川又办起久大、永利分厂，继续生产盐、碱，支援抗日战争。久大公司经理李烛尘(湖南永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一轻工业部部长)率领一部分人员转往四川自流井，重新建立精盐工厂，到l938年9月开始出盐。

　　1945年，范旭东积劳成疾，病逝于重庆。11月３日，陪都召开隆重追悼大会，沈钧儒、郭沫若、章乃器等著名人士都参加了大会。毛泽东、蒋介石送了挽幛。毛泽东送的挽幛上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鸭绒专利第一人丁鹏翥

　　丁鹏翥（1891—1958），号博生，湖南衡阳人。他为人刚正不阿，廉洁自持，一生热爱祖国，致力于发展实业，有独特的成就。1918年在长沙发明制造羽绒的机器，获国民政府农商部专利权。1920年创办中国首家羽绒企业——长沙华新羽绒公司，并发明横行衣胆和筛绒方法。l924年制成三层式鸭绒被，打开国际市场。l946年，“丁制鸭绒被褥”以质地轻柔、御寒力强、折叠体积小等优点，获国际博览会大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沙市轻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湖南鸭绒厂厂长。

　　1918年，湖南通货膨胀，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商业普遍遭受摧残，工厂倒闭甚多，湖南经济陷于极度困难境地，广大劳动群众谋生无路。年仅27岁的丁鹏翥，目睹现状，忧心如焚。如何开发湖南经济资源，为家乡人民造福，如何发明一种产品，抵制洋货，已成为他时在念中之事。于是他四处奔走，不断探索，经朝夕凝思苦想，深入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鸭、鹅毛等废物大有利用价值。他当时暗自思忖，那些被人弃之于地的鸭鹅毛，到处皆是，来源充足，收购容易，价格便宜，若进行整理加工出口，使它变废为宝，难道不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

　　这年，丁鹏翥开始搜集鸭、鹅毛，与夫人共同试验，首先制成样品，与外商挂钩试探销路。初制样品时，采取手工操作，即将一堆堆鸭、鹅毛排放在工具桌上，手搓口吹，提取绒毛，排除杂质，然后用水洗净晒干，按粗细分等包装，投寄汉口有关单位。不久，得外商复信认可，并在来信中要求去除粗翅，剔净灰杂等物，绒毛才符合外贸出口商品要求。当时丁鹏翥便试以自己的肺活量，尽力吹搓散飞绒毛，竟发现绒毛轻重不同，被口吹而分远近，且有一定距离，因而想到绒乃羽中佳品，价值更高，倘能用机器代替手工操作，则使绒与羽截然分开，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能提高生产效率。丁氏设想至此，非常兴奋，开始精心研制取代手工操作的机械。丁鹏翥一面继续采用手工提绒，一面设计羽绒机器图样，反复试验，历时数月，始获成功。1918年４月正式试制出了第一部铁木结构的摆绒车，洗毛，消毒，烘烤等设备，也于同年７月全部完成。1919年３月，接到农商部复函，邀请丁鹏翥到部面洽。丁氏到京后，就将原机器改良数处，听候审批。他返回湖南不久，又接到农商部1919年４月28日第四九六号批示：“查所制羽绒机器，经本部审查，尚属实用，应准按照《暂行工艺品奖章条例》给予专利五年，以示鼓励，填发奖励执照一份，仰即具领……”并于同年９月27日在政府公报上刊登。那时候，湖南发明机器而受专利奖赏者，丁鹏翥是第一人。当时欧美各国还没有发明提取羽绒的机器，丁氏羽绒机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提取羽绒的机器，而且用这种机器所制的“丁制鸭绒被”，亦为中国所独有。

　　1920年，为扩大羽绒产品销售业务，丁鹏翥夫妇乃于长沙堂皇里创建我国第一家羽绒企业—长沙华新羽绒公司，1921年又扩资组成华新羽绒股份公司，丁鹏翥任董事长兼总技师。公司成立后，生意兴隆，订单络绎不绝，新产品销路日宽，利润亦较丰。当时“丁制鸭绒被”因选料严格，制作精良，轻软柔和，折叠后体积小，便于旅行携带，且御寒能力强，又能浮水，深受消费者欢迎，远销香港、日本、美国等地，曾多次参加国际展览会并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特产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国货陈列馆创始人刘廷芳

　　刘廷芳(1900—2000)，湖南衡阳人。192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来长沙，在湖南省建设委员会任职，相继创办湖南省银行、湖南模范劝工场和湖南国货陈列馆。1949年赴美，后入美国籍。在美国创建廷兴公司，任董事长。1980年后6次回长沙，并于1994年94岁高龄时重游国货陈列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货排山倒海般地倾入中国内地，强弱悬殊，外交困难，又不能明令排斥国民政府工商部乃令各省设立国货陈列馆，以提倡国货，挽回利权。湖南省主席何键、省建设厅长余传籍以这项任务与刘所任劝工场业务相近，遂派刘负责筹备。刘廷芳当仁不让，于1930年1月成立筹备处。筹备处第一个任务是选择馆址。经过仔细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最后选择了今中山东路贡院旧址（前清省考场）全部基地。因其前面有开阔地（今三角花园）适合建筑高大楼房，又居中山东路中段，地点适中，交通方便。筹备处随即分途进行勘测设计、预算拨款，招标承建筑风格为欧美传统带古典色彩。正面为主体陈列室楼房三层，并列16个圆形立柱；三楼顶部正中再增加四层，以方形为基础，上配八角柱体、圆柱体、圆锥体；顶上立钢管旗杆构成尖塔形，与前面16个立柱配合，颇显雄伟。在前栋三层主体楼房后，紧接建一层平房作商场。商场后为办公室、图书室、弹子房、锅炉及附属电影院、酒家、浴室、理烫店。

　　国货陈列馆于1932年10月1日落成，刘任馆长。国货陈列馆落成开业之时，何键女儿何玫剪彩，各方代表莅临祝贺，蔚为一时之盛。前面二三楼陈列全国各大城市的名产国货和本省各地区特产；地层全部辟为商场，招商出租承办，一律限售国货，成为全省最大的国货商场。商场装修豪华程度为全省之冠。夏季满堂电扇，冬令温暖如春。广播音乐，当吋尚属创举，不仅轰动全城，而且省内外亦不少人士前来参观学习。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湘视察时曾流连于国货陈列馆，刘廷芳当向导用英语介绍时，宋美龄听到刘廷芳流利英语且夹杂纽约方言，不禁为之一惊。交谈中她认为刘是湖南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由于宋美龄的赏识，刘得到了国防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又得以向国防委员会建议锑业国营，继而首任锑业管理处长。

　　1949年刘廷芳因病赴美就医，后加入美籍。20世纪80年代以来，刘老以80多岁高龄，先后多次回国，其子国荣、国正亦回国7次为引进外资，加强经济联系效力。刘氏父子所为，深得中央及湖南省、市有关部门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