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历史文化：经济重镇 区域中心

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长沙历史文化

王习加  主编

湖南师大出版社

2018年12月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楚汉名城 荆湘重地

　　第二章 经济重镇 区域中心

　　第三章 湖湘文化 独步天下

　　第四章 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章

经济重镇  区域中心

作者：陈先枢

　　长沙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商贸名城，与商贸直接相关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历史上也显赫一时。商周时期长沙地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并开始使用货币。“长沙，楚之粟也”。唐代每年都有大批税米运往京都，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三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名，潭州集市出现了“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盛况。长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之一，晚唐长沙窑首创釉下彩工艺，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五代时长沙茶叶贸易盛极一时。宋代出现了“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繁华市景。元代潭州的油漆颜料广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到清代长沙又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首，清末成为中国五大陶都之一。公元1904年长沙正式对外开埠，从此长沙经济社会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

　　第一节 早熟的商品经济

　　长沙商业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吋期的楚国便具有了商品经济的雏形。著名学者郭仁成在《楚国经济史新论》一书中说：“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是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商品经济。”汉代以后，长沙对外地的商品交换更趋频繁。

　　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师伐楚，随武子就认为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断定楚不可伐。早在殷商时代，楚人便与殷商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殷人最早使用海贝作为货币，楚人独用称为蚁鼻钱的铜贝。湖南省博物馆1959年刊印的《长沙楚墓》证实，蚁鼻钱、郢爰等楚国货币，在长沙楚墓中均有出土。郢爰是黄金货币，长沙五里牌5号楚墓、仰天湖2号楚墓都出土了“郢爰”泥金钣。而砝码、天平等称量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因为天平、砝码，与称量黄金货币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于是才有了货币的发明。据《一统志》载，“楚铸钱处”就在长沙的铜官。

　　楚国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那时国家、官府垄断着工商业。从著名的《鄂君启节》可知，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同时又是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这支商队从鄂地出发，出汉水，经长沙，入耒水，南向鄙(今永兴)，抵洮阳(今广西全州)，水陆并进，无处不往，几乎可到达南国各地，进行商业贸易。

　　“楚材晋用”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最初讲的是：蔡声子使晋过楚，令尹子木问他：“晋大夫与楚孰贤？”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说明，楚国的木材和皮革已远销三晋。

　　当时，长沙城已初具规模。目前长沙地区已发掘春秋战国楚墓3000多座，这说明楚人已聚居长沙，而土著人口肯定更多。区内手工业发达，市井繁荣，已有较为集中的水井出现。l987—1988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地下商场工地，发现古井l6口，其中战国水井4口。在其附近的中山商业大厦工地，也有战国水井发现，并发现一处陶器作坊遗址。水井的大批出现，与人口的聚居和商品的交易有着密切关系。《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显示着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1980年发掘的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槨墓，出土漆器15件，其中有剑鞘、木琴、漆奁盒、羽觞、漆虎子、木俑、漆卮、木梳、篦、木器座和木架座。漆器种类之多，说明长沙人在当时已普遍使用漆器，漆器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长沙杨家湾所出土的羽觞上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戳印，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一件羽觞底部有漆书“某里×”。在其他地点出土的漆器也发现有形状、大小、文字完全相同的戳印。据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自产自销的漆器私营作坊。戳印的作用是标明生产地点和经营单位，已具备商号和商标的初步功能。

　　秦一统天下，商业贸易更趋便达。秦在湖南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秦代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与南越诸国的商业往来。

　　西汉初，长沙国货币的铸造与流通十分发达。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泥“郢称”300余块、泥“半两”40篓，每篓约2500—3000枚。“郢称”属楚国的一种称量货币，在吴氏长沙国流行，是继承楚地方性铸币的结果。汉文帝时，长沙岀现了最早的铁钱，1960年发掘的砂子塘5号墓中出土了“铁半两”钱33枚。汉武帝时始铸五铢钱，1957年《长沙沙湖桥一带西汉古墓发掘报告》载，34座墓有25座岀土有泥半两和泥五铢。清光绪《湖南通志·食货》载，唐代 “铜山在长沙县北百里楚铸钱处。先天之际，郴衡钱才有轮郭锡铁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镕锡模钱，须臾千百”。

　　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等的商品交换十分频繁。《汉书·两粤传》载，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广州巿南越王墓共岀土铁器150余件，有兵器、农具和生活器具，据考证，大多数是长沙国供应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商号标志。“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由此可见，西汉长沙地区与外地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

　　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三国的东吴到东晋，直至南朝宋、齐、梁、陈，都以建康(西晋时称建业，今南京市)为首都，史称六朝。在这一时期湖南一直在六朝的势力范围之内。三国时长沙属吴，是吴国西陲重镇，贸易发展很快，形成许多集市。商人们争相租赁集市摊位，摊主需向巿吏缴纳“地僦钱”。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岀土10多万枚孙吴简牍，通过清理，发现不少“临湘(长沙)谨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钱人名为簿”的竹简，可见当时长沙集市贸易已相当规范，并颇具规模。

　　唐代长沙成为中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沿江一带形成了一些集市，城内货肆行铺林立，初步形成了一座商业城市。唐大历三年(768年)，流寓长沙的大诗人杜甫写下了“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诗句。说明唐代长沙城已有较为发达的集市。

　　五代时，马殷占据湖南，以长沙为都城，建立了楚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为了便于发展境内外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在境内流通。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

　　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而湘江之畔的潭州城，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曰：“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元代实行重商政策，商税很轻，最高三十税一,最低六十取一。随着南北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湖南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棉布、矿产品都大量进入市场，商业十分繁盛。潭州“李日新”商号“自具工本”煎烹的矾，十分之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的贸易有增无减，每年运销湖南的淮盐达数千万斤。长沙与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日益密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也印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代。

　　1985年，在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广告实物，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制作,一尺见方，完整无缺，四周印有花边图案，右上方的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有完整广告文的印刷广告实物。

　　明代是湖南商业的又一大发展时期，长沙地方官员首次提出了“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经济发展战略。据《李东阳集·杂记·浮居户》和李鼎《李长卿集》载,明代江南的“浮居户”(船户)大多从事长途贩运，“江湖东西货贵贱，朝游楚州暮吴县”，楚地出现了“日夜商贩而北”的景象，长沙则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江南的重要商埠。除米市和茶市外，明代湖南各县土特产和手工业品的贸易也很繁荣，如棉布、葛布、苎麻、土绢、蓝靛、白蜡、桐油、楠竹、麻油、茶油、纸、蜜等的产销量都很大。而长沙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埠，恰如明崇祯《长沙府志》风俗卷所云“民物丰盈，百货鳞集，商贾并联。”长沙城市的市场网络也初见雏形，周边有溁湾市、渔湾市、赛头市、全塘市、仙人市、小埠市、暮云市、榔梨市、涝塘市、新康市等集镇，交通四通八达，长沙在明代显然已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

　　清初巴陵(今岳阳)的棉纺织业、湘潭的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已不是单纯的农家副业性质，而是独立的小手工业作坊了。清乾隆《岳州府志》载，大批的“吴客”(江苏一带的商人)为主的包买商以长沙等地为据点前往巴陵收买布匹，而且还将“苏花”(太仓棉)等原料和资金分贷给织布者，收购制成品。其后长沙、衡州商人也加入了这种“包买商”的行列，“布归横塘、新墙，客惟衡州、长沙人矣”。这已是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初步形态了。由于江苏及长沙商人商业收购活动的促动，有些巴陵人干脆把纺织工场开到了长沙。浏阳县训导吴敏树所著《畔湖文集·巴陵土产说》记载，“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角嘴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绩。”

　　康熙三年(1664)置湖南省，长沙即成为省会。至乾隆年间(1736—1795)，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了这期间长沙商品流通的盛况：“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内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