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书院迁建天心阁下

城南书院原在城南妙高峰，是南宋大儒张栻之父张浚在潭州的居所，建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因而声名远扬。当时的城南书院，名为书院，实为私家园林，张浚父子精心营造了“城南十景”。淳熙间，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离开长沙，十景逐渐荒废。到元代，南阜上的“苍然观”改为“高峰寺”，但张浚手书“城南书院”四字匾额仍保留在寺内。明正德二年（1507），湖广行省参议吴世忠、湖南提学道 陈凤梧曾谋求在妙高峰恢复城南书院，但此地已被吉藩府所据而未果，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长沙府推官翟台才在妙高峰寺下建得学堂5间，万历中复圮。但城南书院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消失。

城南书院真正成为诸生肄业之所，是从清乾隆年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时开始的。杨锡绂（？－1768），字方来，江西清江人，雍正进士，授广东肇罗道，亲莅围基卫田，终任无水患。乾隆十年(1745)至二十年(1755)年间，三任湖南巡抚。二十二年(1757) 任漕运总督，屡疏漕运策，多纳之。谥勤憨。编有《漕运全书》。清乾隆十年（1740），杨锡绂任湖南巡抚，下车伊始，杨便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然而前来应试的生童寥寥无几，问其故，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中隔湘江，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杨决意将岳麓肄业诸生迁移至湘江东岸的城内就读，恰巧在都正街寻得都司衙门空署一所，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因该书院在城之南隅，且距妙高峰原城南书院旧址仅二华里许，故仍称“城南书院”。此举极得人心，司、道、守、牧各官都捐出养廉银，历一月落成书舍80间，分正谊、生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又仿岳麓御书匾悬之讲堂，岳州知府黄凝道捐建御书楼于书院东南隅，中祀朱熹、张栻及有功书院诸先贤，从此天心阁下一片弦诵之声。杨锡绂特为之作记勒石，可惜碑石早毁，故录全文如下:

      迁建城南书院记

杨锡绂

宇宙之事功视乎人材，人材之造就在乎学校。书院者，拔学校之尤而切劘淬厉，以收造士之实效，辅学校之不逮也。有宋四大书院，曰：嵩阳、睢阳、鹿洞；其一即楚南之岳麓，创于宋长沙守朱公洞。至朱、张两夫子倡道东南，大辟讲舍，一时从游之士至千余人。其后虽兴废不常，而学士大夫谈名胜之遗迹，莫不流连慨慕，想见当年正学昌明。或恨其生之晚，或怅其地之隔。亦可见先贤之泽，流被无穷，而书院之造就人才，其有补于学校非小也。我国家崇儒重道，远迈前古。世宗宪皇帝特命各省会建立书院，赐以帑金，资以膏火。湖南即因岳麓书院葺而新之，延师萃徒，以宏教育。中丞虞山蒋公又疏请御书“道南正脉”扁额，敬谨悬挂。作人雅化，虽《菁莪》、《槭朴》之盛，曷以加兹。

乙丑夏，绂来抚是邦。下车即亲赴岳麓，课试生童。乃肄业诸生，寥寥无几。询其故，缘岳麓离城十余里，中隔湘江，春夏水涨弥漫，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归而检阅志乘，长沙于宋时尚有城南书院，为张魏国公浚所建。当时，朱张两夫子讲学长沙，或过岳麓，或止城南，亦以湘江多阻之故。是城南与岳麓原相表里，顾久废为僧舍，不可复问。以朱张两大儒往来讲学之地，存其一而湮其一，固湖湘都会一大缺陷事。且使士子临流兴叹，不得时亲前贤之讲席，亦虚朝廷造士之本意，岂非守土者所当急谋兴复者哉。爰是广加咨度，得都司空署一所，恰在城南，地势高爽，遥望岳麓于几席，然于改建书院为宜。因偕司道守牧各捐养廉，鸠工庀材，一阅月而落成书舍八十间，恭慕岳麓御书扁额悬之讲堂。岳州守黄君凝道又建御书楼于院之东南隅，中祀朱张两夫子及有功书院诸先贤，以为诸生朔望行礼之所。仍颜曰“城南”，志旧也。

绂自维学无根柢，加以簿书鞅掌，日益荒落，岂敢附前贤之门墙。顾念国家廪给之资待士，如此重道脉之揭，训士如此其殷。身为守土，与有化导之责。则萃英俊而甄陶之，延名师而课督之，俾得往来于岳麓、城南二院，不问缀其功。庶几因文见道，由流溯源，从事于讲习讨论之功，以得乎修己治人之要；卓然守朱张两夫子之正学，而不为功利词章之习所摇夺，使东南之道脉益有以永其传而扩其绪。则书院之盛，即学校之光也。诸同人请勒诸石。故为揭其兴复之由、与岳麓相表里者，冀后之人两存而并护之也。 

乾隆十二年(1747)，新任长沙知府吕肃高特为城南书院题联，此联深含哲理，上联讲做人，下联讲治学，劝人不可苟日偷安。勉励城南学子发奋学习，树立远大志向。联曰:

人只此人，不入圣便入狂，中间难站脚；

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

乾隆二十一年（1756），湖南巡抚陈宏谋将就读于城南书院的原岳麓诸生复移至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仅留新生童肄业。那时的书院，学生一般都享受公费伙食，由府署拨款贴补。古时的书院，有一个必须遵承的规制，即所谓黉序：“为孔子传道统，为天地而立心。”书院为儒学之林，文庙（孔庙）、文昌阁、魁星楼是其必备的祭祀构筑。祭孔是因为孔子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开山鼻祖，而祀文昌帝君与魁星二神像，是因为二者是主宰功名、禄位、点定中试之神。早在城南书院迁建到此之前，文昌阁（即后来的天心阁）里就一直祭祀文昌帝君，书院来了，正好借助这个有利条件，再在阁内增祀一个魁星神像，便将天心阁作为了自己的专用祭祀场所。书院每年春秋两季在阁上开展两次祭祀活动，平时也是安排专人常年看护，阁上香火不断，同时向百姓开放。为方便诸生登上天心阁进行祭祀活动，特在书院前的城墙内墙旁，自下而上增修一个百余级石阶梯，可直达天心阁南侧城头之上。

乾隆四十七年（1782）湖南巡抚觉罗敦福、嘉庆五年（1800）长沙知府沈廷瑛、嘉庆二十三年（1818）署盐法道善廉先后3次对城南书院进行大修。嘉庆十八年（1813），天心阁因年久失修，将近倾圮，城南书院山长罗畸即捐款进行重修。据《善化县志》载：嘉庆十二年、十八年，山长捐银两发典商生息，书院门堂夫按月领银七钱，天心阁看夫每月领银三钱，每月分奉大成殿（孔庙）及文、奎像前香火，打扫院宇。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湖南巡抚左辅认为城内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治，逼近闹市尘嚣，且地洼低湿，空间狭小，不利于学子静修。于是左辅联合布政使程祖洛捐资，于妙高峰旧址重建城南书院，至道光二年（1822）完工。至此，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77年后，又回迁到其660余年前的始创地妙高峰。天心阁下城南书院旧址则改建为“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即元指挥使刘承忠，相传“祷蝗有验”，清雍正间始列入祀典。

到光绪初年，城南书院旧址又复建成学堂，名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原在岳麓书院内，为道光十一年(1831)崇尚朴学的湖南巡抚吴荣光所创。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到光绪元年(1875)，湖南学政朱逌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下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20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朱逌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记》，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朱逌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闿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芷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校经堂仅有学额20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光绪十六年(1890)，当时的湖南学政张亨嘉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煕宁街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这样，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旧址又做了15年的学堂。

道光皇帝为迁至妙高峰的城南书院御书“丽泽风长”匾额，从此城南书院步入了它的辉煌时代，著名学者孙鼎臣、余廷灿、贺熙龄、何绍基、陈本钦、郭嵩焘等先后主讲城南书院，青年时代的唐鉴、曾国藩、左宗棠、丁取忠、王闿运、邓辅纶、张百熙、刘人煕以及黄兴等曾在此修藏或就读。书院内旧有清光绪进士梁鼎芬所撰一联:

往事忆觚棱，身别都门二十载；

新旧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此联道岀城南书院桃李满天下之盛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城南书院改为湖南师范馆，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

晚清著名方志学家陈运溶于1910年前后年间曾作有《长沙怀古·天心阁》诗：

天心阁亦鲁灵光，俯瞰郊原暗自伤。

岳麓城南无觅处，莫言湘水校经堂。

作者以一种无限伤感的语调表述了天心阁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以及湘水校经堂之间在过去历史中的相互关系：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奉谕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岳麓书院之名在当时已不存在；城南书院在天心阁下存在77之后，于道光二年（1822）回迁妙高峰，清末改为全省师范学堂，从此城南书院已亦不复存在，故诗中说上述两书院“无觅处”。湘水校经堂于光绪初年从岳麓书院迁到天心阁下原城南书院旧址，至光绪十六年（1890）又迁新址煕宁街，故诗中说“莫言”了。在作者看来，天心阁虽累经兴废，但最耀眼的年代是闪烁着“鲁(孔孟家乡)灵光”的兴教时代，而今登临其上，环眺四野，天心阁下曾经成群学子的身影早已消声匿迹，真乃世事沧桑，变幻无常，今非昔比！一种莫名的无奈之感不禁充斥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