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宝地伏龙山

风水宝地伏龙山

陈先枢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国藩墓位于今长沙湘江新区坪塘街道桐溪寺后伏龙山上。伏龙山因远望山体酷似一伏卧的巨龙，故名伏龙山。由于它王气十足，旧时村民又叫它大王山。旧有八景：盘龙松、集贤桥、象王岭、谈经石、狮子峰、桂花井、金盆岭、万寿亭。

伏龙山旧以桐溪寺位于此而闻名于世。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位于伏龙山下，为唐代振朗禅师创建。其法系是：慧能传青原行思，思传石头希迁，迁传兴国振朗。《五灯会元》有传，慧能属禅宗南宗青原系下二世，与乐山严惟、丹霞天然等人为同门。振朗死后建塔于寺左。该寺掩映于绿树丛中，建筑宏伟，楼阁玲珑，三道大门，宽敞明亮，为唐代名刹。不久，寺毁，至宋复建，名曰伏龙庵。至明末，寺又毁。清代，经天岩应适禅师募缘重建，改名桐溪寺，因山后桐林茂密，寺前流水潺潺，山青水秀，环境幽雅而得名。

另据清光绪《善化县志》记载：与桐溪寺邻近的谭家冲，建有护国塔院，“寺田三百六十亩，田山塘坝无间”。民国期间，桐溪寺属“长沙八大丛林”之一，山门上书“兴国寺”三字，其门联云：

兴国家风古；

伏龙祖道长。

进门后，拾级而上，有大雄宝殿等殿堂，寺宇布局与一般禅宗寺院相同，仅两进，客堂设在西边厢房之中，方丈室在寺后东边角落。院中有数百年的罗汉松、白果树各两株，枝繁叶茂，挺拔隽秀，为寺院增色添辉，后亦成为曾国藩墓园的入口。1944年，著名诗僧万休圆寂于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寺住持祗修和尚开期传戒，前来求戒者近200人，千年古寺名声大著。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国藩墓自河东金盆岭迁葬于此，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墓冢为三合土拌碎石加糯米混合封堆，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高2米。茔地砌花岗石罗围，并立碑三通，汉白玉石碑心，主碑高3米，刻楷书碑文“皇清太傅大学士曾文正公一品侯夫人欧阳夫人之墓”。附碑均为龙纹浮雕。墓前有拜台、祭坪。东西各立石阙一个，高约4米，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原墓庐内立石龟青石碑一通，距墓庐300米处有御碑亭。今墓庐及御碑亭不存。涂均《过曾国藩墓有题》联云：

桐溪埋璧有砒瑕．荡虏勤王，朝野难同一哭；

枢府沉星留典则，齐家治国，文章独著千秋。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长沙府湘乡县荷塘都（今属双峰县）人。道光进士。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擢礼部右侍郎，历署兵、吏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帮办团练，后改编为湘军。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发布《讨粤匪檄》，开始领兵进攻太平军，出湘作战。10月攻下武汉，加兵部侍郎衔。咸丰八年（1858年）攻占九江。咸丰十年（1860年）8月，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后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破天京（今南京），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同治五年（1865年）3月奉命镇压捻军。期间与李鸿章协力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揭开了洋务运动历史。同治六年（1867年）授大学士，次年调任直隶总督。同治八年调任两江总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

清同治十一年二月（1872年3月）一代名臣在曾国藩南京病逝。曾国藩逝世后，其生前好友郭嵩焘曾多次来伏龙山为曾国藩相墓地。郭嵩焘非常看中坪塘这块风水宝地，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宿曾氏墓庐，在兴国寺左侧山下，其前即御碑亭也。兴国寺以桐溪为名，入皆谓之桐溪寺。榜曰伏龙山，盖又以山为名也。往为文正公相地，疑左侧山过一田峡，非砂体。汤萼楼谓桐溪港水口紧密，其结作实由此山穿田，至塅中回身逆结。以天晚，未及往视，惟视其过峡处，见山势横开一嶂，益信其非砂体也。”

然而，曾国藩灵柩并非一到长沙就安葬于坪塘伏龙山，而是有一个曲折而有趣的过程。

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二十四日，曾纪泽兄弟遵照父亲“归湘为便”之遗嘱，在金陵解缆，从水路扶柩归湘。

　　五月十七日，船抵长沙水陆洲。二十日，安柩于长沙城内曾子庙。此时正当暑天，因此，曾国荃决定在长沙南门外的金盆岭暂时浅葬，待它日觅得佳壤再行定葬。六月十四日，灵柩出殡，浅葬金盆岭。金盆岭墓地，位于今南郊公园，与岳麓山隔河相望。曾纪泽说：“此地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他认为父亲在此可以“永安先灵”，但九叔父曾国荃不同意，他只好再赴湘乡等处寻觅佳壤。

　　曾纪泽浅葬父亲于金盆岭后，在往来于长沙——湘乡之间，一直积极为父亲寻觅新的墓地。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九日，纪泽与九叔父国荃到了湘乡西阳，当天就在“五龙冲”看地。第二天，又冒雨至“文公山”看地皆不尽意。

　　六月十三日，曾纪泽与妻弟刘伯固到紫竹林择地，决定将父亲灵柩永安于此。紫竹林位于铜梁山中，优钵寺坐落其中。铜梁山，又名昌山，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它横卧双峰、湘潭两县交界之处。距离富厚堂20里，是曾府陆路赴省必经之道。在铜梁山海拔600米处，有一个顶峰村，曾府为了来往方便，在此修了一条青石板路过山，在峰顶建有“稍息亭”。曾国藩亲题联云：

稍停步，到此已登峰造极；

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

曾纪泽为了在回家路上谒墓的方便，也为父亲“官至极品”，已“登峰造极”，在此安息是富有纪念意义的，于是选中了铜梁山之紫竹林。但遭曾国荃极力反对，并独自跑到坪塘看地去了。叔侄之间因相地而产生了分歧。

　　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曾纪泽招集夫役在紫竹林辟山开道，以便迎柩。郭嵩焘知道此事后，决定亲自去湘乡为文正公相地。二月初一日，郭嵩焘冒雨登舟，从长沙启行。郭嵩焘从水路进入永丰，对紫竹林之“风水”大为不快。他在日记中说：“紫竹林山高约百余丈，龙势方前趋（脉自昌山来），此其开嶂左角也，其不宜立穴与紫木冲（引者按：刘蓉的祖茔之山）同，而险峻过之。因登山顶周览，于其龙势行度，一望了然，益觉沅甫宫保（引者按：指曾国荃）于此求地之为无谓也。”

　　两天后，郭嵩焘再到儒阶冲，与曾纪泽长谈紫竹林墓地之弊端。他以铜梁山高“百余丈，龙势方前趋，而险峻过之”，说明“不宜立穴”之由，细心开导纪泽。“负强任气”的曾纪泽没有听从郭嵩焘之言，于二十一日离开儒阶冲，去紫竹林指挥掘地。二十五日，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行二十余里，辰正至紫竹林，与曾宗九等一谈。穴间掘罗围皆嫩石，余亲督一役掘穴心，视之亦嫩石，此地不可用矣！至优钵寺久坐，具饭小食。行二十余里至歇马。”曾纪泽长叹：“此地不可用矣！”只好经湘潭歇马，赶回长沙。

　　曾纪泽在紫竹林指挥掘穴之时，郭嵩焘已抵长沙去坪塘相地。此时曾国藩虽安葬金盆岭已久，但痴心的郭嵩焘非常看中坪塘这块风水宝地，认为“桐溪港水口紧密，其结作实由此山穿田”“山势横开一嶂，益信其非砂体也”。

　　郭嵩焘第一次坪塘之行不久，曾国潢、曾国荃兄弟，特地带领纪泽兄弟同至坪塘看地。《曾纪泽日记》载：“饭后偕栗弟登舟，侍四叔父、九叔父往坪塘看地，在桐溪寺坐极久，眺览山势亦颇久。”曾纪泽对伏龙山之地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大概就是这次相地，曾家统一了思想，特别是曾国藩生前对于葬地有“容与舍弟商妥定议”之语，这次他的四弟、九弟及儿子纪泽兄弟都在场，于是，选定了伏龙山作为曾国藩的墓地。

　　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初六，曾纪泽陪沈青泉到伏龙山，在桐溪寺小坐片刻，即在寺后墓地处定向址，钉桩志之。次日，即将曾文正公灵柩移至船上。十一月初三，欧阳太夫人出殡，灵柩安置于船上，与曾文正公柩并列。“城中文武各官，自中丞以下，咸来祭奠。”曾纪泽十一月初四日的日记记载了迁葬的全过程：“迁文正公、欧阳太夫人灵柩升舆登山。辰正二刻离船，巳正二刻到山，安柩坎傍，诸客行礼，酬答良久。文正公祠住持僧一心、伏龙山寺方丈僧各率其僚侣设祭，口中念诵经咒，良久乃毕。饭后偕沈青泉用指南针测准坎中方向。以墨线识之，约一时乃妥。与伯固及诸友议论方向上下之位良久。余夙不信风水家言，故于其中款窍茫然不解，以葬亲不敢不慎，聊从俗一一择之。然堪舆家无真实可据之理，是以无一定不易之说。余兄弟既从沈青泉之言，即当一一以青泉为主，不可为筑室道傍之见也。山名伏龙山，九叔父所深赏，青泉屡次复视，以为尽善者。友朋或赞或毁，或以为乾巽向非是，或谓向是矣，而嫌点穴过上，或以为开圹过浅，不一其说。究之五患之外，但求土质洁燥，可安体魄而已，其馀皆臆说耳，何是据哉？夜饭后，四叔父率诸弟及朱星槛、陈松生诸亲友以米、盐、茶之属实于缶中，诵《诗》‘信彼南山’、‘倬彼甫田’、‘大田多稼’三章，各三遍，将以纳诸圹中，湘俗也。”

原来，纪泽根本不信风水，只不过是“九叔父所深赏”而已。十一月初五日，“丑正二刻起，奉文正公及欧阳太夫人灵柩，同时下肂，在坎中移拨方向良久，寅正一刻竣。”至此，曾文正夫妇灵柩，永安于坪塘伏龙山上。

（作者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