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近代商业发展

第四节 民国时期湖南商业

进入民国以后，湖南商业进一步扩展。 民国初年长沙已有各类洋行88家，其中日商最多，英商、德商次之。输入的洋货以纺织品、搪瓷制品、五金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颜料为大宗，还有药品、海味等。这些工业品除销本市外，多转销全省各城镇。1913年日本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在其调查报告中称：“长沙为湖南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卸于于此。然后销散于他市镇。”

1918年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昌段修成通车，长沙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区采购的工业品及洋货，可由铁路运抵长沙，同时也加速了长沙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长沙与汉口在经济上的伙伴关系形成了两地经贸的良性互动，长沙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往往借助于汉口，反过来汉口又常常以长沙作为经济的后续，从而推动了两湖地区在中国近代舞台上的相互争辉。1919年长沙海关进口商品总额为1139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256．6万关平两，是长沙开埠以来进口洋货最多的一年。1920年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长沙设分公司，并把代理商和分代理商扩散到湖南各地，形成了强大的推销网。德士古与英商“美孚”、“亚细亚’3家洋行基本上垄断了湖南的石油市场。

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长沙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其中户数较多的行业有：南货土果业181户，苏广杂货业136户，酒业186户，鞋业133户，烟业116户，衣业188户，药业133户，米业197户，木业137户，绸布业52户，茶馆业79户，面馆61户，丝线业71户，油盐业71户，旅馆业87户等。这些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南部从大西门延伸到南正街、八角亭，再与药王街对接连成一大片，成为长沙百货荟萃之区。北部由中山路经北正街至湘春街，与通泰街、潮宗街纵横相接，形成长沙杂货繁盛之区。这也是长沙早期长沙、善化两县同城，分别经营的结果。清代后期形成的专业商业街市，此时更趋繁华。坡子街毗邻批发商业地段，是河埠进入城中区的要道，钱庄、扇店、金银首饰店、铜器店、笔墨店、药材号在此处麇集；南正街是城区南北交通干线，南货店、餐饮店、刀剪店、烟店、颜料店、红纸店和茶庄等杂货商店甚多；具有现代气派的百货店、绸布店则大多数集中在八角亭一带。

1923年湖南省政府为“俯顺民情”，由实业司司长唐承绪（唐生智之父）负责监建了“湖南模范劝业工场”，内设商店百个，分别由商户承租，一律经营国货，明码实价。这个劝工场就是后来国货陈列馆的前身。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洋货进口锐减。

加上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长沙市场增一度混乱。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街头一片白色恐怖，导致部分商店关门。正如《中国实业志》(湖南)所记当时湖南市况所说：“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货进口亦减，于是经济衰落，商场凋蔽。”

1931年后，湖南政局暂趋稳定，湖南商贸又渐趋回升，到1933年长沙商店增至12484家，比“商场凋蔽”的1929年的5510家增长1.27倍，平均每千户居民拥有商店31.5家，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位于中山路中段的国货陈列馆也在这时落成，于是中山路、北正街也连成一片，成为繁华的商业区。陈列馆陈列国货2万多种，并附有国货商场。一律限售国货，在国内属创举，省内外不少人士纷纷来长参观。1934年上海国货旅行团到长沙流动展览，湖南省政府亦在国货陈列馆举办湖南国货展览会。

到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全市共建立各种同业公会76个，长沙已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商业各业都呈稳步上升之势。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街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发展，全市有电影院6家，京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绸缎店有“天申福”、“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店有“中华国药局”、“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四明”，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著名饭店的菜肴有，南国酒家的粤菜，中央酒家的浙菜，又一村川菜馆的川菜，双品香酒家的湘菜，还有徐长兴、李合盛的教门菜，佛教居士林的斋菜等。风味小吃闻名的有：德园的包子，柳德芳的汤圆，双燕楼的锟钝，半雅亭的面粉，火宫殿的臭豆腐和姊妹团子等。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经广州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日益增多，有些鲜活商品，如牲猪也成为长沙市外销的大宗商品，在长春巷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猪行。加上浙赣铁路、湘桂铁路的开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外省籍客商到长沙设庄开店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钱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外籍客商对长沙商贸的繁荣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湖南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长沙市外来人口陡增5.78万人，市场出现了战时繁荣。当上海战争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不久沪杭沦陷，物价飞涨，沪杭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衡阳等地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长沙、衡阳等城成为战时经济从湖南向大西南辐射的主要据点之一。

    1938年11月，长沙商业毁于“文夕”大火，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全市商业损失5441．75亿元法币，占全市财产损失的43％，长沙商贸元气大伤。随着日寇3次进攻长沙失败，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上海等地迁湘现代机器工厂达121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湖南遂成为大后方商品流通的前沿地带。湖南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全国其他省份。据《中国商业史》一书提供的资料，1942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购买力最低的一年，若以1937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100，到1942年湖南为86，四川为82，广东为81，陕西为69，福建为45，湖南仍是最高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5000万担，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

    1944年长沙、湘潭、衡阳相继沦陷，商贸受挫。次年抗战胜利，逃离外地的工商业者陆续返湘复业，加上美国商品乘势而人，大量倾销布匹、日用品等，湖南商贸又开始复苏。后因全面内战，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致使商业经营困难，歇业倒闭时有所闻。据有关统计资料，1949年长沙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为79：21，可见，长沙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消费城市。

民国时期湖南各地商业也有所发展。

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湖南全省农矿工商统计概要》载，衡阳共有服饰品、日用品、食品及其他各类商店3689户，营业人员l2575人，资本额309万余元。城内繁盛,首推南北正街，自北门经南门至回雁峰麓“珍物罗陈，光灿夺目”。司前街、常公街、道前街、道后街以及南门外的宣扬街、河街，北门外的仓前街、石狮街等均属热闹街市。桑园街、泥湾河街、珠琳巷、宣扬街、赖麻口、五福庵、拖泥巷等，则为杂粮业、钱业和手工业类聚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本地农副土特产品远运外销，百粤商品源源输入，市场大有起色。 抗日战争发生后，衡阳因扼西南交通要冲，成为战时大后方的物资吞吐地。上海的纱布、颜料、香烟、百货、五金、西药等均绕道宁波、金华、鹰潭、沙坪、芦苞、老隆等地转运来衡。湘西北的棉花、桐油、药材等在此集散。滨湖谷米、广东食盐也大量向此调集。重庆、昆明、贵阳、桂林及省内长沙、津市、常德等地客商，在此设庄采购，仅供应重庆的布匹，即年达80万匹，约占其总销量的l0％。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39-1941年)为衡阳商业全盛时期，人口由战前(1936年)的10余万人，陡增至45．6万人，商业、饮食服务业有6000余家，从商人员达7．万余人。分长沙、广东、江浙、江西、川黔和本地等帮，有同业公会46个，商业繁荣，市场活跃，为全省之冠。尤以百货、绸布、南货、粮食、旅馆、饮食、运输业最为发达。与战前比较，百货业由93家增至255家，绸布业由73家增至220家．南货业由23家增至123家，粮食业由ll2家增至310家，旅馆业和运输业各增4倍以上，分别达537家和l00余家，其他如五金、香烟、茶食、照相、影剧、酒家等，无不激增。工商业区延伸至郊区的白沙洲、合江套和衡宝路一带。还有五桂坊的竞园商场、新华商场，有大小商店l25家，经营涉及23个行业。有些富商巨贾则挤在僻静街巷，经营南杂、海味、纱布等批发业务，如设在王衙坪内的慎昌庄，资本雄厚，吞吐量大，每次购进白糖数百乃至数千件。

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湘潭县经济调查，有绸布、中药、百货、南货、卷烟、色纸、油盐纱、膏盐、金银首饰、陆成、柴炭、香烛l2行业566户,从业人员7743人。另有钱庄l1家，猪栈72家，豆豉、杂粮33家，酒馆、旅社52家，粉业72家，铁作商业55家。湘潭历有“药都”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又骤然转旺，陇，川、滇、黔、粤、桂、鄂、冀、晋等省巨商，各将当地药材运集湘潭，或自立字号经营，或委托代购代销。大户有安吉、大德、永昌、聚成、生泰等33家药材行，另有协盛西、太真知、松鹤龄等中药大店，膏丹丸散，道地药材，一应俱全。猪鬃业亦有复兴，据民国三十年(1941年)统计，共有商号50余家，从业人员3000人，年销猪鬃约4000担，规模最大的为利兴公司和富华公司。

岳阳素称鱼米之乡,鱼、茶等为商品贸易大宗,这从岳阳鱼巷、茶巷等街名可得到印证。如鲜鱼远销湖北、长沙、常德、湘阴等地。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调查，年产鲜鱼达5．4万担，除本县食用外，运销汉口、通城、长沙、临湘等地。茶叶，民国十八年(1929年)产6.5万担，输出4.l万担，以绿茶为主。加之省内各县所产茶叶从岳阳报关，运汉口销售，输出数量颇大，据统计，从宣统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09-1934)共输出各种茶叶32．13万担，占岳、长两关输出总量的41．74％。20世纪30年代是岳阳商业最繁华的时期, 仅南正街一条街就集中了严万顺启记老药号、谢天吉药店、戴豫康绸布店、毛华盛绸段匹头号、永泰和布店、宝成银楼、周德馨酱园、昧腴酒家等名店。味腴酒家，也是在这个时期创办的，以经营高、中档的江浙风味酒席为主，兼营地方风味小吃，尤以苏味小笼汤包扬名，日营业额200银元左右

益阳城区自东关至接龙堤街口，长7.5公里，人烟稠密，纯系市鏖。民国时期，著名的商铺有天锡福南货号、有成斋南货店、福昌药号、同福百货店等。但益阳商业更具其地方特点,与益阳土特产品的产销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竹制品,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益阳操竹器业者达千余家,生产篾簟、竹床、竹椅、篾丝、缆纤、竹黄等，产品除销本地及滨湖各县外，并销长沙、桃江、安化、湘潭及湖北省、武汉市等地。7.5公里沿河两岸，制作买卖竹器的作坊店铺，鳞次栉比，竹艺工人占城区人口3％，竹器品种繁多，顾客络绎不绝，因而益阳有“竹器城”之称,因而也出现了不少专营竹器的商户,但大多本小利微,未有大商号的涉足。又如松花皮蛋。益阳松花皮蛋成为商品行销国内外，有200多年历史。进入民国后，成批销往汉口及全国各地和港、澳、东南亚一带，年销600多万枚。民国十九年(1930年)成立味蛋业同业公会，计24户，资本多者3万银元，年加工皮蛋二三百万枚。有皮蛋行十数家，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销汉口达90万元，其中最大的蛋行是张益顺、陈福星、张兴发、尹星福、姚远兴、高源茂、葛福泰、向万茂、漆洪发等

民国时期，湘西无铁路、公路，运输不发达，但沅、澧水纵贯全境，其支流密如蛛网，与广大山乡连接起来，商品运输遂大部分仰赖舟楫之利。常德、津市、洪江逐渐成为沅水和澧水流域及湘鄂、湘黔边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市场。集散的商品，以桐油、棉花、木材为大宗。民国时期湖南桐油,沅水流域为主要产地，每年产桐油约40万担，占全省总产量的66％。澧水流域年产桐油约l0万担，占全省总产量的l7％。湘水、资水流域年产也在10万担左右。由沅水流域输出之桐油，集中于洪江、常德，由澧水流域输出者，集中于津市，由湘江流域输出者，集中于长沙，以上均经岳阳报关，输往全国两大销场——湖北汉口和江苏镇江。常德著名油号有德丰、信义、同仁裕、恒盛隆、集大恒、大成、晋昌生等。洪江著名油号有庆元丰萃记、恒昌永、萧恒庆、吉盈丰、大昌恒元记、徐荣昌、刘同庆等。 津市也有益大正等8家。

湖南棉花产区以滨湖各县为主，民国中期，澧县、常德、华容3县合计产量占全省总产量的60％左右。澧县、石门、慈利、临澧所产棉花，集中于津市，北运沙市，以达汉口。桃源、常德所产，则集中于常德，溯沅江而上，运销四川、贵州，顺长江而下，则达长沙、汉口。棉花交易多由牙行经营。1900年后，津市花行有贺盛泰、贺万泰、高银才、钟万盛、贺盛泰、殷永胜6家。民国初年，花行大户有大丰、同人济、通顺美、泰临丰4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有经营棉花的杂货行l7家，资本总额1.8万银元。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前,常德花行营业兴盛，较大的花行有泰顺祥、义泰顺、福兴、正茂祥、裕庆祥、义盛祥、盛昌、敦信等8家。经营棉花业务者除花行外，还有花贩(专营收购皮棉转卖与花行或染坊)、花庄(即外埠棉商所设的收购点或设在外埠的销花号)。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统计，津、澧一带有花贩三四千户，外埠驻津花庄l6家，津市驻外埠有汉口庄3家、长沙庄5家。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外地驻常德庄客有大茂、正和、德隆、翦质记、裕丰、裕正兴、协裕、联德、源和、德昌、厚余、森和等l2家。

    湘黔桂边境历为湖南木材主要产区。品种有松、杉、柏、楠、檀、栗、榆等。洪江为湘西木材的最大集散市场，木商经营多以松杉为主，昔称西湖木(沅、澧两流域所产者为西湖木，湘、资两流域所产者为东湖木)，多在洪江集中，顺沅水而下，运销常德，再转销汉口及江浙沪一带。晚清时期，洪江木材年运销量约40万两码(每两码等于1．2立方米)。民国23年(1934年)，洪江有木行l3家，资金总额3．3万银元，年营业额68万银元。这13家木行分别为德大、福顺和、张合顺、康茂永、德泰蔚、王义发、永贵昌、谦森详、合发祥、乾泰美、利厚昌、崇国松、贺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