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近代商业发展

第三节 清代湖南商业

清初湖南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更继承和发展了上述思想，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王夫之不仅在哲学上发展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见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在《宋论》中认为“商贾负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从而把过去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简单论证推进了一大步。在反对封建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中他站在新兴商人一边，指出“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乃当其贵，不能使贱，上禁之弗贵，而积粟者闭粜，则愈腾其贵，而怀金者不售，则愈益其贱”。他在《黄书·大正》中论述了商业促进“极其瘦薄”的乡镇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盐、鲑、布褐、伏腊、酒酱”之类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还批判了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不切实际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这些无疑都对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长沙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鸦片战争前的长沙社会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向其反面转化，成为商品经济的起点。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七说,当时东南各省，“烟户稠密，需用食米甚多，历系仰给客米接济。三五日内客贩不到，米价即昂”。这里所指“客米”，正是湖南洞庭湖等地区所产的谷米。

   “湖广熟，天下足”首见于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清乾隆时还有过“湖南熟，天下足”的说法。当时整个湘北地区已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长沙米市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年间(1736-1798)，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据《清文献通考》记载，加惠商民政策的侧重点有三：一是免征粮食税，以使“商贾趋利，挽输源源接济”灾区，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如规定“各省及市集落地税具在府州县城内，人烟凑集，贸易众多，且官员易于稽查者，照旧征税，不许额外苛索，亦不许重复征税；若在分镇村落则全行禁举，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这种政策促进了经济作物向专门的商品生产转化。清初巴陵(今岳阳)的棉纺织业、湘潭的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已不是单纯的农家副业性质，而是独立的小手工业作坊了。清乾隆《岳州府志》载，大批的“吴客”(江苏一带的商人)为主的包买商以长沙等地为据点前往巴陵收买布匹．而且还将“苏花”(太仓棉)等原料和资金分贷给织布者，收购制成品。其后长沙、衡州商人也加入了这种“包买商”的行列，“布归横塘、新墙，客惟衡州、长沙人矣”。这已是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初步形态了。由于江苏及长沙商人商业收购活动的促动，有些巴陵人干脆把纺织工场开到了长沙。据浏阳县训导吴敏树《畔湖文集·巴陵土产说》记载，“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角嘴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绩。”

    自康熙三年(1664年)置湖南省, 长沙即成为省会。至乾隆年间(1736-1795)，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了这期间长沙商品流通的盛况：“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内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

到嘉庆年间(1796-1820)，长沙城已“带江十余里，瞰廓数万家”，“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纭，闾阎林立，商贾云连”。清初实行海禁，全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但湖南反而受益。因为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的土货出口，西方的洋货进口，都须在广州进行。清乾隆《广州府志》载，清乾隆刊乾隆年间广州“人多务贾，与时逐”，“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东西二洋，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这样，便在广州——内地——广州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湖南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城市成为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诚如清同治《醴陵县志》所说,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南泛湖湘，越五岭，舟车四达，悉贸迁之所及耳”。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的。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湖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清前、中期,省城长沙虽为湖南商业中心,但其他各地商业也获得了某些发展，除传统的墟场定期交易外，在一些交通口岸、要冲，形成颇为繁荣的商业中心。乾隆《湖南通志》记载：“楚南民朴，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故富商大贾亦不出其间。惟米谷所聚，商贩通焉。其余则小肆店而已。盐集于长沙，徽商也。湘潭，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商客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衡州以上，商多豫章，以地近而贸易至也。岳州地处省北，货裁取给一郡，即商船停泊亦少。惟常德为黔、蜀之通衢，澧州居辰、沅之总汇，舟车担负必集于常，而松杉、桐油、盐米之类必集于澧之津市。洞庭以西，市镇之殷繁无过于此。”

    湘潭距长沙仅百里之遥，湘江、涟水流经其境，无礁石湍流之险，古驿道分五路通向毗邻县、省，是粤、桂两省通往北方古商道的必经之地，到明末已形成商埠。乾隆《湖南通志》云:“衡、永、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客商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他邑。”嘉庆《湘潭县志》载,不仅湘东、湘南产品都往湘潭集散，西南各省货物去西北各省亦多经“湘、沅”而集湘潭，“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一大码头”。湘江水运极其繁忙，舟楫络绎不绝，自“杨洲至小东门岸，帆权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湘潭曾一度成为全国药材集散地之一，有“药都”之称。药材行商号有所谓“八堂”,即全美堂、崇谊堂、崇庆堂、崇福堂、福顺堂、聚福堂、怀庆堂、公正堂。药材交易大多数经过这些药材行成交。

岳州(今岳阳)，地处大湖南北要冲，《清经世文编·户政》载,乾隆年间，“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工商业人口已相当集中。衡州(今衡阳)，地处湘中，同治《衡阳县志·货殖》载,“长沙未设巡抚布政使时，商贾皆主衡州，以通广西，书坊墨栈皆以长沙为子店，至今仍之。”特别是“衡烟”贸易十分兴隆。乾隆、嘉庆年间衡阳城内，“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郴县(今郴州)，地近粤省，至嘉庆年间商业亦有相当发展。据嘉庆《郴县志》载：“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获，九、十月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会冲也。米码头则米贩泊舡之所，朝夕给应，郴人赖之。乡村墟场，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携货交易”。乾隆《湖南通志》对常德也有记载:“大江啮城，舳船帆楫，时上下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辄喧午夜，……旧称鱼米之乡，良有以也。”南宋年间邵阳发轫的造纸、刻书业到清代巳成鼎盛，邵阳成为湖南三大书城(长沙、宝庆、茶陵)之一。县城有雕版印书店30余家，从事造纸、雕版、印书、经销书籍的共2000多人，产品行销甘肃、江西、云南、四川、贵州、两广等地。

从以上记载看，清前、中期长沙、岳阳、湘潭、郴州、常德、邵阳等城镇，均已成为湖南境内重要的商业城市。各类货物云集，牙行铺栈林立，各地商人及山西、陕西、苏州、杭州、江西、广东的客商，往来其间。贸易则以米为大宗，其他如烟、茶、桐油、鱼、盐、布疋、杂货、木材亦占有相当比重。

其时湖南商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经纪商的大量涌现。经纪商旧称牙人,其组织称牙行。

明嘉靖二年(1523年)制定的市场法中已有“牙行”一类，规定选有资产的人户充任，由官府发给印信文簿，称为“牙帖”。领帖需交纳帖费，连同每年所纳税银，统称牙税。明崇祯《长沙府志》卷五有“湘潭牙行获利逾干金，而靛行倍之”的记载。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清沿明制，到雍正四年(1726年) 长沙城外有粮食、鱼、煤炭、白炭等牙行35家；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新增牙行60家，其中有盐行、茶麻行、纸行、靛行、铁行、石灰行、枯饼行等。牙行兴盛又带动了店铺的发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长沙城外各市镇共有门摊l89家．其中经营粮食的门摊最多,占85％。其余还有土果铺、靛纸铺、香饼货铺、姜瓜货摊、杉木货摊、铁锅钉货摊等。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开埠后，长沙牙行增长更快，多达100余家，包括粮食行、茶行、鱼行、纸行、靛行、铁行、盐行、白炭行、煤炭行、帽行、牛行、石灰行、土果行等l0多个行业。许多牙行由城外市集移至城内，如土果行集中在今下河街一带，粮行集中在今草潮门一带。牙行中产生过许多著名商号,如土果行保太和、惠然、公和、镇昌、恒泰等,均享誉一时。

湘潭牙行之多不亚于长沙，有药材行、莲棕行、石膏行、毡毯行、草帽行、扇行及油盐、土果、花布、广杂、鱼虾、烟靛、丝麻、瓷器、粮食、枯饼、煤炭、钢铁、竹木、纸共20类200余家。水运码头l0余处，分帮停泊,直至民国时期

湖南牙行按经营方式不同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是专替卖方代理的牙行，通常有较大的仓库和栈场，服务设施完备，如粮行、渔行等。牙行常利用买卖双方不熟悉市场行情的情况，从中牟取额外利润，如货未脱手，卖主急需钱用时，牙行可放高利贷，当货售出后又不及时付款，以图利息。二是专为买方代理的牙行，一般与买方订有契约，订明品质、价格、数量、交货日期等,既大量预收货款．以图利息，又靠压级压价、大秤进小秤出等手段获取暴利。三是代购代销兼营的牙行，一般拥有雄厚的资金，从誊代购代销经纪业务，有的还自营购销，获利颇丰。

清代前中期，长沙城商品市场已十分繁荣，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商号。据陈先枢主笔《长沙老字号》一书整理的资料，这些名老字号有：顺治六年（1649年）创立的“玉和”酱园；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设的“鄢复兴”膏药店；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设的“南协盛”药铺；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设的九芝堂药号；嘉庆元年（1796年）开设的“戴同兴”酒店；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的“三吉斋”南货号，以及康熙（1662—1722）年间开设的“董同兴”刀剪店、乾隆（1736—1795）年间开设的“清汉楼”香粉坊、嘉庆（1796—1820）年间开设的“吴大茂”针号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店。清前期的这些名老商号以外地客商居多,如玉和、九芝堂、戴同兴、三吉斋、吴大茂等,也有本土商号,如鄢复兴、董同兴、清汉楼等,他们都坚持以信誉第一，倡导“市不豫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经营风格。

清咸同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湖南，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市商业店铺激增。以省城长沙为例，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至红牌楼口开设余太华银楼和李文玉金号，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所开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油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元年（1862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年间（1875-1908），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光绪六年（1880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曾记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自产自销，生意颇为兴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十年（1904年）岳州、长沙先后开埠，湖南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批洋商、洋货涌入湖南各城镇，对湖南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

长沙开辟为商埠后，轮船从此自由来往于湘鄂间，洋货输入长沙，不再交纳子口半税，土货输入长沙，不再交纳厘金，于是，海关贸易蒸蒸日上。1905年即长沙开关第二年，岳、长两关贸易总额达640万关平两，为光绪二十六年的40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即达1200万关平两，较三年前更增加一倍。宣统年间，革命兴起，人心不定，加之宣统二年全省大荒，饥民暴动，而海关贸易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长，到民国元年，达到2830万余两，民国二年，更超过3100万关平两，为光绪三十年(长沙开关)总额的10倍，为光绪二十六年(岳州开关之翌年)总额的290倍。12年间，湖南贸易速度惊人。

进口的洋货，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为发展湖南新式工业而引进的机器、钢铁产品；一为老百姓的日用生活用品。湖南引进国外先进机器，从光绪三十年开始。当时粤汉铁路开始修建，设备都直接由国外购买，共花费19万关平两。随后各种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在三湘大地崛起，因此，机器进口逐年增加，至民国元年，当时已成立的电灯公司开始筹建纺纱厂，向德、英等国定购了机器，同时，如玻璃公司、面粉厂、造纸厂都纷纷成立，所以机器进口急剧增加，民国二年进口机器价值45万余关平两。钢铁进口，在光绪三十年时(1904年)只有6万余担，宣统三年(1911年)粤汉铁路株萍段通车，进口的钢铁增加，至民国二年，增至9万余担。

湖南进口轻纺工业品大宗首推棉货，约占全省进口洋货价值的40％以上，每年输入2万关平两左右，80％为日本货。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年)，湖南进口洋布总值只有407关平两，但到1911年，进口洋布总值就激增到3288252关平两，十年之内，净增加8078掊，平均每年进口洋布总值达3288252关平两。

日用消费品的进口种类繁多，从煤油、罐头到水果多达数百种。煤油使用范围日广，逐渐取代了松子和桐油、茶油照明。煤油在当时进口洋货中仅次于棉货，居第二位，每年进口价值保持在300万关平两上下，最初由亚细亚煤油公司开始销售。随着销路打开，亚细亚公司在长沙下游的三叉矶建筑油地，随后美商美孚公司进入湖南，煤油进口，年均达800—900万加仑。

据海关统计，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

随着进口的不断增长，湖南的土货出口也不断上升，其中以矿砂、谷米、茶叶、桐油、苎麻等农产品和矿产品为大宗。以 光绪三十年(1904年)岳州、长沙海关出口记载为例，l904年岳州海关出口货物共计价值关平银898816两。其中生锑、锑砂、黑白铅砂共计关平银270500两，谷米257673 石，粗夏布334担，细夏布475担，爆竹3501担，纸1172担，土碱1l79担，钢条1334担。1904年，长沙海关仅开关半年，出口土货半年中估值关平银614500两，矿砂与米约占一半，矿砂2万担，米13．3万石，牛皮、莲子次之，爆竹又次之，茶叶一项系湘省出产大宗，棉花一项由本关报出口者870多担。

继岳阳、长沙开埠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常德辟为“寄港地”，进出口贸易增加，牙行普遍设立，以花、油、粮、木、药、山货等行为盛，干鲜果、柴炭、鱼、纸、猪、蛋、砖瓦、石灰、窑货等行次之。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长沙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黄兴南路育婴街口至苏家巷口一段）、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等。这些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长沙开埠后，长沙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同年刊行的《东方杂志》所载《长沙开埠记事》一文记载，“华洋商民络绎而至，犹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人们衣着的“长袍、马褂一贯制”开始发生动摇，裁缝匠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领域。1911年长沙朱洪年从上海学艺回来，在粮道街开设服装“朱洪年内店”，不设门面，只接来料加工,制作西服，是为省内西服生产第一家。设有门面的成衣店也开始出现，衣店雇佣工人，既承接来料加工，也自制成衣出售，到清末长沙共有裁缝店49家，缝纫工人822人。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照相技术自同治元年（1862年）传入长沙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的照相馆已发展到2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