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古、近代商业发展

第二节 宋、元、明湖南商业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为世人所公认。在这一商品化浪潮中，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占有主导作用。而湘江之畔的潭州，也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就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其它5处是：汴京、京兆府(西安)、临安、福州、泉州。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曰：“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 游女似京都。”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

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崩溃，夜市的解禁，城市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商铺与居民杂处，面街而居。同时,宋代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南移的最后完成，经济得到开发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湖南成为宋代理学的策源地和全国的教育中心之一，湘籍学者周敦颐是为理学的先驱，北宋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州石鼓书院名列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列。南宋时，湖南书院大兴，各地共有书院50余所，建制数目仅次于江西、两浙，长沙成为学者的中转地和聚集地，来长沙就读的学生更是无以数计，有“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之称。文化教育事业的昌盛，带来了市井的极大繁华，长沙城内兴起了夜市、早市、庙市，经营各类商品的大小店铺、酒楼、饮食店、旅店以及金银钞引交易铺遍布城内大街小巷。宋代著名话本《碾玉观音》中有这样的描写：“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在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侍诏碾玉生活。’”宋代长沙城的旅店风貌略见一斑。

    宋代潭州市井中酒旗广告也算得上一景。唐宋诗词中有不少描述长沙酒旗的佳句，如唐李群玉《长沙春望寄涔阳故人》诗“依微水戍闻疏鼓，掩映河桥见酒旗”，宋范成大《泊湘江鱼口滩》诗“趁客卖鱼双浆急，沿江沽酒小旗寒”等。宋代词人王以宁在《水调歌头·裴公亭怀古》中所吟“人在子亭高处，下望长沙城廓，猎猎酒帘风”更把长沙城廓与猎猎酒旗融会在一起，与唐代诗人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有异曲同工之妙。裴公亭建在橘子洲头，元至元以后荡毁。从词人的绝唱里，我们可以想象宋代长沙城亦和南京、汴京等其他大都会一样，是一处酒店业特别发达的城市。业主旗帜高悬，竞相招引四方豪饮之士，酒旗在南风的吹拂下，猎猎作响，迁客骚人、市井百姓就饮餐桌，手捧流香四溢的酒杯，开怀畅饮，好一幅长沙的《清明上河图》。

与文化教育事业相关联的产业也迅速发展。如长沙的刻书业就盛行于书院兴旺之时，北宋长沙坊刻的《百家词》127卷保存至今。同时，服务于文教事业的造纸业、笔墨砚石业也

盛极一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潭州城内已形成多处制墨业的集中地区。元陆友《墨史》卷下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尤以著名墨工胡景纯制造的胡氏墨“千金獭髓”最为有名。胡氏善取桐油烧烟，称“桐华烟”，用以制墨，质地坚薄，不求外表装饰，大者不过数寸，小者圆如铜钱，磨于砚中，光泽可鉴。画工极为珍爱，用以点睛，有“瞳子如点漆”之誉。其技艺世代家传，子孙多为墨工，兼为墨商,成为制墨世家。可见，潭州城不仅形成制墨一条巷，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名牌，“桐华烟”极有可能是胡氏墨庄的商号。

    宋代长沙仍旧是南方著名的米市、茶市。当时，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位居全国前列。南宋叶适《水心文集》说：湖南“地之所产，米最盛，民计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这就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

    宋代湖南境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潭州为中心的交通网络，故潭州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潭州湘江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把潭州与各地沟通起来，诚如陆游《入蜀记》所云“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还有供农民出售柴草和饲料的草市，潭州“通货”、“驿步”，“草市”三门由此而得名，这是潭州交通便利的写照。

    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宋代税收在2万贯以上的有71座大中城市，其商品销售税要占全国商税额的36％。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初，“闽、湘、广三市舶司抽贡及和买可得二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潭州又是湖南地区商税最高的地区，仅酒税一项就达7．2万贯，其次是岳、鼎、澧州。

    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两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湖南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般(搬)贩私茶”。南宋范成大《骖鸾录》记载：潭州槠州市(今株洲市)，地当舟车来往之中，居民繁盛，“交易甚伙”。潭州城内的商品贸易更为兴盛，铜器、茶、茶具及各种农副产品大量涌向市场。长沙茶叶研制精致，品位极高，宋代士大夫多把它作为珍品，并以此互相炫耀。宋人周密《癸辛杂识》称：“长沙造茶品极精致。工值之厚，轻重等白金。士大夫家多有之，置几案间，以相夸侈。”可见，这是一种附加值极高的茶叶珍品，产量不多，但却已销往全国各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潭州》也映证了这一事实：长沙之南楠，其树如棠，楠采其芽谓之茶。湘人以四月摘杨桐，捣其汁，伴半而蒸，尤宜暑月饮之。清康熙《岳麓志》载,在溁湾市道旁的兴化寺，“门连城市(指潭州城)，车马骈填”，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宋会要辑稿·食货》又载,潭州城郊的乔口镇，是各地商旅必经之地，潭州的土产物货从这里源源不断输往各地，“而驯致收客旅往来之税”。

     当时潭州乃至湖南地区大宗的商品仍是茶叶和粮食。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数，总数为l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l03万斤，约占总量的60％。

南宋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对商业“义利之辨”作了新的阐发，他在《孟子说序》中认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义利之分也。”不像以往仅仅把“利”同所谓商贾货殖等同起来，而是以道德良心上的“无所为(欲)”和“有所为(欲)”区分义与利。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行为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长沙商业从此深受这种文化的熏陶。

宋代奠定的这种商业伦理思想可从沅陵县双桥出土的长沙元代印刷广告可得到印证。广告声称其产品质量可靠，可当场试验，并把“红字高牌”作为店铺信誉、商品质量的象征，体现了湖南商人诚信无欺、以义求利的经营作风。1985年，在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广告实物，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种印刷品广告可兼作包装纸用，很可能是油漆棺木时遗留在棺中的。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制作,一尺见方，完整无缺，四周印有花边图案，右上方的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有完整广告文的印刷广告实物。这则广告活生生地勾画了元代长沙油漆店主的推销艺术。广告文字不长，却把产品生产、销售的地址、产品的质量、店铺的商号都展示出来，尤其令人玩味的是，它提醒消费者，产品是过得硬的，可以“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由于“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往今来，都免不了有假冒商家招牌的情况发生，所以广告的制作者提请客户注意，一定要“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由此可见，这家油漆店已具较强的品牌意识, 红字招牌上冠以“危”姓,即为商号。在升平坊里，油漆颜料业也不只此一家，甚至可以推测，升平坊是元代长沙的油漆业的生产、销售中心。激烈的市场竞争，致使业主出“独此一家”的奇招，充分表露了业主的市场开拓意识。

    这张广告的左上方另有字体略小的字2行。一行为收购原料的广告：“主顾，收买银朱，请认元日。”另一行为：“祖铺，内外图书，印号为记。”印号即为商标。这两行广告文的上方还有朱印3枚，正中一枚为一完整篮形图案，开植物图案商标的先河。下2枚稍小，一正方形，一呈垒冢形，印迹在清与不清之间，难辨其功能。著名学者刘志一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防伪标志”。

元代实行重商政策，商税很轻，最高三十税一,最低六十取一。随着南北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湖南商业有相当的发展。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棉布、矿产品都大量进入市场，商业十分繁盛。潭州“李日新”商号“自具工本”煎烹的矾，十分之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的贸易有增无减，每年运销湖南的淮盐达数千万斤。长沙城的商贸也不断发展，《元史·食货志》载,当时扬州的商船，溯江而上，“远及长沙”。长沙与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日益密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元代诗人陈孚在咏潭州的诗中有“百万人家簇绮罗，丛祠无数舞婆娑”之句，也印证元代潭州市井的繁华不逊于前代。

明代是湖南商业的又一大发展时期。据《李东阳集·杂记·浮居户》和李鼎《李长卿集》载,明代江南的“浮居户”(船户)大多从事长途贩运，“江湖东西货贵贱，朝游楚州暮吴县”，楚地出现了“日夜商贩而北”的景象，长沙则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江南的重要商埠。

元末明初的战乱，使湖南原有居民大批流散，政府实行“招抚流亡”政策后，江西等地居民大量迁入，此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明前期吏治比较清明。如清光绪《湖南通志·名宦六》载，洪武中，长沙府同知甄谊“勤劝课，兴学校，禁强暴，卓有政声”。再加上一系列注重生产的政策的施行，使湖南地区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激增，到明中叶湖南地区七府二州总计人口达191万多，其中长沙府达42万多。教育之发达，书院之兴盛，以及政治文化名人之涌现均超过宋元。这一切都为湖南商贸的繁荣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特别是明前期实行轻税和平抑市价政策，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旋即诏令“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并令“每三日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据明万历刊《湖广总志·户口》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规定“自令军民嫁聚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明代湖南商贸活动得以畅通无阻正是府治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

根据明崇祯《长沙府志》卷六所记述的情况，今日长沙城市的结构布局在明代就已定型，志中所记盐仓街、清泰街、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一直沿用至今。还有织机巷、金线巷等专门的手工业区，可见当时长沙纺织业之盛。长沙城市的市场网络也初见雏形，周边有溁湾市、渔湾市、赛头市、全塘市、仙人市、小埠市、暮云市、榔梨市、涝塘市、新康市等卫星市场，交通四通八达，长沙在明代显然已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其“江南重要商埠”地位业已形成。

    明统一中国后，长沙府立即着手重建长沙城，西城有四门，沿湘江新辟码头7座，分别是驿码头、草码头、义码头、通货码头、德润码头、鱼码头、木码头。还有专业性的通货门和驿步门，以通商贸和驿递；东有三门，南有一门，以陆路连通浏(阳)、平(江)、湘(阴)、潭(湘潭)、醴(陵)诸县。

嘉靖年间(1522—1566)，任长沙府推官的翟台主持疏浚了湘江的西湖桥段，辟成港口，停泊舟楫。商民为感激推官的功德，特将港口取名为“翟公套”。万历年间(1573-1619)，善化县知县唐源又倡议“开河通商”，启用长沙、善化两县“解银每年三十余两，又每年登报赎银计五百五十两”，招募民工，把南湖(位于今妙高峰南坡下南湖路一带)通往湘江的小港疏浚为能行商船的大湖港。眀崇祯《长沙府志》中所载唐源所撰《开河通商议详纪略》中论述了“开河通商”的“四利”：1.“港开成可容百船”，“柴米蔬菜称是”，方便城市居民生活；2.“货物易售，不但利民，且利商”；3.以工代赈，安排众多“余力”，此乃“贫民衣食之薮”；4.“聚以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转瘠为饶”。

在长沙的带动下,湖南地区的商业城镇和交易中心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湘北，濒临洞庭、长江的岳州巴陵，是湖南对外的重要门户和沟通巴蜀与东南苏杭一带的枢纽。据明隆庆《岳州府志·职方考》记载,其地“处百粤、巴蜀、荆襄之会，四通八达”，系“湖湘重镇，吴楚名区”。地处沅水下游和洞庭湖滨的常德府城武陵，由于是湘西的门户和商品集散地，明代已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城市。嘉靖《常德府志·地理志》记载：常德府城“周迥一千七百三十三丈，约九里十三步”，有大街、十字街、上十字街、下十字街、县街、河街、新街、仓口街、后街、马路街、北门街等，纵横交错，相当繁荣。此外，以府城为中心，周边30里之内，有新口市、河袱市、渡口市、上桥市、余家港市、瓦屋张市、栗冈市、冈市等卫星市场，形成一个有相当大规模的商业网络。

    交通促进了流通，商品吞吐量迅猛增长，长沙米市和茶市比宋元时更为庞大。明代长沙商品交换仍以大米和茶叶为大宗，而且商品交易量和贩运距离都大大超过前朝。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中说“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长沙城实际已是远近闻名的大米市。明张萱《西园闻见录》载,宣德(1426-1435)年间，苏州、松江一带发生灾荒，而湖南粮食却大丰收，浙江、湖广等地的大商人云集长沙，坐庄收购大米，贩运至苏、松等地，湘江河上运粮船只“数百艘一时俱集”。明顾起云《客座赘语》说,南京是人口稠密的工商城市，民米亦仰仗于湖广、江西，若“湖广、江西亦荒，米客不至，则谷价骤踊，而人情嗷嗷矣”。可见湖广稻米的丰歉已起着调剂市场米价的作用。湖南盛产茶叶，唐五代时推行的以茶换马的贸易方式一直流传到明代。《明史·食货志》载：“湖南产茶，其直(值)贱，商人率越境私贩。番人利私茶之贱，因不肯纳马。”那时湖南贩运到西北地区的黑茶多产于安化，而从长沙集中转运到陕西泾阳，再加工成砖茶销售。由于湘茶的私运动摇了汉(陕西汉中)茶的官营，万历年间遂有“禁湖茶”之议。但欲禁而不能，屡禁而不止，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规定以汉茶为主，湘茶为辅，湖南民营茶商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湖南之白露”就是指长沙县高桥镇所产绿茶，所谓“长沙之铁色”就是指长沙府安化县所产黑茶。其时高桥、安两地有茶庄数十家，有的茶庄就冠以“白露”、“长沙铁色”之名。长沙市博物馆藏有明代高桥天华春茶号招牌。到明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

    除米市和茶市外，明代湖南各县土特产和手工业品的贸易也很繁荣，如棉布、葛布、苎麻、土绢、蓝靛、白蜡、桐油、楠竹、麻油、茶油、纸、蜜等的产销量都很大。而长沙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埠，恰如明崇祯《长沙府志》风俗卷所云“民物丰盈，百货鳞集，商贾并联，亦繁盛矣。”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开始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代经济思想的主流。张居正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以利农”，黄宗羲的“夫工固圣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等主张都先后为统治者所采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