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的形成：周敦颐学北传和二程之学南传

湖湘学的形成：周敦颐学北传和二程之学南传

陈先枢

宋代理学，学派林立。在诸多理学学派中，人们习惯把北宋以河南洛阳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洛学；把南宋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学派称之为湖湘学。湖南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他对儒家伦理有着“推本太极”的历史功绩。二程则是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者，他们使儒家学说向着更具哲理性、思辨性的理学过渡。而真正完成这个过渡的，当数湖湘学的功劳。这个过程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周敦颐学北传和二程之学南传的结果，正如一副对联所云“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湖湘学与洛学无论在师承关系上，还是在思想体系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程颢、程颐与周敦颐的思想渊源关系

湖湘学源于二程洛学。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可以说是湖湘学承前启后的人物。二程都受业于周敦颐，因而二程哲学观点的形成，最早是吸收了湖湘大地的营养。二程自称“受学于周茂叔（敦颐）”，但对周子之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首创“性即理”说。二程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认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黄百家也说：“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文中“元公”即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湖南道州人，字茂叔，因谥号元，称元公，后人称之为濂溪先生，其学说亦称濂学。二程思想明显受禅宗人性化了的濂学的影响，程颐就明确表示同意“人性本明”的说法，认为“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此须索理会也”。

周敦颐在哲学上提出了以“诚为核心”的心性伦理体系，湖湘学派尊他为理学宗主，清代岳麓书院内建有濂溪祠，予以供奉。清代连汝城这样的小县城也建有濂溪书院，传授濂溪之学。

周敦颐的主要学术著作为《太极图说》和《通书》。这两部总共不满3000字的著作，倾注了他毕生的心血，融合了儒、道、佛3家的思想，为宋代的理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太极图说》仅249字，另附一个上下5个层次，大小10个圆圈的“太极图”。它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以道家思想补儒家不足。与儒家不彻底的宇宙生成学说相比，道家特别注重对宇宙最终本源的探索，颇有寻根究底的精神。道家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源，但不是宇宙的最终本源，“太极”之前还有别的物质。周敦颐打破门户之见，大胆吸收了道家的这种有益思想。《太极图说》与宋代道士陈抟的《先天图》有着密切联系，但对《先天图》的丹法思想进行了改造，将其衍变为宇宙生成程序，认为无极和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则静，静而生阴。阴阳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生成万物，在阴阳二气和五行的相互作用下，万物变化无穷。

如果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以道家之长补儒家宇宙学之不足，那么，《通书》则是扬儒家之长，补道家伦理学之不足了。同时，《通书》也吸收了佛学的有益成份。《通书》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说“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这无疑吸收了佛家“心是诸法之本”“善恶报应”等学说的有益成份。周敦颐以“循理为静，以不妄动”“动而正”为静，以中正为至善，以中节为达道的人性学说和修养理伦，就思维方式来说，与禅宗“离相”“无念”为明心见性是遥相契合的。至于他所倡导的心性之学，周敦颐本人曾叹道：“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发明于佛印。”这说明周子之学，得益于佛学者甚多。

正由于周敦颐的学说受道家、佛家的影响如此之深，故在当时理学界的学术地位并不高，被视为非正统。但洛阳二程慧眼识真珠，拜其为师，将濂学发扬光大，从而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包容并蓄、吸收其他学派优点为我所用，正好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一个特点。

湖湘学的代表人物胡宏十分强调周敦颐对程氏兄弟的影响，并由此确定他的“道统”地位。胡宏说：“程明道（颢）先生尝谓门弟子曰‘昔受学于周子，令寻仲尼、颜子所乐者何事？’而道明先生自再见周子，吟风弄月以归。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胡宏如此推崇周敦颐之学，开启了南宋推崇周敦颐为道学宗主的先河。

然而，周敦颐只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真正奠定理学思想理论基础的，则是程颢、程颐兄弟。正如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所说，二程“洛学才是理学的典型形态”。而二程之学正是湖湘学派的主要思想渊源。因而明代长沙岳麓书院建有四箴亭，祀程颢、程颐，将程颐所纂“视、听、言、动”箴言四则嵌于亭壁，以作书院学规。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程氏兄弟年少时皆从学周敦颐。二程之学的主要范畴是“天理”，宋明儒学之所以称为“理学”，是由于二程提出了“天理”的最高哲学范畴，使理学成为一种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相区别的学术思潮，开创了一种新兴的学术风尚。

二程理学思想的最大特点，首先是将儒家伦理规范抽象为“理”，并以它作为超越时空的宇宙本体，建立了理本体论。他们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他们还将宇宙万物划分为理与气两个范畴，并进一步提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通过理气关系的论证，确立理的宇宙本体地位。其次，二程又将此作为宇宙本体的理置之于人的本性之中，提出“性即理”的著名命题。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建立起了以天理论为本的心性论。第三是提出了主敬、致知的道德工夫论，要求一切人经过道德修养，以回复到天理之中，《洛阳程氏遗书》载：“或问‘进修之术何先？’曰：‘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二、湖湘学与洛学的师承关系

二程在长期的授徒的活动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弟子，著名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尹 焞 等人。经过这些弟子的传播，二程洛学影响日盛，绵延不绝。南宋理学得以发展并走向集大成，主要是二程洛学南传的结果。

二程洛学是湖湘学的主要思想渊源。这可从湖湘学者本人的论述中得到证实。胡安国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不得从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他还建议朝廷对二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胡安国肯定自己的学术思想源自二程之学，声称“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胡宏在学术上主要是传胡安国之学，故也十分推崇二程之学，并以私淑二程之学而自居，他感叹说：“予小子恨生之晚，不得供洒扫于先生（指二程）之门，如集其遗言，行思而坐诵，息养而瞬存，因其所言而得其所以言，因其所以言而得其言之所不可及者，则与侍先生之坐而受先生之教也，又何异焉。” 张栻也同样尊崇二程洛学，称其“天理之揭，圣学渊源”。他反复研习二程之学，认为“惟觉二程先生完全精粹，愈看愈无穷，不可不详味也”可见，湖湘学派的大师们皆肯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二程洛学的直接渊源关系。

胡安国、胡宏对程颢、程颐推崇备至，但胡氏与程氏毕竟相隔一代，胡氏接受二程之学除私淑外，主要是通过二程弟子谢良佐、杨时等的再传而完成的。洛学与湖湘学的师承关系见下图。

三、胡安国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胡安国（1074—1138），福建崇安县人，人称胡文定公，晚年率领全家及弟子们结庐湖南衡山紫盖峰下，潜心学术事业。南宋初召入京，建炎（1127—1130）年间辞官，携其子再次来到潭州碧泉，建碧泉书堂。后隐居衡山，创文定书院，集中精力完成了自己毕生撰写的《春秋传》。

全祖望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杨时），盖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再传也。”据朱熹、真德秀等所说，二程之学是经大弟子谢良佐传给胡安国的。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上蔡（今河南省汝南县）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是洛学的重要传人。谢良佐和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的具体学术关系，朱熹认为是师徒的授受关系。朱熹在《上蔡祠记》一文中认为胡安国“以弟子礼禀学”，肯定胡安国是谢良佐的弟子。现存谢良佐的重要著作《上蔡语录》，即由胡安国、曾恬所记录。胡安国、曾恬曾将谢良佐和他的讲学内容记录下来，编成“语录”两篇，流行于世。后来朱熹获得曾恬胡安国两个“语录”本子，通过参校删定，编成现存的《上蔡语录》。当时这种记录讲学内容之事，一般都是及门弟子所为。南宋真德秀认可朱熹之说。明代学者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亦持这一看法。他说：“上蔡之传，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因此，把谢良佐看做二程之学和湖湘学派的中介人物有充分历史依据。正由于谢良佐处于这种中介关系中，他的学术思想及风格也影响了湖湘学派，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思想渊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谢良佐之学主要继承并接近程颢之学。谢氏的三条独到见解，都和湖湘学派有着思想渊源关系。

第一是论道，谢良佐曾强调道就存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生活之中。湖湘学者在论述本体性的“道”“性”“理”时，十分强调这种超越本体与日用伦常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胡安国说：“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昼作入息……只此是道。”他把超越本体的“道”置之于“冬裘夏葛，饥食渴饮”的日用生活之中。

第二是论仁。谢良佐仁说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提法，就是以知觉言仁。湖湘学派的学者高度赞扬这种观点。胡宏之弟胡广仲说：“‘心有所觉谓之仁’，此谢先生救拔千余年陷溺固滞之病，岂可轻议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觉者，觉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无时不觉，则视听言动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胡广仲之说反映了谢良佐的仁说对湖湘学的影响。

第三是关于穷理居敬的工夫。谢良佐继承程颢《识仁篇》所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的为学工夫论，主张“既有知识，穷得物理，却从敬上涵养出来”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栻在为学工夫论方面也一向主张“先察识，后持养”。湖湘学主张的“先察识，后持养”的为学工夫论，与谢良佐的“先有知识，以敬涵养”一脉相承，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

其实，胡安国早年就受二程思想的影响。元祐五年（1090），即胡安国17岁时，他获得入太学就学的机会。在太学修业期间，胡安国的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开始形成并为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学术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段时期，胡安国所受影响最大者，是朱长文、靳裁之二人。朱、靳恰恰是二程的同道和私淑。胡安国长子胡寅在《先公行状》说：“遂入太学修懋德业，不舍昼夜。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裁之才识高迈，最奇重公，与论经史大义。”

朱长文，字伯原，吴县人，人称乐圃先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介绍说：“从泰山（孙复）学《春秋》，得《发微》深旨。”孙复是北宋理学思潮的先驱，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以研治《春秋》学而著称，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而朱长文即是从孙复“学《春秋》，得《发微》深旨”。胡安国在太学期间从学朱长文，并通过朱长文而受到孙复“《春秋》之学”影响。这一点，对胡安国在以后重视《春秋》学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述《春秋传》，起了决定性作用。

靳裁之，颍昌人。《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将其列为“明道私淑”，并载：“少闻伊洛程氏之学。胡文定入太学时，以师事之。”靳裁之十分器重胡安国，经常给他讲述二程洛学。由于朱、靳两人的影响，胡安国开始接受并尊崇理学，并以此作为自己从学的目标。此外，胡安国与程门四大弟子中的杨时、游酢也有密切的学术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