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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那些著名教授的长沙日常

2020-9-29 22: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04| 评论: 0|来自: 潇湘晨报

73年前的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

这场战争摧毁了中国社会的既有秩序,原本在京、津各大学里安心教书的教授们不得不离开讲台,告别象牙塔,一路向南,躲避战火,开启了他们的流亡生涯。他们最终汇集到了云南,创建了著名的西南联大。而在此之前,湖南长沙也被认为是一个安全可建校的地方,长沙临时大学因此组建,并成为西南联大的前身。

“长沙临大”校址——湖南圣经学校。

只是战火的蔓延程度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湖南沦为战场,上千名师生在长沙和南岳只有三个月的短暂停留。但那时在长沙城里和南岳脚下,曾经走过无数“大师”的身影: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吴宓、金岳霖……

于他们而言,湖南只是人生经历中过眼云烟的轻鸿一瞥;对于湖南而言,这段仓皇匆匆的行迹和存在,成为一圈圈抹不去的光辉,至今氤氲在湖湘大地上。

正值大学开学之际,回望过去,不禁想问,那三个月,这些教授们在湖南是怎么过的?

蒋梦麟:湖南人脾气固执,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长沙的秋冬多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很不习惯。他在《西潮》“战时长沙”篇章中写道:“长沙唯一的缺点是湿气太重,一年之中雨天和阴天远较晴天为多。”但这个多雨的内陆城市,时常让他有干燥之感。蒋梦麟给出的解释是一旦离海太远,他就会觉得不舒适,所以在长沙短暂的三个月停留,于他而言是种煎熬。因为这样的雨天,他每次坐飞机由长沙起飞时,总会想到海龙王的水晶宫。“头上有悠悠白云,脚下则是轻纱样的薄雾笼罩着全城,正像一层蛋白围绕着蛋黄。再向上升更有一层云挡住了阳光。在长沙天空飞行终逃不了层层遮盖的云。”

1937年9月20日,蒋梦麟怀着复杂的心情到达长沙,那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在长沙张罗开了。因为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是困难的,特别在战时,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三校教授们的思想和意见也各有不同,这让他觉得很头痛。然而,容不得他多想,因为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湖南圣经学校,身兼长沙临时大学总务长的他必须做好接下来的规划。那段日子,教务人员的薪资打七折,他成天算账,还要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为战区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累得身体支撑不住。也就在那时,他落下了胃病。

后来,因为长沙校舍有限,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城内找不到地方,文学院搬到了南岳衡山。可能跟当时的处境和心境有关,蒋梦麟对去南岳的两次经历记忆犹新。其中一次,他跟几位朋友深入丛山畅游三日,途经一条山路,是南明永历帝逃避清兵追赶走过的路,又见路旁的碑记和永历帝亲手所植松树,触景生情。第一夜蒋梦麟一行住进了方广寺,那晚月圆,他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低、这样近的月亮,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它这张笑脸。”后来两天,他们又去了火神庙附近,看了日出奇观,那景象,是他流亡生活里的一抹光亮。

蒋梦麟是个细致的人,长沙的点滴生活,也在他的深切体会中变得尤为生动。他出门见到长沙人力车夫在街头慢吞吞像散步,喊车夫快点,却听到:“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去乘公交车,他看到长沙公交车上贴着“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那一刻,他想起了湖南人的急性子,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人脾气的缓急和行动的快慢并不一致。由此,他觉得湖南人很爽直,也很真挚,但是脾气固执,不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要就是你的朋友,要就是你的敌人,没有折衷的余地。遇见湖南物产,他很兴奋,他知道湘江里最多的是鱼、虾、鳝、鳗和甲鱼,省内所产橘子和柿子鲜红艳丽,贫富咸宜的豆腐洁白匀净如浓缩的牛奶。丰富的物产对流亡的师生们来说也是美好的,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中也提及,他们当时租借了整个湖南圣经学校,教室,宿舍,家具俱全,还有一个大礼堂的地下室。“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小火缸煮茶谈天,围住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脚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柳无忌:南岳买36枚鸡蛋、39个橘子、大包花生,只花一元大洋

在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任教的柳无忌到长沙已是11月1日,他第二天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表示对长沙的印象不是很好。

刚到长沙的柳无忌碰上雨天,这使得舟车劳顿的他心情尤为失落,再看到长沙街道的商店等颇为简陋,汽车仅大阔人有,次阔者有包车,普通则坐黄包车代步时,更加不快。因为连日多雨,他在长沙除了去商店购买物品,甚少出门。他告诉家人,从长沙去南岳坐公共汽车4小时,还要坐轿子半小时,交通很不方便,“无事时我不拟多行,省得来去麻烦”。

在长沙他得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有学生千余人,教职人员很多,清华的几乎都到了,南大的师生最少,学生只有百余人,教员也只有十余人。而此时,文学院的师生全体去了南岳,虽然还只有百余名学生,十七名教员,仍有很多师生未到位,但在柳无忌看来,这值得期待。他还在长沙时就知道,南岳校址在山上,无电无水,且离城市远,但好在可以免去飞机警报之忧。

诚如他预料的那样,南岳的山居生活是安静单调的。11月24日,他在南岳圣经学校教员宿舍里写日记,“阴、晴、风、冰雹。近处山头已积雪,远望一片白色.冬天真的已来到了!编英国戏剧讲义,此将为我在山之主要工作……”初到南岳,他们的宿舍是小山坡上一座风景很好的洋房,距离下面的教室、饭堂、男女学生宿舍有300多级台阶,可在大冬天里爬上爬下,无人欣赏风景,好在后来搬离了。但一到好天气,师生们对游山的兴趣极大,平常不爱走路的柳无忌也跟着去祝融峰观日出,去水帘洞赏瀑布。有时他还会跑一小段路到南岳市蹈踺,因为那里有市场、庙宇、图书馆,还有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可以歇脚。可紧接着饮食不习惯问题随之而来,“湖南厨子煮米饭硬得粒粒可数,难以吞咽”。他根本没有时间细嚼慢咽,因为不一会儿同桌的人就把菜一扫而空,剩下一些不好上口的辣椒佐料。这样的困扰在系主任叶公超自告奋勇担任教职员伙食团经理,请来大师傅才终止。柳无忌还特意将此事写进日记:“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

从天津出发到长沙再离开长沙,三个月里,柳无忌给父亲写了八封信,他时常会提及生活的细琐。他告诉父亲,薪水虽然打折,但生活过得充裕,他托工友去南岳市上买了36枚鸡蛋、39个橘子、一大包花生也只花费了一元大洋。山居的日子过得很快,他们在南岳过了圣诞和除夕,其中圣诞前夕晚饭后,燕卜荪(长沙临时大学外文系教授,英国批评家、诗人。——编者注)还唱了几首洋歌,除夕之夜,师生们抛开各种不快,开了个热闹的联欢会。短暂的宁静被两次空袭警报打破,那时候南京失守,长沙遭到轰炸,陆续有师生离校去往前线。这时,柳无忌在日记上写道:“中国如得复兴,全在青年人身上。”不久,国民政府为作长期抗战计划,把临时大学迁去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潘光旦:“荤段子”担当,让冯友兰笑到喷饭


在湖南停留,长沙临时大学的教授们并非每天都沉浸在苦闷之中。他们更多时候有自己的玩笑方式,潘光旦就是其中的“段子手”担当,他的“段子”成为很多教授湖南生活的调味剂。

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不久,有一回半夜,心理系教授沈茀斋(沈履)的电报到了,邮差误将“斋”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那时,潘光旦和沈茀斋都住在岳麓山下的校舍,他们俩是邻居,邮差这声喊叫,潘光旦自然是听得真切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一本正经地对沈茀斋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很多,大家听到这个大笑,冯友兰直接笑得喷饭。

作为社会学教授,潘光旦也乐意收集类似的段子,他的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还记载着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他和冯友兰、陈岱孙、施嘉炀等初次去探访的场景。新校舍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据清华新校舍的一角,正在接洽出让中。待长沙临时大学开办时,这里将作为土木工程系的教院宿舍。当时潘光旦笑着问施嘉炀:“你们什么时候下蚕室?”冯友兰说,“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这是文雅人之间的玩笑,蚕室在古时称之为“宫刑”。

从英国来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燕卜荪教授则相反,他时常成为“段子”的素材。在南岳,他和较为洋派的金岳霖同居一室,时间长了,他的粗心、古怪、邋遢成了大家的话题。燕卜荪爱野泳,有时候脱在岸上的衣服还被人偷走。在南岳期间,燕卜荪的邋遢也出了名,金岳霖曾回忆,每次一进宿舍,就闻到一股臭味,时间一长,臭味越来越大。后来,金岳霖实在不堪其臭,等燕卜荪出门后,往燕的床底下一看,全是臭袜子。原来燕卜荪从不洗袜子,每次换下来后便扔到床底下,于是臭袜子越积越多。这期间,金岳霖还要时常“强迫”室友洗澡换衣。燕卜荪太随意了,甚至有一次穿着一只拖鞋到食堂,等他发现后并没有回去取另一只鞋,而是将脚上穿的那一只也扔掉。

还能和“段子”沾点边的就是外文系教授吴宓的情感纠葛。1937年11月19日到长沙至第二年2月12日离开湖南,吴宓的日记里总离不开“感情”二字。到长沙的第二天,他得知黎锦熙女儿黎宪初也在长沙,便冒雨探访。那时黎宪初陪母亲南下,因为路途辛苦伤了身体,她在湘潭没住几天就去长沙湘雅医院住了两个月院,吴宓见到她时,她大病初愈。那时她在大王家巷四号租房住,吴宓前去,她家人留他吃饭,期间,两人聊了许久。但那天吴宓因为内心纠结没有表白,而之后再见黎宪初,则是政治系教授陈之迈宴请,吴宓作陪,他反而成了“电灯泡”。于是11月27日,吴宓的日记就有一幕:“宪初着黑绒衣,黑鞋,黑泽其发,而红艳其颜颊。宪初先语我,谓:‘苟非先生宠招,我断不能来,因病后未尝出门也。’席间迈敬初酒。宪初豪饮立尽,且回敬迈。如是往复,迈甚喜之。”看着陈之迈对黎宪初的感情,他着急了,秘密告诉陈之迈在美国与犹太美妇同居的事,黎宪初觉得这事无可非议。此小插曲后,陈之迈再宴请大家吃饭时,梁思成、林徽因、顾毓磅等同席,吴宓坐在黎宪初身旁却只喝闷酒。跟黎宪初感情无望,他转而担心其他女性,1937年12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宓此数日中,心境至为悲郁。国难时危,并深忧苦,而尤虑K之安全。”感情转变如此之快也成为当时话题。

冯友兰:“单身”生活,集体开写作摊子


关于临大教授们的长沙生活,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日记》里曾提到一个片段:1938年1月8日下午3时半,到“健身浴室”洗澡,前后脚来的有魏建功、罗常培、陈雪屏,三人昨日方抵长沙,这算得上是真正的洗尘了。大家沐身更衣,为今晚的宴席做准备。他记忆中湖湘盛产稻谷,糠壳弃之无用,却是烧热水的好燃料,长沙几个知名的洗浴业就利用这点,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乡里买田,城里讨小,尤以中山路的几家布置得好,健身浴室更是屈指可数的大场子。

但在南岳的教授们可享受不到这些,他们四人一室,宿舍里一盏度数不大的吊灯,每人一张书桌,摆满了书籍,而四张木板床都用稻草垫底。在湖南的这三个月,他们大多未带家眷同行,在这里过起简单的“单身”生活。

钱穆跟沈有鼎、闻一多、吴宓同一宿舍,他记得一入夜,闻一多便点燃小灯坐在座位前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吴宓也点燃小灯,为第二天的上课做准备,只见他逐条写出笔记和纲要,时而将其合并,时而又增加内容,写完后,他还逐条用红笔勾勒,甚是认真。闻一多有吸烟的癖好,为了不影响他人,他从过去一天抽一盒大前门烟,改为两天抽一盒。他说话也尽量放低嗓门,有一次,他去找隔壁朱自清商量问题,彼此像说悄悄话。一旁的钱穆忍不住说:“大声点儿,没关系!”冯友兰、汤用彤、朱自清、罗庸住另一间屋,一天冯友兰拿着新作《新理学》过房来征求钱穆的意见,说话大声了点,闻一多停笔抽烟,钱穆对冯友兰:“小声点儿!”这时,闻一多笑着说:“说吧,如果不保密,我愿意听听!”

冯友兰对三个月的生活也念念不忘,他回忆那段日子时说:“那几个月的学术空气最浓。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在那段日子,同一宿舍的钱穆抓紧时间撰写《国史大纲》,吴宓研究《红楼梦》,沈有鼎深入研究中国的“占卜方法”,闻一多则再次修订《诗经》讲稿、校订《周易》。他们隔壁,冯友兰研究《新理学》,汤用彤则在写《中国佛教史》。就连燕卜荪也在这三个月里创作出了《南岳之秋》和《中国谣曲》等诗歌。

钱穆还记得,那时电灯不亮,又时常停电,闻一多有夜读习惯,他总要点燃自备蜡烛。

有一晚已经午夜12点,钱穆搁下写《国史大纲》的笔,对闻一多说:“该睡了。”闻一多轻声回答,说他要写完那段才睡。钱穆看着他将一支新蜡烛按在残烛上,怕影响室友休息,他用一张报纸把蜡烛的光亮遮起来。

参考文献: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蒋梦麟《西潮》;张中载、吴子桐主编的《从这里走向世界》;民国文林编著《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闻一多年谱》;《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刘宜庆《绝代风流》等。

撰文/本报记者伍婷婷实习生周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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