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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中的郭嵩焘

2020-9-25 15:4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58| 评论: 0|原作者: 梁小进

中国近代杰出的洋务运动思想家、外交家和第一位驻英国法国公使郭嵩焘,是近代湖南政界和思想文化界唯一亲身参加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人物。两次血与火的经历,使郭嵩焘亲眼看到落后的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别,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应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外来侵略、如何处理对外关系而主要是中西关系的基本思想和主张,从而形成了他洋务和外交思想的基础。

清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老大的中华帝国遭到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六月初二日(6月30日),英国侵略军自广州沿海北上,侵扰我闽、浙沿海,继于六月初八日(7月6日)攻陷浙江定海,随后北上天津。

此时,年仅23岁的郭嵩焘正在北京。是年三月,他第二次参加会试,六月榜发,再度落第。科场失意的郭嵩焘,得到新任浙江学政罗文俊的邀请,决定赴浙入幕。九月初八日(10月3日),郭嵩焘离京赴浙,于十月十九日(11月12日)抵达浙江,进入罗文俊幕府。罗文俊为广东南海人,字泰瞻,号萝邨。家贫苦,好读书,常夜随母“纺灯中课读”1。道光二年中进士。补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后任山西、陕甘学政。道光二十年八月初十日(1840年9月5日)以通政司副使任浙江学政。

郭嵩焘之所以“敢冒锋镝”,前往正处于战争状态的浙江,其原因似应有二。一为血气方刚“壮士从戎”的爱国精神所致。郭嵩焘离京赴浙途中,曾作有《出都杂感》诗十二首2,字里行间,均透露出他的这一感情。其二有云:“万里岛夷浮水至,一星参伐傍霄明。旅獒不入王都贡,坐见烟尘四海清。”其九云:“关河略界唐封远,越嶲虚传汉节过。准拟看潮东海畔,楼船无数正横戈。”2所述所议,都是侵略者“浮水”来犯,浙东沿海战云密布,我“楼船无数正横戈”的情景,表现了他对于战争、对于国家大事的热切关怀。然而,青年郭嵩焘并没有置身事外,其四即云:“防秋士马西风惨,横海蛟鼍白昼昏。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鲛门系镇海县(今浙江宁波市)一岛,为海口之锁鈅。原来作者之入幕浙江,是要以壮士“自许”,“磨盾从戎”,奔赴抗英前线。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郭嵩焘读书岳麓书院时,结识了曾国藩和“少负奇气……不事科举”的刘蓉,三人“雅志相期,孤芳自赏”3。其后,又得识江忠源、罗泽南二人,“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4。可知,青年时代的郭嵩焘已非平庸碌碌之辈,而是一位以高雅自许、讲求气节、关心天下的热血之士。是年十一月初,曾国藩收到郭嵩焘《出都杂感》诗后,亦作有《寄郭筠仙浙江四首》,其二云:“碣石逶迤起阵云,楼船羽檄日纷纷。螳螂竟欲当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但解终童陈策略,已闻王歙立功勋。如今旅梦应安稳,早绝天骄荡海氛。”5,对郭嵩焘的爱国情怀表示赞许和鼓励。

郭嵩焘赴浙入幕的第二个原因,当为家庭与个人生计的驱使。郭嵩焘家在其曾祖父时“本为巨富”,然至其父分家时“已日趋虚乏”。至道光十一年(1831)以后,因连年大水,家益贫困。故郭嵩焘曾自述“自少贫贱,常刻苦自励,衣服饮食不敢逾量”,“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6。其第二次赴京会试,即颇形拮据,曾屡次向曾国藩借贷。据曾国藩《过隙影·己亥杂录》和《辛丑账簿》记载,其道光二十、二十一两年,借予郭嵩焘银二次,为之用银和代付钱二次,共计银四十六两零四分、钱十千文7。因此,在落第之后,郭嵩焘也不得不为衣食奔走。其时,好友曾国藩、刘蓉也为之而惋惜。曾国藩有诗怀其“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刘蓉曾致书郭嵩焘云:“以承欢无具,谋道未遑,北走幽燕,南游吴越,远晨昏之奉,徒兴行役之嗟。《诗》曰哀此劳人,尤朋旧所同戚矣。”8。

郭嵩焘到达浙江之时,战事一度中止,北上英军南返,定海的英国占领军也开始撤退。郭嵩焘在学政幕中治文书,又曾随罗文俊按试各府,先后到杭州、金华、衢州、桐庐、处州(今丽水)等地,并曾写诗多首,吟咏各地的风光名胜。

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清廷以英军攻陷广州沙角、大角,下诏宣战,战事再起。七月,英军在广州得手后再度北进,攻陷厦门,大举进犯浙江。八月,英军再陷定海,又陷镇海、宁波;十一月,继陷余姚、慈溪、奉化,浙东沿海狼烟滚滚,形势严重。时郭嵩焘在幕,当曾前往战地。后来他曾说道:“当庚子、辛丑间,亲见浙江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9。在此期间,他曾作有《丰乐镇书壁》诗六首,可知其当年踪迹与心情。丰乐镇在全国有多处,但均为内地如安徽、湖北、四川、甘肃、贵州等省份。而郭氏所指,显然为东南沿海战地省份,且系郭氏亲履之处。其在诗前跋语中说:“壁间诗六首,盖悼亡之作。末署牧庄,意其字也,姓氏里居不可详。西夷内犯,略其家,其妻投水以死。诗辞婉咽,恻恻动人。既读哀之,依韵以墨其后,庶来者之有知与。”10。其诗有云:“三年沧海有奔鲸,烽火喧阗彻夜惊。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烈火烟埃人散乱,空城荆棘雨淋浪。”没有抗敌卫国之志,没有身临其境的经历,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已回到湖南的郭嵩焘,又应聘入辰州府知府雷成朴(字震初)幕。来到僻处湘西的辰州,郭嵩焘还在思索着几年前的经历。他曾先后给罗文俊、幕友唐治等寄出诗作,回忆在浙江抗英前线的经历:“近觅南湖堪隐几,曾游东海掉行船。浮生出入风尘里,数载惊皇矢石前。”“两载愁西虏,悬军碣石开。”“仓皇兼矢石,次第望归来。”“三年心耿耿,持此欲何求。”11。

更为重要的是,郭嵩焘还在深入思考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道光二十三年(1843),郭嵩焘曾与沅陵县知县张景垣交往,张与“语禁烟事本末,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张景垣为山东高苑人,字晓峰,其人当于鸦片战争始末有所知晓。郭嵩焘经其介绍,“恍然悟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即对于清政府在面临外来侵略时的应对措置产生反思。

年轻的郭嵩焘之所以产生这一思想,当与其幕主罗文俊有关。据罗氏之子追述,罗文俊“抵任后,值夷氛猖獗,攻陷濒海郡邑,省垣戒严。时公按试处州,闻报忠愤填膺,矢志若临难,必以身殉。独夜抚剑危坐,作《祝剑词》……一时斫案几裂,声泪俱下。”12。但罗氏对战争之起始亦有自己的看法。当林则徐“总制两粤,其抚夷禁烟颇严急。公尝以书规之曰:雅片一物流毒已数十年,而欲一朝除之;洋舶入粤,以烟易茶,岁获数千万金,而欲一手扫之,过急则生变,过刚则必裂物之情也。且夷焰日横,肉视中国,方伺吾隙而逞其欲。今戢其桀骜,略就范围,是畏我也。畏我而不稍假之,是与之隙,而成之要挟之伎也,夷患其自此始乎。”13。郭嵩焘当年即在罗氏身边,朝夕相处,必然有所耳闻,受其影响。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外交涉日深,郭嵩焘接触“夷务”愈多,眼界日益开阔,思考愈益深刻,继之而来的即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郭嵩焘在辰州府幕经历了二年,后仍不懈地奔走科场之路,终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旋因父母去世,在籍守制。咸丰三年(1853),奉旨“督办捐输团练事宜”,随后即在湘协助曾国藩办理筹饷事务。

咸丰六年(1856)十月,英国联合法国,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郭嵩焘奉诏入京,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八年,入值南书房。此时,战争已历经二年,英法侵略军攻陷广州,又沿海北犯,攻陷天津大沽口,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但战争烟云并未消散,海防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郭嵩焘在京期间,咸丰帝曾三次召见,命他“常与僧格林沁谈谈军务”14。僧格林沁为蒙古科尔沁亲王,时任钦差大臣督办天津军务,又任御前大臣。当因咸丰帝之命,十二月初六日(1859年1月9日),僧格林沁遂邀请郭嵩焘至御前大臣直庐,“询以练兵、筹饷、制器械三事,属为说以进”。

咸丰九年正月二十四日(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向清廷奏上“挽回世运、端本圣心、推陈致理之原”折。他首先指出国家世运日坏、“未有转机”,其因即在“上下之情太格,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一方面,“皇上一人独任其劳,而诸臣退安于逸……无有倚畀信任之大臣”;另一方面,“吏治隳坏,销磨善气”,“朝廷以名相求……督抚之能以实应者,天下几人?”因此,“皇上”应“通上下之情”、“核名实之数”,“挽回世运,存乎皇上一心之用而已”15。郭嵩焘还在附片中阐述“海防与驭夷之道”,指出“今日海防,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建议在天津添设战船,“用我之所长以制敌”;“制御远夷之道……必务疏通其情”,建议访求通夷语者,“资送来京”“使转相传习……以施控制之略”16。这是郭嵩焘最早就国家的内政外交正式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政见。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其见解虽仍为传统的政治观念,但一针见血,直陈根本,即“存乎皇上一心之用”,这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当时,兵部尚书陈孚恩即“力属勿具折言事,盖恐误触忌讳……而于身则有损”。同值南书房潘祖荫则大为叫绝:“自涤生司马三流弊疏后,仅见此文,亦今之《广陵散》矣。”17将此折比之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国藩此疏,即是陈述圣德、针砭时弊,并劝诫咸丰帝预防其弊,两者如出一辙。郭嵩焘所陈“海防与驭夷之道”,一是造战船,二是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以“通悉夷情”。他建议的“战船”,虽非行驶海洋之轮船,但提出了在水上与敌作战的构想,比后来曾国藩、左宗棠试造轮船建议的提出早了八年。而组织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的主张,也比后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早了三年。

九年正月初五日(1859年2月7日),咸丰帝准僧格林沁奏请,命郭嵩焘赴天津僧格林沁军幕,协助办理防务。二十六日(2月28日),郭嵩焘启程离京。抵津后,即随同僧格林沁视察大沽炮台,至北塘视察海口;又偕同检查各要塞工程,观看各炮台演习;为僧格林沁拟订“临敌章程十一条”“六营章程十二条”,可谓劳累奔波、辛勤备至。后僧格林沁上奏清廷:“郭嵩焘自到防以来,随同奴才布置一切,昼夜辛勤,于剿抚各事均为熟悉”18。在此过程中,郭嵩焘对天津海口各要塞的建设、军队的部署等提出了不少建议,但也与僧格林沁以及前来视察的怡亲王载垣等“意见稍有未合”。后其弟郭仑焘曾说,时“王锐意诱击夷人,兄心忧之,屡陈古今御夷之策,推求得失缓急,明其控御之宜,以是忤王意。”19

是年五月中旬,英、法、美三国公使率舰队自上海北上,抵达大沽海口,拟去北京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朝廷要求其在北塘登陆,经天津赴京。但英、法公使坚持通过大沽,并要求撤除大沽口外防御工事。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英、法舰队在大沽口突然发动攻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奋起抵抗,大败英军。郭嵩焘在激战中驰至,僧氏大为感动,后赞其“见利不趋,见难不避,天下安有此人!”

大沽之战后,英、法撤军而去,美国公使华若翰表示愿自北塘进京。六月初九日(7月8日),郭嵩焘随直隶总督恒福与华若翰在北塘会见。随后郭嵩焘奉命赍僧格林沁《办理抚局当刚柔相济折》赴京递奏,“面陈梗概”。是年九月,又奉僧格林沁命赴山东烟台清查沿海税务。在此后的二个月中,郭嵩焘周历山东沿海烟台、威海、文登、胶州、日照等各口,清查税务,添设厘局,整顿厘章,后因烟台厘局被毁案遭僧格林沁参劾,诏命交部议处。十二月十五日(1860年1月7日),郭嵩焘自济南启程回京,其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海防之差务也至此结束。

综上所述,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满怀激情,奔赴反侵略战争前线,“愤然言战守机宜”“屡陈古今御夷之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展示了一位爱国者的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思想者,郭嵩焘在亲历反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曾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还只是初次经历,接触的层面也较为有限,其认识和思考还较为粗浅,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接触的也已经到了国家的最高层面,其认识已经更为全面和深入。他指出“今日海防,当筹数十年守御之计,非务防堵一时”,即捍卫国家安全、防御外来侵略,是国家的长久之计,如“先无主见,临时商议,参差反复,愈办愈坏”。他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中国之制服海外,在因彼之所长而用之,未有用彼之所长以自困”,因此建议制造战船,扼守海口,抵抗侵略。他还认为抵抗外来侵略,必须知己知彼。他曾为之感叹: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二十年以来,“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因此主张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翻译外国书籍,“以知海外诸国虚实……以济海疆之用”。郭嵩焘还从“理”的角度,提出在对外交往哪怕是在对外战争中,也要有理有节,“兵以义动”。咸丰九年三月,怡亲王载垣奉旨来天津,曾提出“如洋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郭嵩焘当即指出:“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僧格林沁幕中两人为僧氏撰拟折稿,提出撤销汲沟营防务,并将之指为已在《天津条约》中定为通商口岸的牛庄。郭嵩焘表示反对,说“指汲沟营为牛庄,又岂足以诳夷人乎……今日即能诳之,他日举以相责,又将何如?”郭嵩焘的这一系列思想和主张,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头脑清醒的思想者。他的思想和主张,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先声,为我国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基础。

注释
1、12、13、《绿萝书屋遗集》附录第2、3—4、6页《萝邨府君行述》
2、10、11、《郭嵩焘全集》十四第18—19、20、28—29页,“诗集卷二”
3、8、《刘蓉集》二第171、60页“文集卷七、三”
4、6、《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全集》十五,“文集卷二十六”
5、《曾国藩全集》一四“诗文”第4页
7、《湘乡曾氏文献》第七册第4196、4000、4009页
9、《罪言存略小引》,《郭嵩焘全集》十四第298页,“文集卷三”
14、17、《郭嵩焘全集》八第173、183页,“日记一”
15、16、《郭嵩焘全集》四第3—5、5—7页,“奏稿”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四十
19、《郭仑焘集》第14页“萝华山馆遗集卷一”

作者梁小进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载《文史拾遗》2018年第4期总1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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