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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中法战争

2020-9-25 11:0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97| 评论: 0|原作者: 梁小进

左宗棠与中法战争
梁小进
    左宗棠的一生经历了自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期间急剧变化的年代。他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稔军、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等农民运动,大肆残杀起义人民,由此起家,跻身于清统治集团,成为清王朝一名封疆大吏。但是,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祖国面临危难的时刻,他却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力排众议,率师出关,一举收复新疆,粉碎了英、俄帝国主义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为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法战争时期,是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在祖国西南边陲处在被侵略的严重关头,左宗棠不以风烛残年为虑,不顾衰病交缠之苦,力主抵抗,反对妥协,致力于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事业,最后在福建抗法前线去世,为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作出了贡献,在他一生中写下了值得赞誉的最后一页。
    1874年,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当局签订了不平等的《西贡条约》。1881年攻陷河内,1883年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建立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阴谋以此为基地,打开红河,进入我国云南。
    形势的发展严重地威胁到我西南边疆的安全。从七十年代起,我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在刘永福的带领下,受越南政府的邀请,进入越南,正在浴血奋战,进行援越抗法的斗争。清政府迫于内部主战舆论,也已经派兵出关。但是清廷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意推行妥协苟安方针,并不打算与侵略者兵戎相见,总是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形势。这时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他对于清政府苟安求和,妥协避战的倾向,痛心不已,深感事机“一误再误”,“枢部束手”,而外间虽“议论纷纭,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①决心挺身而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②1883年(清光绪九年)8月,他上书总理衙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出兵援越,抗击法国的主张。他指出:  “法人所以图越南者,盖垂涎滇、黔五金矿产,意在假道于越南以开矿取利,……不仅以夺越疆为止境也。”③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法国侵略越南的实质。其次,他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一个法国的问题,越南局势牵涉到中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环境。因为“滇、黔矿利为泰西各国共争,英人之越缅甸而来,意亦在此”,如果法国阴谋得逞,那么“各国络绎奔赴”,我西南边疆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再次,从中越两目的关系来看,地理上“壤地相接”,如法国侵占了越南,则两广、云、贵等省都暴露在敌人面前,“藩篱尽撤”,我西南地区则永无宁日,而且越南一“积弱之邦,被其蚕食,难以图存z,,以两国历史上的密切联系出发,中国也“不能不为保护”。因此,左宗棠指出,“帷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应该给侵略者以坚决抵抗。他还赞扬了在越南英勇抗法,保卫祖国边疆的刘永福黑旗军,“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义士也”,其“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④  “越南赖此稍延喘息。”为促使清廷早定大计,他又上奏指出,对于侵略者,“我愈俯则彼愈仰,我愈退则彼愈进。”⑤只有坚决一战,才是挽救时局的唯一办法。“事机纷乘,间不容发,及今为之,已苦其缓,若再置之不理,西南之祸岂有穷期?”严正指出了问题的迫切性。为尽到自己最大的责任,他还毅然请求前往滇、粤督师,并请派遣手下得力将领,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先行募兵,“驻扎滇南、粤西边防要地,相机而动”。然后,自己亲自率师“继进,以赴戎机”。
    由于种种原因,左宗棠督师之请没有得到清廷的批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1883年(光绪九年) 12月,法国军队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山西失守,随之,北宁,太原陷落,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当时,左宗棠因目疾加剧,正开缺调理,忽闻越南局势恶化,他愤慨已极,立请提前销假,被诏入军机处。
这一期间,他再次奏请加派旧部、前浙江提督黄少春募军赴援,会王同德榜,刘永福合力抗法。当获悉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定屈辱求和的《中法简明条约》之后,左宗棠又提出一份“说帖”。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失败论调和妥协论调,对条约的种种规定逐一驳斥。指出,法国侵略者对越南北部和我西南地区是“垂涎已久”  而条约中关于中国撤兵和法国在中越边界通商的规定,决不可能中止敌人的侵略步伐。
“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迨全越为法所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⑥因此,他主张“撤回彼此公使,照会有约各国”,“仍示以战”。在这里,他又一次主动要求奔赴前线,指挥抗法战争。他甚至提出愿立军令状,如有“不效,则请重治其罪  以谢天下”。左宗棠的这一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当时,执掌军机处实权的醇亲王奕譞就曾谈到,“左相向晦来谈,仍是伏波据鞍之概,其志甚坚,其行甚急。”⑦“跃跃欲试,有不可遏之势。”⑧当然,一贯以“了事为义”的清朝廷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深刻地表明他反对侵略,反对妥协的爱国立场,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此时左宗棠年已七十多岁,且左眼几近失明,还要求亲赴前线,反击侵略,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
    在坚决请战的同时,左宗棠还积极进行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一方面,切实加强海防建设;另一方面,组织军队,赶运军火物资,支援越南前线。
    “两江要政以海防为重”。早在1883年春,越南局势日趋紧张之际,他即率领两江辖区江、海防各将领巡视各江海要塞,并于江苏沙口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抗敌大计。会后,并采取一系列加强江、海防卫的措施,严密戒备。整个战争期间,法国侵略军一直未敢进犯两江海防区,他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组织援越军队,筹办援越物资,是左宗棠这一时期的又一重要活动。首先,他派出王德榜以回湘省墓之便,携带大批军火存储永州(今湖南零陵),以应急需。并派人前往广西、越南探视军情路途,与刘永福取得联系I继而又令王德榜在湖南、广西招募五千人,并选派提督、总兵至游击的武官和忠勤勇敢、久经战阵者三、四十员前往,组成a恪靖定边军”,赶赴前线,参加抗法战争。
    “恪靖定边军”于1884年2月从广西出关,开进越南。当时,越南前线清军因将帅昏庸、军纪败坏,在法军连续攻击下,一再溃败。山西,北宁等战略要地相继失陷,“谅山震动,人心惶惶”。王德榜以,纵使粤军哗溃入关,然广西边防自尚竭力保固”⑨为念,率部逆焰而上,以四营进驻谅山,四营扼守镇南关,从而使“中外人心稍定”⑩顶住了溃退不已的局面。左宗棠又多次致书王德榜,勉励他坚持抗战,奋勇杀敌。后来王德榜一军虽受广西巡抚、淮系将领潘鼎新的排挤和连累,不幸而有“丰谷之败”,但能在“不得一旅之援”时,“死力相持”⑩拚死作战。最后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独当一路,有力地配合冯子材部奋勇反攻,取得了镇南关——谅山战役的辉煌胜利,为扭转战争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德榜一军之所以能在陆路战场起到这些作用,无疑地也是左宗棠积极努力的结果。
    此外,左宗棠还为前线筹解了大批军火、军饷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883年9月运至永州的军火即有水雷24具、炮18尊、各种枪支5,600多支、弹药240多万发,另有大批火箭、火药、电线等⑥。1884年又解送了足以装备八十营的军装⑥。军饷自1883年10月至年底,即解过十二万六千两,又每月由左宗棠指拨四万两。这些军火、军饷,除供应王德榜军之外,很大的一部分都交由广西军事当局支用,对反侵略战争的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上可见,左宗棠在两次请缨杀敌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清廷批准的情况下,并没有袖手旁观,为了抵抗法国的侵略,他确实尽到了自己的心力,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活动,我们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1884年8月,法国舰队以卑鄙手段偷袭我福州马尾军港,使中国遭到很大损失。万分急迫之中,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福州自马江败后,a人心慌乱,官民一夕数惊”。12月中旬,左宗棠抵达福州,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加强战备。如“分布内地防军,设沿海渔团”,打捞被法击沉之炮,加固炮台;严申军律,安定民心。该年除夕他还顶风冒雨深入长门、金牌前哨视察。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才遏制了侵略者的再次进犯,使“人心渐见安宁”。
    出兵援台,这是左宗棠受任后的一个重大措施。1884年10月,他赶赴福州途中,法军发动了对台湾的凶猛进攻,基降失陷,形势非常危急。但时任南、北洋大臣的曾国荃、李鸿章却手握重兵,坐视不救。左宗棠认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因此,首先奏请令南、北洋各派兵船五艘,由帮办军务杨岳斌率领,自海道赴援。抵任以后,又“以援台为急务”,组成“恪靖援台军”,拟亲自统率渡海,“姒解台危”,只因清廷未准,又当地“绅耆士庶再四挽留"才改派统领王诗正,营务处、遭员陈鸣志等率领赴台。当时,法国兵船游弋洋面,封锁了通往台湾的航道,马江战后,福建水师损失惨重,而拥有重兵的曾国荃、李鸿章又不愿大力支援,渡海之役非常困难。左宗棠以声东击西之计,先令南洋援阅兵船“放洋”,徉为径薄台北”之势,再令王诗正等部千余人“扮作渔人,黑夜偷渡”。1885年2月,王诗正部才历尽艰辛经澎湖抵达台南,投入保卫台湾的战斗。为了援救台湾,左宗棠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是,在这不久,可耻的清王朝却以一纸和约葬送了这一成果。几月之后,左宗棠即在福州含愤去世。
    综上所述,左宗棠在中法战争中不愧为一位坚定的抵抗派、爱国者。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最高统治集团妥协投降的倾向,但他的爱国行为对国内舆论,对广大抗战将士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不能直接投入反侵略战场之时,他努力为海疆的巩固而惮精竭力,为前线积极输送军队、军火。一旦肩负重任,即雷厉风行、献身反侵略战争。左宗棠在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中最后撒手人寰,确实尽到了他的心力。作为清统治集团的一员,左宗棠在中法战争中的历史活动与李鸿章的种种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左、李之间,长期以来就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场合产生过尖锐的矛盾,在中法战争中又一次表现出来。以往有些论者将之单纯地归结为湘、淮派系之争。这是欠妥当,也是不公正的。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力主抵抗,李鸿章一意妥协,两者所代表的利益和愿望,决非湘、淮两个集团所能包括。左宗棠代表的是中国人民以及广大爱国将士的愿望,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妥协卖国者之争,而李鸿章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利益和妥协投降者的主张,是与中国人民和广大爱国将士之争。两者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决不应该混淆错乱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以为左宗棠在中法战争中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是应当肯定的。如他受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之后,在查办前会办福建军务张偑纶的同题上,即曾徇情姑息。又因偏信谗言,错误地弹劾在台湾英勇抗法的刘铭传,这些都在当时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这些错误与他在中法战争中的功绩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左宗棠在中法战争中的主要活动和历史作用,应当得到肯定。

注:
1、2、3、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廿六,第41页,第45页,第41页,第44页。
5、12、1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一,第14页。卷六十一,第80-81页。卷六十三,第44页。
6《左文襄公全集》说帖第4页。
⑦、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五册第52页。
9、⑩、15、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三册第107页,第68页,笫38而,第245页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591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二册第347页。
14《左文襄公年谱》卷十第2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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