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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名人故址

2020-9-24 20:3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32|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思邈公园
思邈公园位于浏阳市城东浏阳河畔孙隐山。孙隐山为一绵伏小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相传为隋唐间医学家孙思邈栖隐之处。山麓有升冲观、洗药桥、洗药井、炼丹台等胜迹,皆因纪念孙思邈而名。明代郑序《游孙隐山》诗云:
孙隐兹山若许年,至今台观尚依然。
云间不见烧丹灶,桥下犹流洗药泉。
造谒为民祈雨泽,徘徊寓目爱山川。
穹碑备载飞升事,胜迹由来岂浪传。
孙思邈(581—68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通百家说,善言老子、庄周。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力辞;唐太宗即位,授以爵位,皆不受;高宗召拜谏议大夫,仍不受。上元元年(674),辞疾请归,撰《千金方》三十卷,精于医道,行于世。寿高一百零二岁而终。还自注《老子》《庄子》,又撰《枕中素书》一卷。
孙隐山东北麓浏阳河畔,有升冲观。道观建于唐代初期,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毁于灾。宋徽宗时,全国兴道教,孙思邈被徽宗追封为“妙应真人”,升冲观得以扩建。传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白日飞升之日。每年这天都要举行药王会。明洪武三年(1370)道士王坦然集资复修。明宣德八年(1433),邑人喻道纯皈依道教,修炼于此。喻得全真教真谛,成为龙门玄裔,历代承传,升冲观遂为全真道修真之所,明天启五年(1625),住持彭思伟重修殿宇,学士陈文作记。观原有前后两进,分别供奉儒、道、释三教神像。前殿铸药师铜像,高二点三米。清末民初,宫观颓败,仅留前后正殿。1956年所存殿屋用作浏阳县竹器社的生产车间。1958年,神像、殿宇被毁,殿后存古樟四株。洗药井在升冲观后殿右侧围墙附近,圆形,径约五十厘米,皆用青条石砌,水清澈微苦,传为孙思邈洗药所致。1979年浏阳县房产公司建民房于升冲观侧,将古井填毁。井旁原有炼丹台,亦毁,只留下清秀才唐瑞的《登炼丹台》诗:
炼药台空仙已去,台空仙去我还来。
涧边幽草年年绿,枝上名花岁岁开。
不老金丹何处觅,难留青鬓莫相催。
乾坤日月双丸转,感慨登临酒数杯。
今恢复道观,并予扩修。孙隐山建为思邈公园,成为浏阳市新的旅游景点。

李畋公园
李畋公园位于浏阳市大瑶镇浏阳河畔。传说爆竹的发明者为唐代的李畋,今浏阳麻石小街田家巷,尚存宋代所建的“祖师庙”,被奉为鞭爆业的祖师。唐《异闻录》载:“李畋居中,邻人仲叟家为山魈所崇,畋命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中,鬼乃惊循,至晓,寂然安贴。”看来最早的“爆竹”大抵是经过火烧竹子所发出的爆裂之声,待火药发明之后,才有了纸卷爆竹。
李畋传为浏阳大瑶人,相传生于隋仁寿(601—604)年间。李畋青年时代适逢贞观之治年间,他父母早亡,遂云游四海,志在报效朝廷。曾不辞劳苦赴耒阳蔡伦故里学习造纸技术,访遍四方能工巧匠,得土硝提炼真传。又传,得到药王孙思邈的指点,将“伏火硫磺”首创为“火硝纸爆”,开“烟花礼炮”之先河。一说李畋为醴陵县麻石村人。今大瑶镇和麻石村都建有李畋庙,香火异常旺盛。浏阳、醴陵两个相邻的花炮之乡共争一位祖师,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相传农历四月十八日是李畋的生日。每到这天,做鞭炮行业的人家都要焚香点烛,献上三牲,向李畋先师神位叩首作揖,虔诚祭祀,祈求福佑。先师生日前一夜,更是铳炮冲天,热闹非凡。
另一种说法,认为李畋为宋代人。陶宗仪辑《说郛》第三十九卷转引[宋]李畋《该闻录》:“李岐邻叟家,为山魈所祟,岐令除夕聚竹数十根于庭,焚之使爆裂有声,至晓乃寂然。”也就是说,宋代人李畋讲述了鞭炮的来历。
浏阳花炮包括鞭炮和烟花,历史可追溯至唐宋。鞭炮原名“编炮”,意为编结起来的爆竹。生产爆竹的原料是浏阳就地取材的土纸、土硝、硫磺、铁屑、炭末、红白泥土等。而“爆竹”者,初为将火药塞入竹节之中,用引线点燃起爆,其响声洪亮,且散发出沁人心脾之香气。
大瑶镇李畋公园内建起了全国第一家花炮文化博物馆。博物馆建在原李畋庙遗址,原庙前门尚存,古风依旧。新建博物馆为仿唐建筑,红墙碧瓦,飞阁流檐,雕梁画栋,蔚为大观。浏阳本土楹联家王巨农题门联云:
卜旧址以建公园,看幽篁环古冢,瑞草绕新亭,万斛乡情酬祖德;
祀先师而修杰阁,喜遗像铸青铜,展厅盈紫气,八方游客谢东风。
正殿为李畋庙,内供李畋神像,有大鼓巨锣各二,2001年在此举行了纪念李畋诞辰一千四百周年的大型祭祖活动。两厢设四个展室,分别为“千年巡礼”“传统艺”“现代技术”“辉煌业绩”。其侧老屋辟为花炮工艺馆,展示传统花炮制作工具,其中有明清时期花炮印刷版、手推车等。传说中的李畋墓也于2000年修复,墓地约三百平方米,由坟茔、拜坪、祭台、纪念碑等组成,2014年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杜甫江阁
杜甫江阁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湘江河畔西湖桥。这里是当年杜甫来长沙时泊舟和租借民房居住的地方。杜甫自称居所为“江阁”。今杜甫江阁为2004年新建仿唐风格的纪念性建筑。
唐大历四年(769),春节过后,一场大雪让湘江两岸变成了白银世界。这天,西湖桥下,一艘川江民船悄然停泊在码头上。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拄着拐杖,在舟子的搀扶下,艰难地登上堤岸,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诗圣杜甫。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先是在肃宗朝廷任左拾遗的小官,后出任华州司功参军,不久他弃官到成都。大历三年(768)初,他在好友韦之晋从西蜀改任衡州刺史,杜甫遂决定到湖南来投靠他。这年秋天,杜甫在成都买舟东下,沿长江经城陵矶进入洞庭湖。在岳阳稍作停留,又溯湘江而上,于次年春天来到长沙,进入已属潭州北界的乔口。这里南距长沙六十里,杜甫赋诗《入乔口》:
漠漠旧京远,迟迟归路赊。
残年傍水国,落日对春华。
树密早蜂乱,江泥轻燕斜。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
杜甫舟过距乔口不远的湘夫人祠时,想到屈原在《九歌》对湘夫人吟唱,忍不住赞叹“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入乔口时,又想到贾谊与屈原相同的命运,又嗟叹“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 杜甫是怀着凄凉哀伤的情感进入长沙的。
这是杜甫第一次到潭州(长沙),只停留了不到一个月,随即往衡州(今衡阳)。到了那里才知道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到长沙赴任去了。杜甫于是“回棹”,第二次到达长沙。这一次住了将近一年。他会见了韦之晋,不久韦氏暴病身亡,杜甫顿时失去了依靠,随后,大历五年(770)四月,兵马使臧玠发动兵变,长沙城变成一片血海,杜甫只得往衡州避难。当时他妻子的舅舅崔伟在郴州任职。杜甫打算到那里去暂住,船经耒阳时,遇山洪暴发,逆水上行十分艰难,他只得中途打转,决心回河南老家去,行经长沙时,他第三次在这里滞留了约两三个月。
杜甫三次来长沙,都将船泊于南湖港至西湖桥一带。这里离城区不远,距驿站也不远。驿站是朝廷为传递文书而设,也负责接待过往的官员。杜甫当时已无一官半职,但他曾经是朝廷命官,加上他是闻名遐迩的诗人,因此他第一次到长沙时地方官将他一家安排在驿站居住,供给饮食。但驿站毕竟不能久住,他第二次来长沙时就住在自己船上。出川以来,他一直以船为家。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长沙的夏天特别炎热,木船经烈日暴晒,舱内有如蒸笼,身患晚期消渴症(糖尿病)的他,一刻也不得安宁。只得舍舟登岸。他无钱在城中租赁像样的房子,只得在江边贫民区中租了一处吊脚楼住下来。这种纯用木板搭建的房子,悬在河堤之外,下面用木桩支撑,类似城中居民顶层的阁楼,杜甫将它名之为“江阁”。
当时杜甫生活之困顿是可以相见的:他已无任何生活来源,一家人连同船夫七八口人,全靠朋友接济度日。他因此不得不拖着老病之身,拄着拐杖,三天两头进城去“告贷”,请求朋友帮助。
杜甫是一天也离不开诗的,在湘三个年头中作了近百首诗,其中半数以上作于长沙。歌咏长沙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是他长沙诗作中最常见的主题。他先后游历了岳麓山、橘子洲、贾太傅祠、定王台等地,这些地方都进入了他的诗篇之中。《岳麓道林二寺行》七言长诗以极为雄健的笔力,赞美二寺之华美壮观,环境之清幽。《清明》一诗描写清明日“长沙千人万人出”盛况和市中繁华景象。叙写旧友新知的交往,也是杜甫长沙诗作的主要内容。他在长沙会见了一些故旧,结交了一批新知,他都一一作诗相赠,在这些诗中描述了自己的窘迫处境,表现朋友对他的深情厚谊,抒写了自己对朋友的感激、企盼、祝愿之情。其中《江南逢李龟年》这首七言绝句,更是一首千古绝唱: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逢。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李龟年是一位著名的宫廷乐师,在京城名气很大。杜甫作为诗人与“遍识名人”的李龟年也有过交往,互相倾慕。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龟年流落东南,辗转来到长沙,在一些州府举行的宴会上应邀演唱。其时杜甫也在场,因此两人得以在这里重逢。“落花时节”既是指两人相逢的时间,也暗寓“流水落花春去也”之意,对国家的命运、个人的遭际表示无限焦虑。
他的另一些诗则记载臧玠之乱给长沙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了他一贯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愤怒地直斥叛乱者的罪行:“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在逃难途中他自己苦不堪言,却对难民处境十分同情:“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
公元770年深秋,杜甫告诉长沙诸友,乘舟顺湘江北去,打算返回故乡,行至平江地界,诗圣病逝于舟中,终年五十九岁。
如今当广厦千万间布满湘江岸边,长沙人民忘不了与之共患难的诗圣,在他当年居住过的地方,为他修建了恢宏的江阁。杜甫江阁占地面积一万二千平方米,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为大型仿唐风格建筑群,分别为碑亭、碑廊、阁楼、长廊、茶楼五部分。主楼江阁高约二十米,朱红色柱,仿古格栅窗,白色墙;柱廊台阶栏杆为云纹石柱、石板栏杆;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青黑色筒瓦屋面,曲线会舒展,体现唐代建筑古朴、雄伟、厚重的基本特征;面向湘江大道及湘江的东、西两立面均为主立面,于屋顶檐口下立横匾,上由中国书协主席沈鹏书“杜甫江阁”四个大字。江阁主楼为七层建筑,其中:一楼为诗词书画研究院;二楼正中立杜甫塑像,正面墙壁上有大型木质浮雕《杜工部潇湘行踪图》;三楼专题展示杜甫生平事迹;四楼为长沙历史文化名人展;五楼为奇石和古董家具展;六楼、七楼为藏天阁图。主楼两侧有长廊与之相连,长廊前有诗碑多块,镌刻杜甫在湖南所作的诗歌。

朱张渡
朱张渡在湘江东岸大椿桥附近。它是古代一个著名的渡口。从前从这里乘渡船至橘子洲,再从洲上步行百步,登上小河中的浮桥,在赵家港登岸,可直抵岳麓书院。朱张渡因朱熹、张栻而得名。他们两位都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从福建专程来长沙,与主讲岳麓书院的张栻讨论理学,举办讲座,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听讲者不仅有岳麓书院的学生,院外的好学人士也争相前来聆听。讲堂里坐不下,连走道、庭院中也坐满了人。书院门外停满了马车,“饮马池水立涸”。朱熹在长沙逗留了两个月,朱、张对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如“中和”“太极”等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轮流进行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江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为了纪念这两位理学大师,他们往来于湘江之上的渡口,被后人称为“朱张渡”。
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史刘珙重修岳麓书院,为了方便学子过江,在大椿桥附近湘江边上建了一条趸船,称之为“船斋”。清嘉庆十七年(1812)湖南学政汤金钊捐资在橘子洲中部建了一座朱张渡亭,亭旁建屋数楹,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为之作记。咸丰十年(1860)湖南学政胡瑞澜重修朱张渡,在东西两岸各竖牌坊一座,东曰“文津”,西曰“道岸”。
朱张渡从此成为长沙一处名胜,过往文人墨客都来此凭吊前贤,留下不少名篇佳作。清人张先骏诗云:
二贤讲学当年事,古渡犹教胜迹传。
两水平分帆影外,一亭孤峙渚花天。
洲中细雨闻芳若,山里云深隐杜鹃。
漫说文津和道岸,迄今遗绪几时肩。
民国初年,朱张渡仍在使用,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与少年同学经常从朱张渡边下河游泳,从盛夏直到深秋。又常常从这里渡河同游橘子洲或岳麓山。1915年末,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突发奇想,星期天邀了在长郡读书的朋友罗章龙,从朱张渡出发,泛舟渡河,同上岳麓山踏雪寻梅,诗兴大发。两人一路联句,留下了一首五言诗:
共渡朱张渡,层冰涨橘汀。
乌啼枫径寂,木落鹤泉滢。
攀险呼朋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抗战后,湖南诗人王啸苏在所作《朱张渡》一诗中有“道岸文津迹久荒”“袁记尚存时一读”之句,可知当时朱张渡已荒废,橘子洲上的渡亭也不存,但袁名曜当年所作的《朱张渡亭碑》尚在。不知什么时候连碑也不翼而飞了,朱张渡只留下一个地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长沙市政府在修建湘江风光带时在此建了一个小广场,广场南北长一百米,东西宽三十六米。广场中央建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牌坊两边各有一座仿古亭,花木丛中立有朱熹和张栻的主体塑像。在湘江西岸对应位置牌楼口也建了一座牌坊。

识山楼
识山楼位宁乡市巷子口镇,为南宋状元易祓的故居,系嘉定八年(1215)易祓贬官返回故里时所筑。“识山”取苏东坡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楼在沩山之南,因而可识沩山真面目。据易祓《识山楼记》记叙: 
其下为读书堂,旁舍环列于其间,设花槛与楼相对。仆老矣,日游息于是。沩山在望,紫翠交错,若拱若揖,相为酬酢。山间以四时代谢,烟云变化,朝暮万状,不越指顾之顷,洞察秋毫之微,兹果山所特识者欤?系以诗曰:“山外如何便识山,白云出岫鸟知还。更看面目知端的,却在先生几格间。”
易祓(1156—1241),字山斋,一字彦章。天资聪颖,勤于求学。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殿试头名状元。历官礼部尚书、翰林院直学士,为孝宗、宁宗、理宗三朝重臣。曾以宁乡特产刀豆花进孝宗,使刀豆花驰名京师。宁宗时因主战而遭贬,五十九岁时返归故里。理宗时被重召入京,授朝仪大夫,封宁乡开国男,食邑千户。诗词、散文均有名气,生平著述很多,有《周易总义》《周礼总义》《山斋词集》等。 
易祓往京城应试,其妻萧氏仍居家乡,亦娴词章。因易祓做官久不归,其妻遂赋《一剪梅》以寄。词曰: 
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未理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相思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绣鸳鸯。 
萧氏一生只流传了这一首词,但历代谈词的重要著作,如《词品拾遗》《词苑丛谈》等都收录了这首词,萧氏思夫之心情真意切,将满腹情思凝聚笔端,成为千古传咏的佳句。“相思何日得成双”,萧氏当年可能没有料到,易祓自二十九岁踏上仕途,直到五十九岁,宁宗降旨“去留自便”,他才告别官场,返归故里,一去就是三十年。易回乡后在故里巷子口沩水之滨精心营造了“识山楼”“步月池”,“鸳鸯”终于长厮守。 
易去世后葬巷子口镇的网形山(又名屏山)。墓以三合土封顶,三面有石围,墓前有台阶,石碑刻“易公山斋之墓”。今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第一师范
湖南第一师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开福区妙高峰下书院坪。书院坪因南宋著名学者张栻在此建城南书院而得名。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栻的父亲张浚出使潭州,举家迁到长沙,在书院坪中构建宅院,张栻在此处邀集学者研习,张浚乃书“城南书院”几个大字于大门门楣上。城南书院占地广阔,内有书楼、养蒙轩、月榭、卷云亭、琮琤谷、南阜、纳湖、听雨舫、采菱湖、丽泽堂等十处景点,环境十分清幽,张栻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园中景色:
城南才里许,便有山林幽。
崇莲炫平堤,修竹缘高丘。
方兹闵雨辰,亦有清泉流。
举网鲜可食,汲井瓜自浮。
丝桐发妙音,更觉风飕飕。
朱熹在岳麓书院主讲时,常来这里与张栻研讨学术,暇时,两人在园林中游赏赋诗,十处景点都有他们的唱和之作。张栻逝世后,书院逐渐荒废。明代有人赋《登城南书院旧址》一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荒凉景象:“步进书院门,侧足无行径。垣墙皆塌毁,荆棘满墙根。”直到清代后期,城南书院才又恢复了生机。
道光二年(1822),湖南巡抚左辅将乾隆年间设于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搬到了六百年前妙高峰下张栻旧宅中,重建原来的城南十景,逐渐恢复昔日书院的原貌。又在妙高峰山上修了张南轩祠、文星楼等。左辅在《移建城南书院》中说:“迤带冈阜,随其高下,更增草亭,罗植花竹,亦息游之胜地也。”
著名学者何绍基、余廷灿、郭嵩焘、王先谦等先后担任城南书院山长,曾国藩、左宗棠、黄兴、杨毓麟、杨德麟、黄兴、杨昌济等先后在城南书院读过书。
清代末年改书院为学堂,城南书院改称湖南师范馆,1912年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城南书院原校舍在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被焚毁。第一师范建立后,校长孔昭绶主持兴建了新的校舍。孔昭绶曾留学日本,一师新校舍也按日本青山学校建筑。它由教学楼、礼堂、学生宿舍和附属小学几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达两万平方米,砖木结构,圆拱式门窗,各栋之间由走廊连接,围墙和各栋外墙为黑灰色,门框、窗框为白色,黑白相间,相映成趣。这种融东方文化内涵与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在当时的长沙甚为罕见,因此让人耳目一新。
孔昭绶是一个富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他招聘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名师来校任教,如学监方维夏、修身课老师杨昌济、教育学老师徐特立、历史课老师黎锦熙等,他们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高尚的师德和渊博的学识,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校园里充满勃勃生机。每天清晨,雄壮的歌声在妙高峰下回响:“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溶,丽泽绍高风,多材自古夸熊封。男儿多努力,蔚为万夫雄。”
每当纪念日或重大活动,学生们高举红麾、黄镖、蓝绿色的校旗,头戴绣着“师”字徽的大盖帽,身着领章上缀有“第一师范”的校服,在嘹亮的鼓乐声中,列队阔步从校园中走出来,周围的居民都被吸引过来观看。
第一师范以“造就小学教师”为目的,一百年来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教师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当中后来不少人成为优秀的革命家、科学家、教育家,师生中载入辞海者达四十六人之多,尤其引为骄傲的是:从1913至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学习五年半,毕业后又一度任该校国文教员和附小主事。他对母校一往情深,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及他当年在一师的生活。毛泽东在学习期间曾引用明代学者胡居仁之联语,书写一联,以作座右铭,联云: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详细地回忆了那段难忘的经历。他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初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并作“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题词。
原来的一师校舍在抗日战争中毁坏。1966年在原址按毛泽东在校时的原貌恢复。第八班教室、附小主事办公室、阅报室、宿舍旁边的水井以及工人夜校教室,都一如当年旧制。专门辟有毛泽东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室和校史馆,展出实物和照片数百件。从1983年起,第一师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大量青少年来此接受革命洗礼。二十一世纪初,湖南第一师范在湘江以西建新校舍,原址辟为“青年毛泽东纪念馆”,2014年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在一师原址拍摄,再现了青年毛泽东和他的师友当年的精神风貌,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来一师参观的人越来越多。

船山学社旧址
船山学社旧址在今中山东路北向一侧,东与湖南少年儿童图书馆毗邻,后面与今长沙市实验中学相连。这一带地方在清朝末年都在曾文正公(国藩)祠的范围之内。关于曾祠,曾国藩的曾孙女曾葆荪在其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现摘录于后: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局捐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曾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焘)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1914年担任湖南都督府民政司长的刘人熙,在思贤讲舍的原址正式创立船山学社。在小吴门正街(今中山路)北面另开了一扇大门,又在学校与学社之间筑了一道围墙,从此学社与曾祠完全分开了。船山学社是一个以弘扬国学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出版《船山学刊》,举办学术讲座,经办船山祭祀等。
1919年,曾国藩的曾孙女曾葆荪与她的堂弟曾约农在曾祠内办起了艺芳女子中学。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及经费,在这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著名学者李达先后任校长,毛泽东为自修大学写了“创立宣言”。宣言指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采取古代书院及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学生方法取“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教员给予必要的辅导。校内设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出版校刊《新时代》,1922年9月又增办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吸收工农青年入学。何叔衡题湖南自修大学联,道出了建校的初衷,联云:
汇人间群书博览者,何其好也;
集天下英才教育之,不亦乐乎。
因自修大学传播革命思想,湖南省长赵恒惕不能容忍它的存在,于是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关治安”为名,于1923年将其查封。
1925年船山学社恢复。社务先后由石广权、赵启霖和周逸等主持,续刊学报十五期。
船山学社原有房舍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被焚毁,1954年在原址恢复了部分建筑物,作为革命纪念地得以保存下来。现存建筑为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朱漆门窗、方砖地。门首摹塑毛泽东手书“船山学社”四字。今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新民学会旧址
新民学会成立旧址即蔡和森故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今岳麓区溁湾镇新民路北侧,离朱张渡河西“道岸”仅数百米。一百年前这里是乡村,故居亦为一座典型的洞庭湖周边农舍,三开间平房,木头作屋架,竹片编织为墙,墙面敷石灰,屋顶覆以小青瓦。屋前有地坪,周边以竹篱围成一小院。故居原为刘氏墓庐,建于清光绪年间,后一周姓人家居此,故称周家台子,前门额题“沩痴寄庐”,由此可知周氏为宁乡人。
蔡和森(1895—1931)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曾任第二至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政治局委员、常委。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杀害。蔡和森原籍湘乡。1913年入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毕业后考入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校址在原岳麓书院)深造。他的母亲葛健豪也来长沙进了女子教员养成所,妹妹蔡畅则在周南女子学堂读书。1917年蔡和森全家租住沩痴寄庐。关于蔡和森当年居住在这里的情形,其胞妹蔡畅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1917年6月我的三哥蔡和森同志在高等师范文科毕业。这时,我们一家,以母亲葛健豪为首,都住在长沙岳麓山下周家台子的‘沩痴寄庐’。……从1917年秋季起,毛泽东以及张昆弟、罗学瓒、邹鼎彝、何叔衡、陈章甫、萧子升等进步青年更为频繁地来往我们家中,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而第一师范的校址几乎正和我家的住处隔岸相对。由我家去杨怀中先生所住的饮马堂也只有三四里地。……毛泽东回湘潭度寒假,带着他母亲来长沙治扁桃腺炎(那时叫“蛾子”,还是难治之症),就住在我们家里,由庆姊日夜照护。不久,和森和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去旅游半个多月,实际上大概就是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的大政方针吧。
经过他们反复讨论,认为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陈绍休、萧子升、萧子璋、邹蕴真、张昆弟、陈书农、邹鼎彝、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十三人聚集在沩痴寄庐,大家一致决议成立一个团体,取“大学之道在新民”之意,定名为新民学会。通过了毛泽东、邹鼎彝起草的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为干事。随后加入新民学会的达七十多人。新民学会成立后,组织湖南知识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联合各界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会员开展中国革命道路和建党问题的讨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尤其是湖南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储备上的准备。
1918年下半年,蔡和森、蔡畅兄妹和母亲葛健豪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离开居住一年多的沩痴寄庐。
沩痴寄庐原屋在抗日战争中被毁,1983年按原貌复建,在其偏东向另辟辅助陈列馆。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分别题写了“蔡和森故居”和“新民学会成立旧址”匾额,悬于故居大门之上。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小吴门八一桥以东地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里还是城郊,周边全是菜地,中间有两口大池塘,名清水塘。此地即以清水塘为地名。离大池塘不远,绿竹掩映的小院内有一座三开间木板平房,为典型的湘中平民住宅。1921年至1923年间,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就住在这栋房子里,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杨开慧的母亲向老太太。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先后在这里出生。
1921年7、8月间,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后,返回湖南,开展建党工作。同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1922年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辖湖南全境及江西萍乡地区),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任委员。清水塘就是区委的办公地点,许多重要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李立三、刘少奇、李维汉等都多次来过这里联系工作或者出席会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区委其他同志一道,在长沙、衡阳、安源等地发展了湖南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并建立了一批基层党组织;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安源煤矿工人、粤铁路工人等罢工斗争;举办湖南自修大学,培训了一批干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毛泽东因此于1923年4月被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随后在党的“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
1923年9月,毛泽东奉中共中央之命并受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同年12月底从长沙经上海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一次与杨开慧离别,他写下了著名的《贺新郎·别友》一词。词曰:
挥手自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淊淊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据专家考证,词中的“东门”即长沙小吴门;“横塘”指清水塘。
1951年以后,旧址几经修缮,恢复了原貌。系一栋青瓦平房,砖木结构,面积一百一十八平方米。坐北朝南,门开东壁,中间为堂屋,两侧为住房,共六间,前有围墙庭院,后有杂屋竹林。除两向砖墙外,室内均为木板间壁。厅门为四合填心回纹格风门,房间均安装玻璃窗户,刷栗色油漆。前后六根圆柱,由上下串枋与砖墙衔接支撑屋架,双坡人字屋面,青瓦素脊。前后短檐下各横长条气窗,雕回纹孔。后厅有小门通后院,以曲廊与厨房、杂屋相接后围墙。后门通屋外竹林。
原已淤塞的清水塘于1968年重新复原,同年在旧址南边竖立了一座高十二米多的毛泽东立像,在旧址东侧兴建了一座陈列馆。19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百年之际,增建了一条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艺术碑廊,全长一百九十八米,间置廊亭四座,亭廊曲折相连,蜿蜒如长龙昂首云天。廊内嵌置碑石一百块,上刻毛泽东手书诗词对联。无本人手迹则请当代著名书法家恭录。江泽民主席为碑廊题名,诗人臧克家撰写颂词。碑以汉白玉为材,文字阴刻贴金,仿传统书画装裱形嵌贴,典雅庄重,富有民族特色。
2006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
在芙蓉区蔡锷中路东侧一条狭窄的小巷中,有一座徐家祠堂,这条小巷因此被称为徐祠巷。徐家祠堂建于清朝末年。面街的一面为一堵灰色的高墙,正中的大门以花岗岩为门框,黑漆大门内,为一座二进院落。一进为两层木结构楼房,底层为过厅,东西两向有楼梯上下。过厅前为一大天井,天井的上方是堂屋,系族人祭祀祖宗的场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私立民达中学。这种宗族祠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便在长沙城中消失了,徐家祠堂至今仍被保存下来,是因为这里曾经作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办公地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八路军在一些国统区城市设立了一批办事处或通讯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于1937年12月,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身份任驻湘代表,王凌波任通讯社主任。这年12月9日他们从延安来到长沙,先住在犁头街南方旅社,随即展开了筹建通讯社的工作。徐老曾在长沙办学和从事社会活动多年,在市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他通过宗族关系,与本家祠堂取得联系,当时祠堂办有一所小学,这时已放寒假,房子空着,通讯处于是以这里作为办公地点,于这年底正式挂牌公开办公,对内又是中共的工作机关。徐老、王凌波和同时一道从延安来的中共湖南工委书记高文华都住在祠内。
通讯处设有驻湘代表、主任、指导员、交际副官、秘书、管理员、总务、电台人员等约二十人。
通讯处成立后,每天来访的人不少,他们询问有关战局的发展,中共的政策和国共合作等问题。通讯处工作人员总是热情接待,耐心细致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经常深入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徐老时已年过花甲,一身戎装、脚打绑腿,坚持步行,不坐人力车,到处演讲,先后应邀在临时联合大学、银宫电影院、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等处公开演讲,每次都听众爆满。他还到下层劳动群众聚集的地方火宫殿去向他们宣讲抗日道理,当时的报纸称徐老“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徐老和王凌波等还为长沙的进步报刊写了多篇文章。徐老积极开展对湖南上层社会的统战工作,多次找当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商谈有关抗日建国的各种问题,使他接受了中共组织民众抗日的一些主张,同意释放关押在湖南的红军将士和共产党员,并为中共的活动提供了一些方便。
通讯处经常为前线筹措和转运各种物资,向湖南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募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等。同时,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并将他们送往前线。
通讯处还先后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名义,在湖南省立一师、周南中学、含光中学学校招收了约六百名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输送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中。
1938年2月,通讯处迁至寿星街二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徐家祠堂仍作为通讯处的招待所。武汉陷落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通讯处于11月迁至邵阳。1939年8月被迫撤销。
徐家祠堂在1938年“文夕”大火中焚毁。l975年,有关部门在旧址上重建当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使用过的部分房舍,占地约四百六十平方米,陈列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相关历史文物、资料等,大堂内悬徐特立手书对联: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1985年,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公布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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