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奇：抗战中长沙市工商业惨重损失的回忆

　　抗战初期，外国货物进口减少，给我国工商业以发展机会。长沙也不例外，1934年至37年之间市面一度繁荣，如生产各种条格花布、白布的大小布厂、机坊发展到百户左右。湘青布也产销颇旺，染坊有四、五十家，商业如绸布、百货、南货、花粮等业，无不生意兴隆。这时工商业团体发展到九十七个行业。

　　1938年11月的文夕大火使整个长沙城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其中工商业损失极为惨重。大火以后，日军停驻岳阳，本巾工商业的大户大多徘徊观望，一部份中小户迫于生计，在废墟中搭盖房屋，重建家园。当时因江浙沦陷，工业产品来源困难，云、贵、川帮客商走水路经三斗坪、津市乘船来长，相率采集长沙生产的条格花布、湘青布，以及其他货物。是以长沙织染业迅速发展起来，卷烟业也由于外地产品无法进口，本地手工卷烟一时兴起，如雨后春笋。据1943年9月国民党报纸所载：“机器卷烟生产，悉遭沦陷，烟价高涨达五百倍”。彼时长沙烟厂达五十六家。卷烟职工达万人以上，日产卷烟四十箱（每箱100条）。至于染织工业，全市有一百七十六家，计木机四千台，铁机百台，日产布四万五千码。还有民间手工土机织品其数尤多。针织业有工厂七十四家，各种织机三千七百台……。商业方面因流动人口增多，消费品需要量增加，从而百业兴旺，市面崎形发展，但好景不长，随之而来的，是四次遭受敌骑踩躏。

　　从1939年至1942年1片，日军三次侵犯长沙。每次战争，工商界都受到了很大损失，而损失最为严重的，则是日军第四次进攻长沙。

　　1944年6月日军第四次向长沙进攻，国民党守军于6月18日全部溃退，长沙遂沦敌手。当时工商界许多人思想上以为日军也会如一、二、三次一样自来自去，因此一般未作避难的长远打算。一部份商店及小工厂仅仅迁到河西乡以避其锋,但河西一带亦非乐土，日军近逼长沙，首先即是从河西白沙洲过河绕道而来的，日军占领长沙后，又时常过河打闹，加之所谓游击队，它子军（即土匪）的勒索有加无已。另一部份较大的商店、工厂则雇用民船或小火轮装载人员及货物，沿湘江逆流而上，日军攻占长沙之后，继续南进，尾随而来，其中有部份船只经湘河口入涟水避于兰田，安化一带，沿途又受到散兵、土匪抢劫敲诈。另一部份船只则奔衡阳，逃常宁，经祁阳到冷水滩舍舟登陆，乘火车直抵桂林。喘息未定，桂林局势又告紧张，如是再行分道扬镳，一部份人、货运走柳州转贵阳，直逃四川。他们途经柳州时适火车站被炸，一场熊熊大火，又都受到了损失。另一批则绕道广西龙胜转回湘西靖县、洪江一带。当时汽车、土车络绎不绝，人如潮涌，公路拥塞，沿途盗贼如毛，时有抢劫，加之厉疫流行，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几经流离转徙，及至抵达沅陵时，已是所存无几。此次长沙沦陷，是工商业者继文夕大火之后，又一次遭到的沉重打击，元气从此大伤。

　　根据1945年11月长沙市工商会所编“一火四战”损失的部份统计表记载，全市三十三个行业（注）总计九千一十六户，损失铺屋三千六百六十三栋，货物财产估值损失法币四百二十六亿一千三百六十八万元，折合银元一亿零六百五十四万六千七百元（时法币400元值银洋1元）。

　　以上所列的三十三个行业仅是抗战后期所残留，并于光复后复业者，所登记的损失。于文夕大火时损失较大的企业多已解体，如粮栈米厂、协丰栈、义丰栈、信义栈、大成粮栈米厂、李永盛粮栈米厂及射三和谢咸和米厂等多家，烧毁粮谷一千九百余万石，损失固定及流动资产约一千万元；又绸布业大户如八角亭大盛、天申福、瑞丰、日新、九福等几家是綢布业的精华，约占全行业资金70%左右，均毁于一旦；南货业如几如斋、三吉斋、惠来兴、怡和协等等，其损失无从登记，另外还有六十四个行业(长沙市在抗战初期是九十七个行业)的损失也是极为严重的、上列记载不过是其中的部份而已。

　　注：三十三个行业是：漆商业、油盐花纱业、油行业、酒席业、估收、制糖工业、国药商业、生花业、茶叶业、玻璃商业、瓷商业、陶瓷瓦货业、铁器商业、纸商印刷业、针织工业、寄卖商业、绸呢布商业、面粉工业、建筑业、洗染工业、 肥皂工业、烟作工业、石灰砖工业、制箱工业、轮票业、大箩荒货业、煤碳商业、刺绣业、鱼行业、南货土果业、豆麦膏曲壶、编炮豆豉业、油行业。

　                             　(黄曾甫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