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祖洛：我所知道的薛伯陵将军

我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上期，从辰溪的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当时日寇节节进逼，长沙形势危急，我们毕业后，绝大多数的同学去重庆、昆明等地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奔赴前线抗战的，恰好在这时，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有公函到校，要学校保送一批学生前往战地工作，我和高开明、王有福、伏嘉谟、周伯颐等十几个同学报名参加，到了长沙。

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长沙南门外唐公馆内（唐生智的住宅及文艺中学教室），我们报到后，即参加训练，刚好遇上了长沙第一次会战，我们这个训练班迁往耒阳，二十余日后，战事结束，我们又迁回长沙。训练期满后，我与齐寿昆、高开明、周伯颐、伏辉艺、余华厚分在长沙，我、齐寿昆、周伯颐、高开明四人在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任秘书。余华厚则在参谋处任参谋之职。我们分在机要室的四人，各义上是秘书，后来军务处发符号的时候，正式发下少校符号。薛长官批回去说：“秘书同上尉待遇。”于是发给我们的是没有级别的黄边符号。周伯颐最不愿意，要走，恰好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寿雍老师调往三战区当政治部主任，于是周伯通、伏嘉谟便跟着走了（齐、高、余、伏辉艺均已先后亡故）。

　　

我的工作，是替薛长官当文字秘书，举凡他对外一些应酬文字（如寿序墓志铭、谱序、抗日阵亡将士的哀挽、贺电、贺信等），均由我拟稿，经他删改批示后，才发出去。我与他接触较多，跟他比较久（后来我调省干训团才离开他），对他颇为了解。

　　

薛公名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其先世居湖南宜章，当地某姓与薛家争坟地，薛家上告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薛公在文上批示：“两姓争坟地，使岳祖在地下不安者，垂四百年……。”全文共百余字，入情入理，我才知道乐昌薛家，是由湖南迁去的。其父薛仰宗先生，绝意仕进，在家教书。薛公兄弟共四人（薛仲述、薛叔达、薛季良）。当其十余岁时，欲往投考保定军官学校，其尊人泥其行，仍执意要去，父曰：“你今晚不到天明，能办完一担米，即让你去。”薛公乃奋力而为，天未明即整治完毕，父乃放行。学成后，仍回广东，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

陈炯明叛变时，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先生早登兵舰，秘书长周震鳞先生，尚坐镇府内，薛楼竟登楼，负周突围而出，登兵舰脱险，事平后，仍回总结府供职。

北伐战争时，薛公升任团长，攻打汀泗桥，苦战获捷，声威大振。

其后，国共分裂，国民党五次“围剿”共产党时，共军据守江西宁岗等县，后乃突围长征，国民党军队追击，薛公任前敌总指挥，入贵州，任贵州省主席。

抗日战争时，淞沪战役中，敌舰二十余艘，在黄浦江上，上下游弋，气焰嚣张，国民党军队拟采用“在黄浦江上，牺牲我方一兵舰，封锁吴淞口”的战略，不料被黄睿（字秋岳，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秘书长）泄密，敌舰立即逃出吴淞口，我军在上海展开抗战。起初，日寇飞机装备次于我国，日机均被歼灭，以后日寇更换新式飞机，我空军遂丧失优势。至此，仅余陆军作战，薛公当时担任二方面的指挥官，战事失利，他不肯撤退，被部下邓如灿、陈阵等人护卫游泳过河脱险。

公元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张治中火烧长沙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湖南全省、湖北十余县、江西省之半，划为第九战区，由陈诚将军任第九区长官司令部司令长官，调公代理，旋即解除。时当大火后，长沙城已成焦土，中央下令彻查，遂将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醴悌等三人枪毙。薛公对此十分气愤，作报告时，曾多次痛骂张治中说：“敌人烧了我们的土地，我们奋勇作战，才叫焦土抗战。敌人还没来，我们自己放火烧城，这叫什么焦土抗战？”大骂张治中误用了焦土抗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公元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长沙第一次会战时，我和同来的十几个同学，正在战地干部训练班受训，突然听说日寇即将侵犯长沙，果然不久，上面有命令，训练班迁耒阳竹塔市，过了二十余天，战争结束，我们又迁回长沙。听说据守长沙的是李玉堂的第十军，将士们英勇作战，取得了胜利，但也牺牲了不少人，当时参谋处的一个叫邓为仁的科长，给我们作报告时说：“采用的战略，是一翼席卷，是先将日寇放进城，然后包围歼灭的。”可惜我们回来较迟，现场已打扫干净，无法看到当时的痕迹。

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工作。公元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日寇又大举进犯长沙，机要室只留下几个人，我们当秘书的，都迁到耒阳去了，于是长沙又展开了大规模的鏖战，守军主要的仍是李玉堂的第十军，当时，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副司令长官、王陵基将军的部队据守在平江，薛公命令他们向长沙靠拢，王军奉命向长沙移动，日寇发现已陷入大部队的包围之中，立即撤退，沿途被歼灭不少，我方遂取得了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公元一九四二年年初，日寇又大举进攻，我们和参谋长吴逸志将军一道迁往朱亭。有一天，一架日机临空散发传单，飞机飞得很低，我军用步枪将它击落，驾驶员被打死了，我们的翻译，将传单上的日文翻译出来了，上面说：“我们已陷入中国的包围圈，命令日军立即撤退。”这是我当场看到的，至今记忆犹新。回到长沙后，听说梁勃夫当时任团长，据守在春华山，歼灭日寇很多人，梁遂因此升任师长，旋调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任副官处处长，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梁又调任湖南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我也被调往，任考核科长，后又升任主任秘书。

公元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日寇第四次犯湘，当时美国早已对日宣战，日寇陆军拼全力要打通粤汉线，以图苟延残喘，因此要竭尽全力进攻长沙，是时薛公已去江西布置战事，下令要死守长沙，参谋长赵子立将军命令军长张德能（广东人），据守河西岳麓山，张说：“薛长官命令要死守长沙，不应离开长沙城。”为此，两人争执了一天半，张才被说服，率部过河时，船只早被张的部队掳走，运送物资到湘潭去了，过河缺乏交通工具，部队只能乘木筏过河，日寇汽艇由湘江下游溯流而上，用机枪扫射木筏，我军遭致重大伤亡，长沙遂以不守（张德能后被送往重庆枪毙）。株洲、湘潭一带相继沦陷，衡阳亦告吃紧，此时，李玉堂已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方先觉继任第十军军长，据守衡阳城，薛长官调饶少伟任暂五十四师师长，协同据守，命薛仲述师长率部进攻衡阳，中央派机械化部队李天霞师长率领一师人，支援衡阳，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的空军也配合作战。衡阳战役重点在柴埠门，日兵赤身裸体，身上只围一块遮羞布，向前猛冲，企图打开缺口，我军将士浴血苦战了四十九天，而柴埠门始终未被突破，不料李天霞在城外竟按兵不动，薛仲述几次攻城，都未攻入（以后李天霞在重庆被枪毙）。日寇乃调四个师团的兵力，约六万余人进攻衡阳，炮轰衡阳城，城内房屋倒塌殆尽（只剩下五栋完整的），守城将士伤亡惨重，方先觉逼令饶少伟举白旗向汪精卫伪政权投降，衡阳遂告失守。方、饶等高级将领被集中一处居住，并无禁守，重庆中央派人策划逃出衡阳城，是夜，昏螟无月，方、饶等乃列队正步而出，途遇日寇巡逻部队，互不理睬，乃脱险而出。其后，耒阳、安仁、攸县、茶陵均相继沦陷，铁路以西的广西省的桂林、柳林、贵州省的独山，也先后失守，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退守铁路以东的郴州，后来铁路沿线被敌寇打通后，长官部迁往汝城的土桥。

公元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薛公意欲回长沙受降，而何应钦、白崇禧逼令去江西受降，然后又去南京。

公元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事起，东北、华北易手，薛公奉命据守徐州，任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不久徐州亦易手，公乃退广州。未几，广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梁勃夫将军遣送家属回长沙，当晚即服毒自杀身亡（多年后听梁的亲戚所讲。）薛公去海南岛，其部下李玉堂、方先觉等已率部起义，抵岛之日，竟夕鸣枪，薛公乃率将士登兵舰，往台湾方向进发，抵岸时，薛公被当局用小汽车接走，李玉堂、方先觉等即被枪毙（一九五六年肃反时，我在湘乡县监狱反省，有自海南岛逃回者向余言之）。

现在听说薛公仍健在，回想他为人公、正、廉、明，富有爱国主义思想，他曾对饶少伟说过：“共产党爱国，我也爱国。”他所指挥的部队，骁勇善战，几战战役，均以苦战获捷。他治军纪律严明，犯军令者，严惩不贷，例如他从贵州带来的卫士，在耒阳抢了老百姓的东西，就被他下令枪毙了好几个人。他对下属极为爱护，对文职人员尤为宽大，我们在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工作时，薛公住楼上，我们住楼下，他经常走进我们的房间里，看看我们在做什么事，在看什么书，随时给予指导，我们家庭有困难时，他都及时给予帮助，例如一九三九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我家老小上十口人，由湘阴营田空身逃出，逃到湘阴南塘乡下，寄居在我同学钟兴宜君的家中，我请假去探望母亲，薛长官批示云：“准假，并给四百元，作为慰安祖母之用。”令人铭感肺腑。一九四五年我在汝城结婚时，薛长官批示“给伍万元”，深情厚谊，令人至今不忘。

薛公长我一辈，我今七十余，他已到九十多岁的高龄，暌隔已四十余年，海天远隔，谒见无期，唯有遥祝南天，祝薛公健康长寿而已。

                                                一九八九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