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铁蓉：抗战时期的长沙基督教青年会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在全围范围内活动的一个带宗教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全国较大城市如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苏州、南昌、西安、成都、宝鸡以及长沙等地，都建立了这一组织。它们在全国青年协会领导下进行活动。

　　长沙青年会于1911年春成立，先租佃户仙浏正街聂其焜（字潞生）住宅办公，1917年移西牌偻。大四方塘新会所建成是在1926年，有大礼堂、健身房、游泳池、寄宿舍、食堂、浴室、弹球房、书报阅览室、会议室等建筑设备，还有露天球场、露天电影院等活动场所，并举办了中学、夜校等教育机构。

　　青年会的组织分成人部、童子部，活动内容分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部分。会徽为圆形白底中心一红三角图案。德育方面，以取“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耶穌基督献身精神为中心，经常举行“査经班”、“团契”、“会员大会”等活动。智育方面曾办过青年中学、夜校补习班等。体育方面经常办过各种球类比赛如篮球、排球比赛。健身房、游泳池一般对外开放，鼓励青年参加体育活动。群育方面办歌咏班、歌咏比赛、棋赛、京剧、话剧、旅游活动等。这些活动，就当时社会条件讲，好些方面确实是开风气之先，但某些方面也带了不同程度的宗教色彩。青年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餐厅、浴室、弹球房、宿舍、理发室、健身房、游泳池、电影等服务项的营业收入为主，全国青年协会有时也给予一些补助。此外，青年会每年还举行一次征求新会员入会的“征友运动”，募集入会费作为活动基金，每次可筹募银元三数千元不等，有时也得到了一些捐赠。长沙社会各界人士对青年会的活动一贯是表示赞助支持的。青年会从没有接受过旧政府和任何政党的经济援助。长沙青年会还建立了一个董事会，黄兴、熊希龄、谭延阊、胡元倓、聂潞生、颜福庆等都当选过董事，并有大像片悬挂在阅览室。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在抗日救亡工作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张以藩矽长沙青年会之聘任总干事。他生于长沙，长沙青年中学、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与章士钊合作，当了几年律师他放弃了上海律师的职业以及麦伦中学教导主任的工作，1937年便来到了长沙。

　　张以藩在上海时曾任“七君子”之一李公朴的辩护律师，平日也常与邹韬奋、章乃器、田汉、沈兹九等参加一些爱国抗日的聚会，冋湘后又与进步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如曹国枢、于刚等时相过从，互相影响，从而促使青年会的工作走上了新的道路。

　　张以藩日夜忙碌，只看如何能激发人们的抗战热情。青年会内几乎每间房都张贴了鲜红字体的标语：“抗战已经一年，你为抗战做了什么贡献？”使人一见即激发自己的责任心。

　　宿舍及食堂办得很好，使路经长沙和来往的人有既经济又清洁的食宿处。室内健身房、游泳池、弹子房供青年人去搞体育活动。青年会补习学校学生书声朗朗，显示了青年人求知的心情，职业介绍所求人求职者络绎不绝。许多单位迁到内地，需要人；许多人逃难来湘，又要找工作，求职做工程师、教师、工人、褓姆等各种职业。做此工作的人有耐心、有同情心，又不收分文手续费。这项工作对人们帮助很大。

　　现在就其主要的工作介绍如下：

     （一）抗日救亡工作。在抗战的一年里，青年会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做过不少工作。除支持过职业界、戏剧界抗敌后援会的成立外，还举办过多次时事讲演会、讨论会，出过壁报、黑板报，组织过歌咏队，请名音乐家洗星海、张曙、刘良模、胡然等教唱救亡歌曲。全市重要的音乐活动都在青年会举行。

　　1、敦请徐老（特立）作公开讲演。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为了和各方联系，八路军在西安、武汉、长沙、桂林等地设有办事处，长沙办事处设在本市寿星街，由徐特立、王凌波两位同志负责。

　　青年会请徐老讲演，不独是想瞩仰他的风采，更想听到他代表中国共产党谈出对抗战前途的看法。张以藩通过北京同学辗转找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然后再找上王凌波同志，得到徐老同意来到青年会讲演的答复，就连夜发出通知赶紧布置，伪省政府和省党部还没有来得及干涉，讲演会就轰轰烈烈地举行了。是日，礼堂里坐无虚席，走道都挤满了人，窗台上也站满了人，徐老的讲话不时引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团结抗战，就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共产党人以民族国家为主，决不念旧恶。敌强我弱，我们的抗战一定要经历很多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徐老的话至今我仍记得很淸楚。

　　2、邀请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smedley)和史良同志作形势报告。史沫特莱是美国的一个进步新闻记者，同情我国抗战，是《伟大的道路》一书作者。1937年冬她第一次来到我国，发表过不少声援我国抗战的讲话和报导。1938年到长沙时，青年会就请她作了公开讲演。国际友人的讲演，确是振奋人心。会后还有好些同志找他谈话，提出问题，他都一一作答。

　　当时的情景今天仍记忆犹新。史良同志是坚决抗日的民战士，“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1936年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被蒋介石逮捕，关押苏州监狱，抗战爆发后获释放。他路经长沙，青年会冲破一些障碍也请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讲活。

　　3、组织“青年外交协会”进行抗战宣传。1937年初，湖南地方军阀何键垮了台、张治中来湖南上了湖南省主席。张到湖南之初曾发表过一些主张抗战的号召，制定过发动组织民众投入抗战的两大方案。他对青年会的活动表示支持。他的女儿张素我经常来和我们联系。我们也想趁着这有利形势，做一点工作。这时全国青年协会的江文汉同志正在长沙，由江文汉、张素我、张以藩等发起组织“年外交协会”，邀请了清华大学毕业的曹国枢、北京大学毕业的肖敏颂、杨降誉（后去延安改名为杨庚）、师大的陈泽云同志(后去延安改名于刚）等人参如，也邀请了平教会系统的几位知名人士、此外还有雅礼中学校长劳启祥和几位老师，总共人数不到二十人，开过几次形势讨论会，向美、英、法、苏各民主阵营国家发过两次呼吁支援我们抗战的英文信，可惜活动的时间不长，以后因会员星散而停业。

　　4、开展轰炸中的救护工作。抗战爆发后，青年会组织过一个救护队，自愿报名有十来副担架，二十来个人。开初几个月，日机并没有出现过，担架也就没有出动。193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市面上正还熙熙嚷嚷，敌机突然窜入市区上空，没有发放警报，也没有高射“礼炮”响，炸弹就已落到离火车东站不远的小吴门及落星田一带，炸死炸伤了老百姓多人。旧长沙的房屋多系砖土结构平房，两颗不太大的炸弹，就震垮了好几栋房屋，没有起火，伪警察管辖的消防队始终没有出动。空袭来临，青年会的救护队员就已在青年会集合，准备好急救包、担架、灯具，解除警报之后，即现场进行救护。一共到了二十人，在现场碰上的还有当时在公医院负责的曹国枢同志带去的“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的一个救护队二十多人。长沙的第一次轰炸灾难，就是由这两小队的业余人员，自动地担任了救护工作。初冬天黑得早，电杆炸倒了，电线炸断了。现场没有电灯，我们借来一盏煤气灯，买了几十个火把点燃着。在断瓦颓垣中，挖呀！刨呀！抬呀！搞到晚上八九点钟，从垮下的房架下和砖土堆里，挖出了一具死尸，救出了几个受伤的居民，我们都枵腹从公，但是不感到怎么累，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还有一次在敌机轰炸南门东瓜山时，青年会的担架队也去参加了抢救救护工作。每次出发去救护，张以藩与我、与其他队员都是一道跑步，赶到出事地点，抢救灾民。据统计，抗战时期，青年会参加救护的人员共929人次，包扎受伤人员173人，送往医院的122人，挖出倒塌物下伤员并被救治的35人，收容380人，同时慰问受伤人员，有时发点心，最后四次还发了赈款。

　　此外，青年会还主办过慰劳住院伤兵，招待流亡学生，安置住宿治疗等工作以及欢送出征军人，组织民训工作人员座谈等一些活动。当时在长沙有许多伤典，青年会主办了几处伤兵服务处，有治疗、供养水、提供娱乐，代写书信等。那时刘良模在全国青年协会军人服务部工作，带领一队人马在湖南的几个点为军人服务，以长沙青年会为休整队伍的场所，一来了就在健身房开地铺。每逢到了长沙有什么工作可帮忙的，他就毫不犹豫地与张以藩一起来搞。

　　(二）难民救济工作。1938年5、6月，徐州会战之后，难民成批涌到湖南，局势日益显得紧迫，随着形势的变化，群众性工作就要从一般的宣传鼓动，进一步做一些较为具体的事。这时，长沙临时大学已迁昆明，湖南大学迁辰溪，各中等学校分别迁往湘乡、兰田、安化等地，湖商将政府也准备西迁沅陵，要坚持在长沙基层工作，困难就更多了。青年会由于接受了张治中的邀请，在民政厅长陶履谦的主持下，协助办理难民救济工作，委张以藩担任湖南省难民救济处总干事，青年会的职工多数随同参加了工作，我是该处的视察，夜以继日的为逃难同胞而奔忙。特别是送药、物资等项，都由张以藩出面，得到卫生界、工商界的大力支持。1938年9、10月，武汉撤退前后，军委会政治部三厅的很多工作同志到了长沙，田汉、洪深、郑讨里、张曙等，和青年会交往颇多,报告会、座谈会等举行过不少次数，据好几位同志回忆,那个时候叶剑英和郭沫若都到青年会作过讲演。周恩来对青年会的工作特别关心，1939年还曾表示要全国青年协会的江文汉同志与协会总干事梁小初，美术干事黄吴生（georqefrtch),同去延安筹设青年会。他们三人都去过延安，听说由于孔祥熙从中阻挠作罢。张以藩和青年会很多同事如刘济尘、陈德轩等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虽不到一年，但在长沙大火前后的几个月里，工作最为繁重。涌到长沙的难民陆续有几万人，要先作临时安置，然后转送到祁阳、零陵、东安、邵阳、武冈、常德、沅陵等地，找收容场所，发放给养，交涉舟车，为一些必须抢救的病人治病，麻烦多，困难更多。我们人力不够，但在长沙各界人士及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这一工作一直坚持封1939年5月。在长沙大火后几天，湖南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由财政厅长尹任先主持，张冶中电召张以藩从沅陵赶回长沙负责救济组的实际工作。我与以藩一路间到长沙。当时敬爱的周恩来也来到长沙，对救灾工作非常重视，命令政治部三厅所属抗宣六队八队等单位人员，都来参加。救济机构是设在又一村，省财政厅办公。抗战前的长沙，人口已超过三十万，1937年至1938年上半年还有所增加。后来政府下令机关、学校、工厂疏散迁移，敌机几次轰炸，使不少工业及居民迁去外县或长沙乡下，大火前的市内人口,估计还有十来万人。大火一烧，市区变成一片废墟。除东茅巷、北门营盘街及其附近，一共只剩下几十栋房子，从洪山头北望新河，从杨家山望到湘江，到处断瓦残垣，景象倍极凄惨。

　　要放赈就得让受灾居民回來，重整家园，回来的人可没有地方住。发赈款是每人法币五元，但没有任何凭证可作依据，只好派人到附近乡区宣传，定期发赈一次。发款那天，通知灾民到省教育会坪和协操坪集屮，开始发放之后就只准出不准进，没有进场的过不补发。用这样紧急办法，在一天之内发放九万多人的赈款，并没有出什么差错。田汉、张以藩等均亲自参加放赈工作。

　　(三）青年会分会建设工作。长沙大火之后，省政府迁往沅陵。青年会在沅陵已设立分会，由主任干事李振声和冯崇毅两同志负责，并在零陵也设立了分会，由易怀清同志负责。我们在两个分会主办了一些学生救济、病兵救治方面的工作。1942年又在衡阳设立分会，由易怀清同志负责。命到之地，均办过不少为群众服务的工作。

　　1944年6日湘桂战区的大溃退，国民党军队有好几十万，从湘北新墙河前溃退到长沙、衡阳、零陵、桂林一泻千里，直到贵州独山。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也是从衡阳、零陵辗转溃逃到贵州独山，以后才与贵州省国际协济会合作，在息烽、黔西、大定等地设立难民服务队，参如的有何德聪、易怀清、吴子璜、尹庆钧、王盂起等同志。吋间只有3——4月。我们在独山还办过一所宿舍，也搞了一段难民救济工作。我与吴子璜同志多次同去难民住处送发赈款。在此同时，我们在贵阳也配合过李德全主持的难童工作，给孩子们送过不少衣服棉被等物。难民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得到美国援华会的经济支持，成立了“新兵服务队”，由张以藩任总队长，我担任英文秘书，青年会的同志为梁清、李杏、吴子璜、何德聪、易怀清、王孟起、尹庆钧等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盟军不准备发动反攻，帮助我国整编扩建新军，因而我们积极开展这一工作。日本投降以后，青年会鉴于新兵服务队是为了抗击日寇侵略、准备全面反攻而设置的，形势既已改变，这项工作就没有继续的必要，因此在1946年春，青年会迁回长沙之后不久就结束了这一组织。

　　长沙青年会在抗战时期的工作，对于在长沙的老年人都是熟知的，印象也是深的。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特回忆往事向大家介绍。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国全民抗战的一点情况。

附录：

抗日战争期间长沙青年会的活动

(英）E.R Lapwood

　　编者按，本文据英国人赖朴吾( Lapwood) 所撰《Chansha Yin Action》译。赖朴吾，英国伦敦会教士。抗战前来华，在上海麦伦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在燕京大学任教，解放后曾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回国，任剑桥大学数学系讲师。1964年曾应邀来我国访问。与其夫人合著有《在中国革命时期》《Through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54)一书。本文即是作者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采访张以藩①夫妇后所撰，并于1940年5月在《中国纪事》刊载。由于作者当时未来过长沙，稿成之后亦未经张先生审阅，故不免有所疏漏或错误，为此，编者特访问了现仍健在的张夫人——湖南医科大学英语教授朱铁蓉（现已退休），除请朱教授审阅译文之外，并据朱教授之口述对原文的错误、疏漏之处作了订正。

　　中国的基督徒在全面抗战期间，在为饱经战乱的祖国所做的贡献中，最突出的要属长沙——这个位于中国中部的城市的张以藩所领导的基督教青年会所做的工作。

　　1937年夏,张以藩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于是,他辞掉上海的一所进步教会中学教务主任及所兼职的律师职务,并买好了赴美的机票②。但这时他老家长沙的年会邀请他担任该会的总干事。不久，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③。

　　他深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毅然决定去长沙赴任。动身前，他采取了成亲这一颇有见地的准备工作④。身边有一位身材娇小、充满活力的妻子的协助，他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长沙青年会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支新兴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会员们的捐助増长了8倍，因此，人们都渴望成为该组织的一员。大家认为，青年会是具有无私奉献枯神的组织，而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和欣赏的。

　　青年会的工作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而面。青年会这一年的工作报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张氏夫妇所要进行的奉献爱心的项目中，有一项是最引人注目的，那就是应湖南省政府的请求，承担遍及全省赈济难民的工作。现简述如下：

宏大的难民救济计划

　　1938年一年里，随着战场西移，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北的难民蜂拥而入湖南。省政府为难民的救济和安置问题大伤脑筋，为此特诺长沙青年会出面处理这些问题。鉴于任务庞杂，难以处理，青年会董事会和张以藩经过五次讨论,研究这些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最后决定接受任务，承担其组织责任。于是，从1938年10月起，青年会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他们接符了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的病人和孕妇住进了难民医院，给老人和小孩分发豆浆，请来了医生和护士为难民看病。每个难民每天能得到10美分⑤的伙食津贴。他们还反复强调职业介绍和难民的就业安置，是救济工作的重点。张氏夫妇还常常半夜去察看哪些难民确实需要衣服，以及检査收容所的清洁卫生情况。从中他们接触到难民中从苦力到县长的各式各样的人，通过考核，他们从难民中选拔了一些聪明能干的男女学生，训练他们进行救济工作。这些学生平时是普通难民，与难民同等待遇，朝夕相处，而其中一些人则被派往前方，去收容那些因战火而不得不逃离家园的落难者。这些学生以强烈的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精神，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日军后方。

　　汉口沦陷以后，长沙已变得岌岌可危，不再是收容难民的理想地方。因此，市政府要求聚集在长沙市的3万难民尽快转移到相对安仝的地域去。于是，青年会开始象军事部门一样运转起来，它配置了地图和各种统计数据，作出计划，以均匀往全省各地疏散难民，由当地负担。他们将这些难民分成42个收容所，每个收容所有若干队，由队长负责管理，并且有医生和护士跟随行动。每个难民分发了足够应付两周的伙食费，几千名老人分得了雨伞，一万多双跑鞋也发给了那些需要者（这些雨伞和跑鞋都是由协作机构提供的)。随后，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跋涉，一天大约才行进10英里。当长沙大火发生的时候，最后一批难民撤离长沙仅仅半天时间。

　　当然，这种疏散并不能完全解决难民问题，老百姓还是要依靠政府的帮助。因此，政府制定了各种计划，将3000难民安置去贵州，9000难民去湘南,由当地按每百户居民摊派一户难民的办法来解决难民的生活问题。另外，还计划兴建10个大工厂，政府还答应拿出20万美元投入到家具、纺织、竹制品和印刷等行业，进行生产。

　　救济工作要行之有效，其关键就在于它的组织工作。这种工作，如登记和发放证件等的进行，只有高效率才有可能应付得下这一大群难民。据说张氏夫人和他们的同事刘济尘和李振声住在一传教士家，有时一个星期都见不到房东。这事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从清早忙到午夜才能回家⑥。

　　湖南省政府也深知青年会替他们承担了多么重的一付担子，因此，1938年底，省政府主席亲自出面，要求青年会派张以藩、刘济尘、陈徳轩、惠全安、钱国宝等人帮助再搞三个月的救济工作。

长沙大火

　　有关长沙大火，前文已有所涉及。它发生在11月12日，是在当时长沙沦陷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人把它作为焦土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引发的。大火毁掉了长沙城的70%⑦。这场大火对这里的青年会来说，也是灾难性的。它的那些在全国来说都够得上富丽堂皇的建筑，全市最宽敞的礼堂，省里最好的体育馆，一幢有80间房的两层楼的宿舍，在大火之后，都只剩下的残垣断壁⑧，经济损失达25万美元。损失史大的，还在于失去了用这些建筑设备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但是，青年会的全体职工无暇为损失了财产而痛心。随着中国人顽强抵抗，赶走日军的形势日趋明朗，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赈济工作岗位上⑨。张夫人是大火过后回到长沙的第一位女市民。青年会作为首家民众团体，又重新开始工作。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安抚火后的灾民。于是，一个能够容纳5000多人的临时收容所建了起来，而城的另一边，则设立了一个能每天供4500人米粥的施粥场。

　　对灾民的姓名及受灾程度进行登记，以确定是发给他们救济证，还是货款证，这大约需要花一周时间。灾民中，凡得到救济证的，可以去另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收容所，由政府出钱在那儿住上3个月；凡得到货款证的，可以从指定地点得到10美元的货款，有了他就可以做小本生意了。旅费按每10英里0.25元来计算发给。在登记和发放工作结束后，却仍有一些从其他市镇来到长沙，而什么也没有得到的火灾灾民，要求能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救济。为了保护那些可靠的申请者的合法权益，工作人员特地花上一天，从下午4点钟一直忙到次日凌晨2点。

　　在那个月里，总计有不少于12万的人获得了救济。青年会工作人员及其他的人员日夜不停地忙着计算距离和费用，准备登记卡、货款证和救济证。这些工作都是在大火后的长沙城既没有照明设备，又没有可靠的生活必需品保障之下完成的。

　　一流的赈济工作决不会漠视被救济者的人格尊严。张氏夫妇所描述的仵多事情都体现出他们对难民人格的尊重。他们说，1939年6月的一天，5位来自河南的难童被送到青年会。他们每人背上都背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衣服、辣椒粉、盐和书纸墨水。他们长途跋涉，忍受困苦的唯一目的是寻求一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当他们到达这个城市之后，感到既孤单又饥饿。由于青年会被人们视为以无私奉献为唯一动机的可靠机构，任何看来似乎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到那里都可望得到解决。于是，汽车站长把他们送到了青年会。在那里，他们很快就洗了澡，获得了衣服和食物，5个人共用3张床，并且都穿上了工作服。白天，青年会让其中的2人看管图书室，而另外3人则在军人俱乐部帮忙；晚上，他们学习写字、读书。到1939年10月，他们被送到沅陵县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纺织厂，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又有一次，一名受过教育、既能教书又能抄写的男子，来到就业指导处试图找份工作。但是当时没有适合他的工作。每天，他步履沉重地走出难民收容所，询问情况有无变化，然后就在图书室看看报纸。他不愿让政府供养，最后他从一位干事那里打听到有份苦力的差使，除此之外，就没将别的工作了。在中国，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做这份工作是极大的耻辱。那位干事从他的脸上看出了他内心的激烈斗争，于是轻声开导他，“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能把工作干好。不管你是当首相还是干掏粪工人，你都能诚恳踏实地工作，尽职尽责的干，你就会从中赢得你的自尊”。这位读书人终于消除了精神顾虑，决定申请这份工作。他被派到那家登广告征求苦力的银行。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位老熟人，那人认为让他当苦力是一种人才浪费，便让他当了抄写员。他一拿到工资后就为自己和全家人置上得体的服装，然后高兴地带着他的小儿子拜访了青年会的朋友。

　　1938年10月至1939月10月期间，约1000多难民在青年会的帮助下，在长沙、沅陵、零陵地区找到了工作。在沅陵遭到第二次空袭期间，一支青年会空袭急救队救出了一位被严重炸伤的16岁的女学生。她立即被送往青年会办的伤兵医院，不省人事达二三天之久。“到了第三天，”张夫人的报告写道：她开始有所好转，并通过叹息和断断续续的话语表达了要见家人的愿望。然而，经过调查，发现她乃是全家8口人中唯一的幸存者。这位可怜的小女孩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财产，处于无助无望的境况之中。但是青年会的人鼓起了她的勇气，让她认识了生活的意义。在2个月治疗期间，她深深地被某督教的爱心所打动，决定献身于帮助他人的事业。她完全康复后，那所伤兵医院接受她为助理护士。这位小女孩直到今天还在，并非常愉快的致力于病员的护理工作。

巨大的创造力

　　在这些个别扶助和大规模救济工作之间，还有许多对灾民有益的项目，如：有24人被分到一个小厂去制麻草鞋，在3个城都建立起难民洗衣店，15人获得了统一的制服和资金，使他们得以得以—些出售牙膏、肥皂、袜子等日用品零售摊点。许多学校也办起了类似的摊点。其中有一所学校，32名男生半天读书，半天卖报纸。战时儿童服务团将收到的钱办起了一所难民学校，并且自己充当教师。青年会则资助了另外4所学校。出于不能经常洗澡，青年会免费开放了两所澡堂，里面配有木盆、淋浴设备，还有消毒池，从1939年6月5日至10月31日共接待了难民82982人次。青年会还出动了难民流动图书车，价値2万美元的冬装也被募捐并发放下去。一些在火灾和水灾中受害较轻的惟民也得到了安置和照顾，约有1250人经训练学会了急救护理，并在长沙遭受12次空袭、沅陵遭受6次空袭，期间，包扎救护了342人。青年会的病兵医院从100张病床中抽出10张，免费为难民服务。难童被送到保育院抚养。鼓励难民通过聚会和参与娱乐活动，以恢复他们以前的正常的社交生活。沅陵还发起了反空袭运动，修建了10个防空洞，每次空袭能躲5000人。

　　当然，这项不寻常的工作如果没有确实有效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青年会的毎一位职工为此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得到了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的梁小初和伍立夫先生，以及长沙、沅陵和零陵3地国际救济委员会极其重要和宝贵的支持。

　　由于张以藩先生丰富的经验和出众的才能，他被分选为湖南文化界的代友，出席了省参议会。在参议会上，通过了他关于生产自救的建议：1.省政府应在各县建立更多的难民工厂；2.省里的职业学校应让那些难民学生免费入学；3.省救济委员会应开设一些专门的职业培训课程；4.各县都应有职业指导，并要强调这一工作；5政府机关招收公务人员，应该尽量雇用难民。

未来的设想

　　实现未来的计划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与之相适以的强有力的活动，张以藩写道：

　　“由于湖南处在前线，每天都面临着敌军侵犯的威胁，未来情况如何，难以预计。但是从另一方面來讲，日军想侵占湖南的企图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得逞，这一点从最近的时局发展已明显地得到证明，因此，除了隔前线很近的地区之外，一定的稳定已经成为可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感到努力的方向应该是着重消化吸收，利用滞留在本省的外籍人做些有意义的因此，职业培训要比过去有更大的规模，要强调适应当前战时的人才需要，特别希望开设无线电报、汉字速记、会计、军医、机械学等专门课程。

　　“为了与政府当前加速生产的步调一致，我们希望在未被占领的地区，利用难民中的农民去开垦荒地，在一些新的试验性的农业项目上进行合作，并设立一所纺织厂。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努力，我们希望不仅仅是给那些因长期抗战而处境艰难的人们提供救济，而且也是在这场为人道主义和平而战的斗争中，为夺取必将到来的最后胜利做出积极的贡献”。

　　             (曹子洋译）

注：

　　①张以藩（1906——1957)，字次鄂。长沙县人。1930年入上海东吴法学院。1934年在上海章士钊律师事务所赞襄业务。“八一三”事件后回湘，任长沙青年会总干事。长沙大火后，任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救济组组长。1939年任湖南省参议会参议员。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建国后，任市政府委员、长沙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

　　②此处误，获出国深造机会并买好了赴美机票的不是张以藩,而是朱铁蓉。

　　③此误，张以藩先生来长沙之前，日本侵华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④张、朱结为伉偭，是1938年1月，时在长沙。

　　⑤其时，国统区通用货币为“法币”，作者在本文中均使用dollar(美元）等词，当误。下同。

　　⑥大火后，张氏夫妇赶回长沙从事救灾工作，住在雅礼协会代表何钦思家，刘、李2人系稍后来长者。

　　⑦此处误，据有关统计，长沙大火中，长沙市街巷房屋损失达80—90%。

　　⑧青年会的房屋损失，由于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阻止了放火队员，损失没有这么严重。

       ⑨此处叙述欠准确。

       ⑩此处指沅陵。

       ⑾指长沙、沅陵、零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