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代逸才”杨度VS“舆论骄子”梁启超

  1929年1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卓越的学者梁启超在上海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在京沪两地举行的梁启超追悼会上，悬挂的歌功颂德的挽联、悼诗数以千计。惟有杨度的挽联有些与众不同。联云：“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关系的微妙之处。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维新运动中被公认为“舆论骄子”。两人同属于封建士大夫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颇著的政治人物，对当时的中国历史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因此，了解两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

由各主师说到同主君宪

  杨度小梁启超一岁，均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正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低潮时期。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时候，也有许多封建卫道士在继续传授着封建正统思想。梁启超接受康有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成为年轻的维新志士的时候，杨度则在湘潭王闿运的门下潜心“帝王之学”。1897年10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聘，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次年初春，杨度到长沙拜会梁启超。当两人讨论春秋公羊之学时，双方各主师说，发生了争辨，各抒己见，互不相让。这是两人的初识。

  杨度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急剧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沉沦的年代，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挽救危局，倡导维新变法。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求知欲的杨度受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如饥似渴地学习维新派介绍到中国的新学。为了进一步寻求救国真理，杨度不顾其师王闿运和其妹杨庄的劝阻，于1902年6月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成为湖南首批留日师范生。在日本，杨度“以勤学称”，又因与嘉纳治五郎辩论中国教育问题而名声大振。这时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已避居日本横滨，并主办《新民丛报》，颇负盛名。两人互相仰慕。

  功名思想极重的杨度于1902年10月中旬回国，次年6月参加了清政府开设的经济特科考试，被录为第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梁士诒。军机大臣瞿鸿機与阅卷大臣张之洞有隙，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梁士诒的名字与康有为(又名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同一字，是“梁头康尾”。平素仇恨康梁新党的慈禧太后认定粱士诒是康梁同党，不予录取，并下令查办阅卷大臣，监察御史也提出弹劾，因而闹得满城风雨。杨度因与梁士诒系同科录取，加之他在试卷中又大谈其新学，当然也犯有新党嫌疑，在国内不能立足，只好于1903年8月初再次东渡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班。

  因“名捕之祸”而受打击的杨度，痛感中国面临着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又亲眼看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实行明治维新的显著成效，因此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认为这是一条事半功倍的道路。这样在政治思想上也进一步同梁启超靠拢了。分歧在于康梁主张由清廷立宪，杨度则主张召开国会决定国是，并不一定拥戴清朝皇帝。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

“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

避居横滨的梁启超白天写作，晚上则在大同学校讲授中国历史；再次东渡日本的杨度则由于在政治思想上和梁启超的趋同，常去听课。梁、杨二人有了师生之谊，至此两人正式缔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彼此声气相应，互相欣赏。

  1903年10月，杨度曾写给梁一首五言言志诗，追忆了过去讨论春秋公羊、互有异同的往事。诗中说“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今后“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随诗还附有一信，对所谓“中国青年子弟道德堕落”深致慨叹，想要用“保持国粹”的教育来挽“狂流”，并说“今同处异国，于众人之中，而求可以匡吾过而求吾失者，无如足下。”梁启超对杨度在这首诗和信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感情，深深引为同志，将杨诗和信公开发表于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栏时，附了颇带感情色彩的跋语：“呜呼，自万木草堂离群以来，复生、铁樵宿草之后久矣。夫吾之不闻斯言也！吾之疚日积而德日荒也，十年于兹矣。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

  这一年，梁启超还在其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杨度所作的《湖南少年歌》，并大加赞赏说：“昔卢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请视杨皙子。”此歌发表后，对激励全国尤其是湖南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起了积极作用。杨度因《湖南少年歌》一举成名，其“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名句至今仍被传诵。

  1904年2月，杨度作《黄河》歌，梁启超再次在《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中刊载，并加按语予以称道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其非易也。杨皙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

  同年12月，杨度“听讲义于箱根，归而以诗三章见示”梁启超。中有“万山拥翠来迎我，一月当空出照人”的句子，梁启超“读之而有以知皙子道心之增进也”，赞其修养有长进。

  除了诗文、政治主张和意趣相投外，在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中，两人亦有密切合作。1904年夏，杨度利用人事关系，取得有关外国公司投资粤汉铁路的文件，寄交梁启超，刊于上海《时报》；1905年春，杨度所撰《粤汉铁路议》，连载于《新民丛报》，又由该报社出版单行本。

  以上可视为杨度与梁启超两人关系的蜜月时期。

  1905年7月，杨度和孙中山在东京富士町聚议三昼夜，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孙中山表示希望杨度能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杨度说：“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骤难改(笔者按：实指与梁启超等的交往)。”可见杨度与梁启超关系之深。

  梁启超见杨度能言善辨，文采斐然，在各党各派之间又能不沾不脱，超然自处，不禁推崇备至，曾写信把杨度介绍给其主帅康有为，请待以国士礼。因杨度有自己的想法，不愿加入保皇党，他们之间的合作之议才未成。

立宪运动中的默契配合

  为了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决定实行“预备立宪”。1905年下半年，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作为预备立宪的第一步。随行参赞熊希龄向五大臣提出一个建议，物色一位平时对宪政有研究的人士，撰写关于东西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作为将来宪政考察报告的蓝本。当时以精通宪政著称的是在日本的杨度和梁启超。1906年，与杨度是同乡旧友的熊希龄随载泽等五大臣抵达日本东京，特商请杨度代写关于东西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杨度视此为实现自己政治主张和救国抱负的机会，听后，为之动容，欣然受命。但杨度自知对于宪政的了解还不及梁启超，于是他又把“枪手”的任务分出一半给梁，希望梁启超和他一起来完成这项使命，梁欣然应允。接着两人进行了分工，由梁启超负责撰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自己则负责撰写《中西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这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当1906年7月下旬，戴鸿慈、端方等一行抵达上海时，熊希龄也随后从日本带回了杨度、梁启超这两名“枪手”的文章。再经过整理加工，杨、梁的文章便成为五大臣考察各国宪政的各类奏折的重要参考。

  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杨度、梁启超积极响应。为建立一个立宪政党，梁启超与熊希龄、杨度三人暗中联络，进行组党的各项筹备。梁启超的本意，是想以康有为的保皇党为基础来组党，但杨度表示反对。认为保皇会之名太狭而窘，“且内之为政府所嫉，外之为革命党所指目，难以扩充”，不肯加入。杨度不肯加入保皇会，在梁启超看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因为“东京学界人数日众，近卒业回国者，亦遍布要津，故欲组织政党，仍不得不从东京积势”。而“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莫如杨皙子度。其人国学极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学亦能确有心得。前为留学生会馆总干事，留学生有学士者莫不归之”。故梁启超欲组党，非拉住杨度不可，而欲拉住杨度，就必须考虑将保皇会改名。为此，梁启超专门写信给康有为。康有为复信同意改名，并拟定新的名称可叫做国民立宪会（或称国民宪政会）。

  康有为同意改名，事情就好办了。梁启超立即写信告知杨度。杨度闻悉，“距跃三百”，表示可以与梁启超合作共事。东京其他一些留学生也改变态度，愿意追随梁启超和杨度等人开展立宪活动。于是梁启超写信给熊希龄，约他来日本就商组党之事。

  1906年11月下旬，熊希龄达到神户与梁启超会面，杨度也得到邀请。于是，三人在神户梁启超的寓所讨论组党的一系列问题，“熟商三日夜”，达成初步协议。新组织名为宪政会，拟先在东京行结党礼后，即设本部于上海，以杨度为干事长。梁启超并将这次秘密会议的情况，写了一封长信向康有为禀报。后因内部人事纠纷，联合组党告吹。

  清政府发布诏书搞所谓“预备立宪”时，梁启超认为“从此政治革命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1907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积极从事君宪活动。杨度对梁启超的这种活动引以同情。同时，杨度则组织了宪政公会，与之竞争，当然也有相互配合的意味。

  在輿论宣传上，二人也彼此呼应。当梁启超在革命与保皇、土地制度等重大问题的论战颇感窘迫之际，杨度于1907年1月20日在东京创刊《中国新报》，自任总撰员，发表长文《中国新报叙》、《金铁主义说》，加入了同《民报》论战的行列，为君主立宪帮腔造势。1907年6月25日，杨度又为清宗室贵族子弟所办《大同报》作长篇《题辞》。他在这些重要言论中，虽然反映了爱国热情，也有一些正确之点，可是在中国改革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主旨是主张君主立宪，其方法则是“莫开国会若也”，并在《致新民丛报记者》一文中提醒梁启超不要以人民程度不足的说法来反对君主立宪，梁启超接受了杨度的劝告。

  1907年10月下旬，杨度因伯父病逝离东京奔丧回国，二人曾相约继续互相配合进行君宪运动，杨并表示要设法使梁启超早日回国。

  杨度因“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于1908年4月20日由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军机大臣联名奏保，清政府发布上谕“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杨度在进了宪政编查馆后，直接地参与预备立宪工作，最突出的一项便是为清政府拟定了《九年预备立宪清单》。

  杨度在国内为清王朝谋划预备立宪时，为兑现使梁启超早日回国的诺言，于1911年1月初专折入奏，设法为梁启超开释。杨度在奏折中说：“捕臣梁某，学识才望超越群伦，请旨特赦召用，一新耳目，以示朝廷实行立宪之诚意。”他极力吹嘘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后逃亡国外后的十年间，坚持同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进行论战，“独持君主立宪，以日本宪政为规，力辟其非”的“功绩”。杨度还为梁哀哀求恕说：“且启超获罪，以戊戌倡言仿行各国宪政故耳，十余年中，宗者如一，不为异说所摇。不以负咎之身，忍死须臾，悲号奔走，卒致皇上为立宪之神圣，国人为立宪之臣民，孤孽之心，亦云苦矣。今朝廷立宪之期已定，海内延颈以望太平，而当日违众建议、负罪效命之人，使独窜伏海隅，憔悴枯槁，睹故国之旌旗，痛生还之无日；抱孤忠而莫白，将槁死于殊乡。是则庶女之怨，不达于彼巷；文王之仁，不及于枯骨。此臣所为郗觑而不能自已者也。”“方今筹备宪政之初，正为起用人才之日，与其赦罪于后，何若用材于先。”杨且以身家性命担保，“倘启超被赦之，或有不利于国家之危，惟乞皇上诛臣，以为臣子不忠之戒。”此疏引起御史胡思敬递折弹劾，谓“梁启超既用，则康有为必返，三凶合谋，祸且不测”，“该逆杨度，实今日罪魁祸首，宜必有以处之”，请旨“睿裁”。后杨度幸得有袁世凯、张之洞两位军机大臣力保，才未予追究。

辛亥革命后同心拥袁

  杨度在向清廷保举梁启超的同时，还极力向袁世凯推荐。袁世凯当时也正热心宪政，广事拉拢各方人才，以为将来推行君宪的羽翼，梁启超自然是他理想中的工具，对杨的建议欣然应允。不料袁世凯被逐，赦梁启超的事也因此而搁置。但因杨度的这一牵引，袁、梁之间已达成一种默契。

  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由于为袁世凯的出山奔走策划有功，此时又成为袁世凯利用的重要棋子之一。他和汪精卫共同发出宣言，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不久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当南北议和时，他俨然以会外要员的身份积极斡旋。当《国事共济会宣言附简章》分送各省各方后，杨度又领衔递上《致资政院陈情书》，要求该院“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到11月23日，杨度又发出《呈请内阁代表书》，提出“实行停战”，“一俟武昌革命军承诺停战之后，即将赴鄂军队撤回”，然后再“议决君主、民主问题。”成为和议中为袁起了重大作用的幕后人物。在此之际，仍在日本的梁启超密函杨度说，欲求君主立宪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表示同心拥袁，并“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为重要。

  和议成功，袁世凯获得完全胜利，论功行赏，理应居先的杨度却受到冷落，不但无组阁的机会，连阁员也没他的份。杨度只好暫时退居幕后，作长远打算。除了对袁曲意逢迎，随时献计以巩固其信任外，着意结交了袁的长子袁克定；另一方面，为帮助袁世凯开辟走向帝制的道路，设法罗致对帝制准备有利的人，如夏寿田、孙毓筠、胡瑛等一班人。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其在海外的流亡生涯，从日本回国抵达天津，杨度即赶去迎接，并代表来宾致辞，对其回国表示热烈欢迎。从此，二人鞍前马后为袁世凯效力。1912年国会成立，梁启超是共和党的领袖。1913年，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梁又成了进步党的领袖，与国民党对立，成为袁御用国会的工具。国会开会前夕，梁发表了《说幼稚》、《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章，肆无忌惮地对革命进行攻击；国会开会后，又发表《同意权与解散权》的文章，进一步为袁世凯予取予求的独裁统治做注脚；当袁世凯决心发动对付国民党人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立即拋出了《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与袁世凯对国民党杀气腾腾的叫嚣相呼应。

  这一段时间，杨度、梁启超两人均在北京供职，一个隐居幕后，一个显身台前，为袁世凯服务，尽心尽力，旧好未绝。杨度当时曾感慨地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光绪二十九年，余同梁士诒同考经济特科；光绪三十一年，又同梁启超一道编订宪法大纲，今天又同这两个姓梁的碰在一起。韶光如矢，忽忽十年，昔日少年，而今都两鬓如霜。”

洪宪帝制中分道扬镳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镇压二次革命后，图谋帝制。杨度在这一进程中，积极地充当了御用工具。“承极峰(指袁世凯)之旨”，于1915年4月以答客问的体裁写出两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的长文，声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反复陈述改大总统为君主“势必迫成立宪的道理”，为帝制大造舆论。5月31 日，袁亲笔书写“旷代逸才”，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嘉奖其《君宪救国论》。又于8月14日撮合孙毓筠、胡瑛等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在9月末发动请愿，要求立即决定君主国体，并会同孙毓筠等递上促袁世凯登极折；于12月11日，袁世凯复辟帝制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杨度草拟《参政院代立法院第二次推戴书》，吁请袁氏“早登大宝”。

  袁世凯、杨度搞帝制，需要梁启超这样的人支持。1914年初，梁启超等为首的进步党内阁被袁世凯踢开后，虽然由帮忙变成帮闲，但对袁世凯仍然忠心耿耿，不过也因此而屡受舆论抨击。为维护整个买办地主阶级的统治和改良派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感到全国人心都不允许袁做皇帝。袁一意孤行，必然自取灭亡。梁开始有意与袁氏疏远。早在1915年初，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特意在汤山宴请梁启超，并特邀杨度作陪。袁克定单刀直人询问梁对帝制的态度，梁含糊地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体问题，很少研究国体问题。”由于试探不得要领，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度安慰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说今天仍在研究政体而不议论国体，不过是自高其身份而已。”经过此次试探，梁感到气氛不对，为避免卷入这场漩涡，他把家眷迁往天津，作抽身准备。

  筹安会成立后，在京的进步党人徐继功、袁思亮等人向杨度提出：“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请梁任公参加。”杨度于是请和梁启超关系密的汤觉顿、蹇念益到天津见梁启超，希望梁也参加这一活动。8月18日，汤、蹇由津返京，他们看到的是梁启超那篇后来传诵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带回的是梁启超致杨度的绝交信，略谓“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表示不参加筹安会。

  袁世凯听说梁启超所写的文章后，不免有点惊慌，令人以20万元高价收买，被梁拒绝了。杨度派人找到梁启超说，你如果反对帝制势必又要逃亡出洋，使国家蒙受损失，而且于事无补，以此相要挟。梁说，“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婉转地拒绝了杨度的要挟。

  1915年8月20日，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的时候，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大中华》上发表了，引起各阶层的强烈反响。在文章中，梁启超驳斥了古德诺、杨度等人的种种谬论，反对帝制，表示“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的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9月7日，杨度发表对梁启超一文的声明：“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非君主不能立宪，虽举国反对，予必一人坚持，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若反对仅出于文字语言，更不必计较。”表达其在帝制问题上的顽固立场。

  梁启超后来去了云南，赞同蔡锷起兵讨袁。袁世凯失败后，梁启超请求惩办罪魁祸首，以谢国人。梁、杨之间的交情自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才识相当 文名藉藉

  杨度、梁启超都有文名。梁启超的文章笔端饱含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黄遵宪说梁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笔下所有”，将其喻为使“谪仙搁笔”的“崔颢题诗”。杨度也很自负，“说理之文，我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我不如梁卓如(启超)，至于论事，则挟贾、晁廉悍之气，驱苏、王明辨之词。余于诸贤，未能多让”。

  有人评论梁、杨说：“梁自谢政以后，往来南北，多所著书。虽未能情思极意，上掩古人，然闳才通识，海内外同称；其九牧大名，非虚致也。杨自中年不好读书，晚年欲修国史，《史地》一篇已十余万言。又遁情禅脱，以自消遣。卒以饮醇近妇，自陨其生。盖杨之才气，较大于梁；而梁之博览古今，非杨所及也。”此话也许不无道理。

    杨度和梁启超从1903年起两人缔交，至1916年分道扬镳，前后凡13年。这是辛亥革命过程中风起云涌的年代。两人关系上的政见分歧、协同和言行比较，也反映了时代的斗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两人均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均是在民族灾难的强烈刺激下，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而投身政治运动的；两人又都是封建知识分子出身，师承虽不同，但在辅佐明君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加之两人才识相当，互相倾慕，成为“天下之至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杨度由于受其师王闿运的影响，醉心帝王之学，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在《湖南少年歌》中以华盛顿、诸葛亮自比，企求在个人成就上出人头地，或者辅佐“非常之人”以成显赫事业，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想究竟比较肤浅，没有能够放下封建思想负担。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比杨度丰富得多，其“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开战”的善变性则又是杨度所不能相比的。两人最终的分道扬镳也是必然的了。两人的关系折射出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艰难曲折。张勋复辟之后, 杨度认识到君宪救国行不通, 进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再进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一生，堪称多姿多彩。

 （载《船山学刊》2002年第1期，原标题《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兹对个别内容作有少许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