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时务学堂学生札记（选录）

时务学堂学生札记（选录）

札记 李炳寰

“孟子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一语，守旧者遂引为口实。呜呼，不通甚矣。夫孟子时之中国，惟东北数省，即荆、楚、吴、粤，亦不与同中国，而滇、黔、闽、蜀无论矣。今机械日新，舟车皆通，五洲万国，环球而处，固无所谓外夷，无所谓中国也。有所谓外夷，有所谓中国者，主是土者自分畛域耳。然则即有所变，亦邻国之善政，不耻相师而已，又何者谓之夏，何者谓之夷，何者可以变夷，何者遂谓变于夷耶?且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自黄帝既殁，后圣不作，大学之格致无传，公输之技艺失传，而墨子之经说，数千年无通之者。汉重黄老，晋尚清谈，唐则佛老充斥，宋则道学分门，元既短祚，明则以八股取士矣。十数代因循简陋，相趋于虚，于是所谓文物之邦，惟形上之道，冷然而存乎空中，而所谓器者，卒置不问矣。夫天之生斯民也，惟道以治之，惟器以利之，天不变，道亦不变，器则愈变愈备、愈变愈善、愈变愈利也。中国惟知道不能变，而不知器之宜变也，兢兢守之，自安于简陋，自安于苦窳，不思变而愈备变而愈善变而愈利，而时运移易，器之为器，固不能久郁不发也。出中国而入泰西，强泰西而弱中国，岂非器为之耶?然则今日之变，亦失而求野耳，安所谓变于夷哉!不然，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师舜与文王，亦变于夷而已。

教习韩批：无所谓夏夷，其所分者，蛮野与文明而已。有教有养之国，是谓文明；无教无养之国，是谓蛮野。明乎此，可知古今中外之故矣。器与道无分二致，穷乎道之极者，可通乎器；穷乎器之极者，可通乎道；道无日不变，器无日不变，即血气亦无日不变，西人谓血气七年尽改换。西人创光学，而知天道变、气族变、水族变、人道亦变，以光学能照脑，能照身内诸物，将来光学大明，则医学明，医学明，则身变，身变则道亦变矣。此事汝可详思之。

札记 李炳寰

文王治岐，九一而税，亘数千年靡不称之。本朝轸念民瘼，视周犹厚，故与维正之供，征收甚轻，今二百年而流弊更滋矣。(炳寰)湘人也，知吾一省而已，而可为酸鼻者，已无既极矣。湘省各州县地丁正项，屯田三十亩，而征银一两；民田二十亩，或数十亩，而征银一两。古之百亩，乃今四十亩。阡陌曲折，未能画一，名为一亩，而所出之数殆倍蓰焉。则是当今之税，每百分而四五耳。自古及今，未有轻于此者矣。向章每银一两，折钱三千上下，邑各少岐，令牧以银上贡，所浮之数，名曰平余，率以为分所应得，纳之私橐。比年财源外溢，银钱翔贵，朝廷有查减之谕，牧令无保民之心，于是取之则尽锱铢；积之则累仓箱。小民之妻子可鬻，而欲壑不可餍；冻馁之黔黎可死，而囊橐不可不盈。吏胥催迫，则铛釜均货，差役登门，则鸡犬皆空。铁索榜棰，血溅肉飞，官家之债无多，贫民之累实深。呜呼，自牧令以平余较缺分之肥瘠，奸民以胥役为利薮，征收之簿书未销，百姓之脂膏无存，而贡赋之数归国家者十之一，归官吏者斗十之九矣。夫一省如是，他省可知；以四万万民之脂膏搜括殚尽，以供中饱，上不在国，下不在民。仰视国计，俯观民生，读耕者九一之句，不禁掩卷长叹，伤吾民之不幸也，悲夫!

教习梁批：知古知今，是谓通才，能如是随处留心，斯与读死书者有异矣。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极重，未有以为怨者也。苟不为民作事，虽轻亦怨矣。孟子谓轻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何以谓之貉，谓其不足以供币帛饔飧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国是矣。以赋轻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恶知官俸既薄，而彼官者乃仍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祸益烈耶，此固非深探其源不可也。

札记 李炳寰

春秋因事以明义，徒求其事则失之。然《左传》家与《公羊》家，遂以此各执门户水火之见，以相诋诽，则亦荀子攻子思、孟子故智耳。夫左史，非解经之书，而于当世之事，纪之颇详，治乱、兴衰、美恶、贤否，苟读书者善求其理，则未尝无合于《春秋》指归也。然则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岂虚语哉?截长补短，期合于中斯已耳。非人以自亡，是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教习梁批：吾固言左氏乃一古史，非解经之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耳，未尝谓当废之也。《国语》《战国策》犹不可废，况左氏乎。若《春秋》，则全在借事以明义，其当时之事，治乱、兴衰、美恶、贤否，虽未尝不可以增人考据之用，然求之圣人之意，则失之远矣。左氏凡有解经之处，无不将公、毂大义划去，而别为毫无道理之解说，使后世二千余年，以《春秋》为记事之史本赴告之文而已，此《春秋》所以有断烂朝报之目也，此伪为《左传》者之罪也。至于左氏原书，太史公称为《左氏春秋》，正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不过记当时之事，为一详备之史书，而并非解经者。汉儒皆言左氏不传《春秋》，盖《春秋》自《春秋》，左氏自左氏，两书皆为极好之书，自作伪者合而为一，于是《春秋》与左氏皆乱，是作伪者，非特为《春秋》之罪人，抑亦左氏之罪人也。恶莠恐其乱苗，岂得与荀子非孟子相并论哉。若穀梁之义，其于公羊出入者多矣，而吾不非之者，此乃所谓并行不悖也。左氏当史读不当经读，亦可与三代古书并行不悖，又何恶焉。吾所恶者，非恶左氏也，恶作伪而羼入解经之说于左氏者也。故读左氏将解经之语删去，则善矣。汝读《春秋》，心得尚少，皆由仍泥于事之所至，犹未明当时之事，皆孔子借以明义者也。犹之薪蒸可以生火，而无与于火之明，苟能知所重者在火，则燃膏可也，燃洋蜡可也，燃煤气电灯可也，而必斤斤焉执薪蒸以求之，失之远矣。汝其熟思之。

札记 李炳寰

通《公羊》而后读左氏，则纪事之中皆条理也。染左氏而漫读《公羊》，则当时之事皆残阙也。数千年春秋之义晦，则附左氏于《春秋》之罪也。附左氏于《春秋》，而《春秋》遂几为纪事之书矣。使《公羊》因明义而稍泥纪事，则后世之疑，尚固结而能解乎。故大居正与让国之义，虽依宋、依鲁，固不必泥讥，父老子代，后政者即在齐在曹，亦可不辨也。义之既明，其他不足计也。

教习叶批：如此读《公羊》，便无窒碍，浸淫既久，则便能通孔子改制矣。以左氏附经，乃刘歆之罪。故明此理，当以左氏为一部古史读甚好。

教习梁批：通极通极。吾昨日所千言万语者，汝皆已豁然贯通矣。观此条为之大乐，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知《春秋》与左氏，离之双美，合之两伤，则一切皆通矣。

    札记 李炳寰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呜呼，岂特春秋无义战哉？合古今两敌相当，持戟相撞，固无所谓义战也。夫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数千年糜烂其民而战者，罔非劳天下以自逸，愚天下以自智之暴君贼臣也。以暴易暴，除贼益贼，亦虎豹豺狼之相食而已。若夫上下一心，君民一体，禁暴止奸，黜异尚同，则天下一家，秦越一室，固无事战也。

教习叶批：故《孟子》谓“善战者服上刑”，又曰“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虽义战亦圣人所取也。

    札记 蔡艮寅

读隐公二年、三年，《春秋》讳内大恶之义三：不忍言也，不必言也，不可言也。何不忍言？子不丑父，臣不丑君也。何不必言？无益也。何不可言？惧罪也。究以口授为万世也。此孔子作《春秋》之苦心也。

教习梁批：《春秋》每立一义，必有所以然之故，其所以然者，或一端焉，或数端焉。不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乎不在。朱子曰，能通所以然，是第一等学问。若能每条以此求之，则圣人之意不难见矣。

札记 蔡艮寅

孔子讥世卿，以为民权不伸君权不伸也。何以不伸?君则为木儡，民则为奴隶也。故君之令不可及民，民之愿不可闻上，上下相锢，终无已日。故此风愈甚，其君民愈蹙；此风愈久，其患愈深。生非贵族，不可以闻国事，故其族愈众，势愈强，则其相争也愈大。争则相怨，相怨则离，离则同门荷戈之衅开矣。故犯上之祸，所以不胜屈指也。自秦以后，二权略伸，孔子之功大矣，然流弊无穷也。使益之以西人之法，则尽善矣。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此法可兴，则君公其君，臣公其臣，民公其民，身公其身，心公其心。前之弊在身心不相属；今之弊在心不相属。混天下为一心，庶无扞格之虞矣。

教习梁批：流弊一语极谬，孔子讥世卿立选举，汝殆鉴于今日科举之极弊而发此言也。然凡行一制度，必条理始末且行之然后可，苟仅行其一二而已，适见其敝也。今日之学西法是也。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而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欲得人才，乌可冀也。不责历代奉行之不善，而谓流弊无穷，何其谬也。至于议院之法，何必西人，孔固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者也。见于《春秋》者，亦指不胜屈也，但别见代条耳。《春秋》固当合全书以议之，不能执一二条而议其法之不备也。此固是矣。然亦知心必如何而后能公，如何而后能一乎？必举国之人见识相等，然后其心能一。譬诸有十人下此，皆君子人也，而守旧党五人焉，开新党五人焉，则其势必不能一也。故必有术，开天下之智使之相等，则不求一而自一矣。不然，日日痛恨于人心之不一，皆空言耳，何补于事哉。

札记 蔡艮寅

《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固自言之矣。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丈。”虽有其位，苟无其德，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虽曰乘殷辂，服周冕，行夏时，乐韶舞，亦因而已耳。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孔子悯三坟之放失、百国之纷乱，从而修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何？知其为因制度之书，非改制度之书也；知其为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也。罪我者何？罪其为改制度之人，改制度之书也；为自用自专之人也，此孔子所以惧也。如曰孔子惧罪彼者罪我，则更相剌谬矣。《春秋》乃劝惩之书，非罪人之书也。

教习梁批：此论犹属似是而非。大约孔子春秋之制，可分为四种：一、周之旧制；二、三代旧制；三、当时列国沿用之旧制；四、孔子自创之制。即以讥世卿一条考之，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世卿也；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也；若讥世卿则主选举者，乃孔子所改之制也。以此类细推之，不一而足，何得谓孔子非改制度乎。夫改制度，亦何足奇，即如黄梨洲之作《明夷待访录》，冯林一之作《校邠庐抗议》，自有所见，则著之于篇中，以待后人，其中固不无变今从古之处，然必谓黄氏、冯氏之所言，皆古人所有者，则黄冯固不服也。即如鄙人之无似，亦尝引吭发噫，为《变法通议》之篇。若必谓鄙人之《变法通议》，为皆因仍古人，鄙人固不敢服也。而乃谓孔子之所知所能，乃出黄氏、冯氏及鄙人之下，抑何悖欤。且汝谓改制度为可罪者，是犹有极守旧之见存耳。制度者无一时而不当改者也：西人惟时时改之，是以强；中国惟终古不改，是以弱。盖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不能一日而少安也。然则道之不能徒用因也明矣。有因必有革，有损必有益，孔子对子张之言，谓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谓知其损益也。若徒因也，则又何待圣人哉。至汝之为此说也，必曰制度虽当改，然孔子布衣也，非所应行也。不知此又迂谬守旧之言也。虎哥也，果鲁士西亚也，皆布衣而创万国公法；天下韪之，未有以为不当者也。今西国每国报纸以数千万计，中国近亦颇知此义，有识者莫不曰，此开民智强国本之第一义也；而迂谬守旧之人，必曰此处士横义也。如汝所论，则究为开民智乎，为处士横议乎?夫以今日后生小子，而蒿目时弊，昌言更革，识者犹且许之。至于孔子则必不许其有此事，且不许其有此志，此何理也?夫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况孔子虽布衣而实圣人者乎。如其不当也，虽一王之制，历朝相传之法，而樵夫、牧竖亦可从而议之，而况于圣人乎?孔子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曰，天下有道，某不与易也；此言天下有道时，可以如是而已。惟周末极乱，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譬之今之豪杰，使生于康乾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督儒，以改制为罪而已。汝试熟思之，如尚不谓然，下次可详辨。《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博辨数次，必豁然矣。

札记 左景伊

蔡流言，周公居东破斧缺斨，三年劳师，罪人斯得，二叔伏诛，世称周公大义灭亲，为百世不易之论。乃又有谓二叔以武庚叛，欲复商之基绪，奉成王而退守臣节，不违文王遗命，亦继志述事之意也。二说孰为正大，敢以质我夫子？

教习韩批：凡立君以民为主。《孟子》曰：“独夫纣。”又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武王以救民为心，二叔以武庚叛，是贼民者也。况武庚未必贤，更奉一不贤之主以虐民乎?况武王为民心所归。《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可见武王为当时人心所趋附者矣。即文王至此，亦无二道也。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孔子大义，先秦之人，多不敢昌言。

札记 张伯良

人曰振旅，注曰将人嫌于废之故，以振训士众言之，春秋虽无义战，而不忘武备之义多也。

教习梁批：春秋之例，各国定有额兵，以伐同州之无道，代他国止内乱，亦以自守也。

札记 张伯良

州不若国。公法云，为国之义无他，庶人行事常服君下，居住必有定所，且有地土疆界归其自主，楚如是可以为国矣。夫称为州，亦不能去楚之不为国也，而以州称之，此据乱世也，然已渐进之矣。

教习梁批：全在有教化无教化。使无教化，虽地居中国，犹谓之夷狄，戎伐凡伯、晋伐鲜虞是也。使无教化也，虽成国犹谓之不成国，楚之为荆是也。此《春秋》之公法，视西人之公法尤精密者也，亦进退之微权也。

札记 张伯良

公法云，有一国之省部，叛而自护自立，若能自主，则他国任其自主与否，惟问其于己之国政有益与否，此乃诸国之同意也。据西班牙为证。夫土地者，乃公共之物，世治则与众共理之，世乱则他人夺去之，始终非一人有而能保其不失也。譬有家焉，盗贼环哄，而健仆未亡，与其倾家之所有亡之于盗贼，何如早分与健仆，终不啻吾之有也。然当混沌未穷之运，所以防盗贼者，犹若不措意而严以待健仆之律，未尝稍宽，君子举事不可造次，来无济之咎，亦不可姑息。视民生之疾，大厦虽倾，犹将扫一片净土图肯构之基。西班牙之例，即泰西之所当敬服也。

教习梁批：凡权利之与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以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材不足，即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诸君既共识此意，急求学成转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使人咸知有公理、公法之学，则或可以不亡也。

札记张伯良

何氏谓天王不能正吴楚之僭，而上自系于天。窃谓称天王者，即以天正王之义。《春秋》记灾异，良以此义解之。先生更进臣民而反复言之，以为能平权之一节，既得闻命矣，敢问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于《春秋》中可一一按之乎？

教习梁批：《春秋》托鲁为王，托周为天王之上，尚有天正明以天统君之义，以元统天之义，皆在于《易》，所谓大哉乾元。乃统天时乘六龙以御天，先天而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况于鬼神乎？先天谓《易》也，后天谓《春秋》也，《诗》《书》《礼》《乐》为言人道之书，《易》为言天道之书，《春秋》为天人相与之际之书，故其中言以天统人者最多。至其发端，则不能不究其极，故必探本于元也。

札记周镇藩

交邻之道，无非为弭兵息民起见，但以大事小，必使畏威怀德，就我羁勒；以小事大，必能内修政事，有备无患；反是则仁智交困矣。人第知效汤、文之事小，而不效具伐葛、伐昆吾之战胜攻取；知学大王勾践之事大，而不知学其迁都自强、力图报复之苦心。中日之议和，畏天也，非乐天也。保国在自强，岂在和哉?盖和者战守之退步，未有安于和而能保国者也。东晋、南宋，割地请和，苟安偷活，敌国外患，环伺其间，而不知自振，文恬武嬉，卒以亡国。窃观今之时势，其危有过于偏安，而交邻保国之难，有甚于晋、宋者。俄人设铁路自西伯利亚以达宁古塔，而东三省及沿边畿辅，已扼我吭而拊我背，一旦启衅，则东北各行省，防守均无把握。自交阯撤藩，台湾失守，内洋以达内江外河，番舶往来，如行内地；沿海诸省，已有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之势。西南则云贵、广西与越南、缅甸壤地相接，铁路一开，朝发夕至。合而观之，二十余行省，其实完善者数省而已。以一隅交邻而保国者，其湖南、川陕乎？益州天府之国，地险而土肥，巫峡一水，直通武汉，辅以关中险塞，实有为之国也。关中百二山河，以一面战，以三面守，如高屋建瓴，其劳恒顺。湖南僻处边隅，自咸同中兴，湘中子弟忠义之气，不可遏抑。古所谓“楚虽三户，亡秦者必楚”也。且地据上流，出可争武汉，以窥苏、常；东南通两粤，迤西连巴蜀；若能未雨绸缪，力开风气，人才既众，货产既盛，兵、农、刑、政、铁路、电线以次讲求，天下有事，则以保湖南者保川、陕，保川、陕者保天下。诸葛有云：“事不济则已耳，安能复为之下哉？”观于此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

教习梁批：自立全在人才，人才全在学问。曾文正、罗忠节以讲学大儒定天下之难，学者不可不知此义。川、陕太阻远，道路不通，难以自养，欲图存尚不易也。惟湖湘人士，则不可不自勉矣。保国在自强，不在和，亦不在战。今日时势与前代绝殊，必不可援晋、宋之事以相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