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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长街前传:仿北京西长安街而建

2019-12-22 16:5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95| 评论: 0|来自: 潇湘晨报

2012年2月28日,长沙,刚发掘出来的宋代古城墙。城墙附近就是西长街。图/记者李林冬

    真的要和西长街说再见了。

    11月10日,西长街水产畜禽市场将关停,西长街将以另一种身份介入长沙人的生活。正如历史上,这个坐落在老长沙重要位置的街道,以不同的身份参与了历史,也见证着历史的波诡云谲。

    历史终究是由微观元素构成的。一条街道所能承载的,既可以是生长于斯的市民记忆,也可以是见微知著的恢弘历史。从西长街里看中国历史,有明藩王就藩湖南却对紫禁城充满向往的野心,更有近现代历史交替之际,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于此缔造的历史瞬间。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

    

    

    很气派:西长街相当于北京西华门外西长安街

    西长街的前世故事,要从明朝说起。长沙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大都会的地位,是从明朝开始得到正式确立的,这要从明朝分藩说起。

    明太祖朱元璋立朝后,曾封诸子为王到全国各地建立屏藩。分封的藩王没有封地,有爵位但是不能管理当地的政治民生事务,享受待遇而不用管事。一句话,就是养起来,免得威胁皇权。长沙城来过哪些藩王呢?明洪武三年(1370年)封第八子朱梓为潭王,在长沙城正中首建藩王府——潭王府,该王府系由湖南元帅府旧址改建,占地方阔,城垣高耸,外有城门,内有王殿官署,王府拥有3000士兵负责保卫,墙厚门重,戒备森严,气势壮阔。此后随着藩王府的不断更主,王府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长沙城建史上的一大奇观。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徙封其弟朱橞于长沙,称谷王,建谷王府。明洪熙元年(1425)仁宗封子瞻善为襄王,建襄王府。明天顺元年(1457)英宗封第七子朱见浚为吉王。吉王府在潭王府故址上改建,这就是后来的皇殿坪。当时吉王才两岁,到明成化十四年(1478)才正式就藩长沙。吉府就藩之初又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当时主修吉王府,负责“督工役”的是江西吉安人萧祯,他对建筑要求十分严格考究,王府“用瑙璃及白石雕栏”,建筑工程宏丽,以致“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民命不堪”。

    长沙古城发展至宋元,城墙的占地大小和形状格局已确定,之后也并没有再扩大地盘。所以,明代的长沙古城位置与宋元古城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此时长沙古城的城墙结构、城门设置、城内官署布置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建成的吉王府占地约相当于半个长沙城,《湘城访古录》记载:“考时藩邸制五殿三宫,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垣周以四门,堂库等室存焉。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

    藩王身在藩屏,心系紫禁城。王府与北京故宫紫禁城相似,坐北朝南。以南门为正门,称为端礼门,大概是进王城要正衣冠重礼仪之意,其位置在今司门口处。城墙当在今臬后街至解放路一线,西起三兴街口东至鱼塘街口。南门外还有一护城的御河,河上有3座青石砌的桥。

    北曰广智门,其位置在今黄兴路与中山路相交处的南侧。北城墙在吉祥巷至府后街一带,西起藩城口,东至文运街口。

    东曰体仁门,其位置在今尚德街与东牌楼相交处。东城墙在今文运街经犁头街至尚德街一带,北起府后街口,南到解放路。为今蔡锷中路的位置。

    西门曰遵义门,位于现药王街与三泰街相交处。西城墙在今藩城堤至三泰街、三兴街一带,北起吉祥巷,南接臬后街。

    王府东南西北四门外各有一牌楼。南门外西侧在今苏家巷口有一跨街的朱漆大牌楼,这一段街道至民国时仍称红牌楼。北门外的大木牌楼梁柱皆以巨大楠木为之,高10余米,牌楼横书“护国佑民”四个大字,字径达2米。东牌楼,位置约在今白马巷和东牌楼近蔡锷路口,据说牌楼上题额为“仅此一人”四字。西牌楼大约在今药王街和西牌楼与太平街相交处,牌楼上题有“万寿无疆”四字,民国初年此地尚存残高3米多、方60余厘米的石柱两对。

    和北京紫禁城的东华门外一样,长沙吉王府东牌楼外有一条南北方向的长街,与北京的东长安街相似,叫东长街。东长街南起东牌楼与藩后街交会口,北止水风井,已于1933年扩建为蔡锷路的一段。西牌楼外有西长街,南起五一西路,北至中山西路,包括现太平街,相当于北京故宫西华门外的西长安街。

    西长街,便由此诞生了。西长街中部有王府的观音寺,位置约在今西长街接五一路口,寺中有雕刻精致的石坊,寺内观音铜像高约7米,另有十八罗汉铁像,寺中有井名“甘露井”。观音寺至抗日战争时炸毁,佛像移开福寺内。

    王府内有王殿、承运殿和书院、祠庙、仓库,外有王府的长史司、仪卫司、审理所、纪善所等大大小小十数个官署,其宫阙台阁、亭榭池塘布满了长沙府城东北和北部的大片地方,故清《长沙县志》称:“明吉藩堆石成山,名紫金山,嵌空磊奇,不得擅侵。

    明代长沙王城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衰落,清顺治年间,洪承畴经略湖广,驻兵长沙,下令撤毁明吉藩故宫墙。百姓闻讯,纷纷争而取墙砖,于是王城宫墙夷为平地,荡然无存。

    风气新:西长街里制铜元、开教会、办学堂

    吉王府已逝,而西长街连同它的地名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告别了王府的森严权贵,西长街慢慢浸染了长沙民间的烟火气。

    西长街位于湘江驿码头大西门附近,是长沙商业繁华之地,也是河东往河西去所经之路。1917年,黄兴、蔡锷归葬岳麓山,就是经西长街出大西门,登船到的岳麓山。黄兴也曾住在西长街附近从事过革命活动。

    湖南的近现代化,也有西长街的功劳。中国机制铜元诞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铸后一直到1950年才停止铸造发行。在这半个世纪中,它是中国货币史上重要的一笔。湖南也是最早建立铜元局的省份之一。在没有自己的造币厂之前,湖南所行用的部分铜元是由湖北省造币厂所代铸发行的。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南巡抚俞廉三奏户部建湖南铜元局。当年5月,在长沙西长街购得几间房建立了铜元局。当时的铜元局设备来自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铸造当制钱十文的铜元(俗称“小毫子”),还先后铸造发行五种书写面值和多种版式版别的光绪元宝当十铜元。1902年至1903年,湖南铜元局先后铸造发行的铜元有二种类版别面值铜元,背面版式一种(飞龙图),铸造发行时间有一年之久。据当时考察统计,除一部分为湖北造币厂代铸外,湖南“光绪元宝”二种记值飞龙图版式铸造发行数量在130万枚以上。到1905年,湖南铜元局又在长沙南门外灵官渡买地扩建了新厂房设立新造币厂。前者称旧厂,后扩建称为新厂(新局)。1906年,湖南湖北二厂合并为一局。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有的资料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待考证)二月初,西长街一户佃民出租房屋外贴出了一张招考启事:招录15~20岁有志于医学者,引起了街头巷尾的热议。

    进入20世纪,随着近代西方医学的输入和传播,传统中医学受到了巨大冲击。如何捍卫中医药地位,探索新形势人才培训的方法与途径,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一大命题。当年正月,湖南巡抚俞廉三向清廷奏请开办湖南大学堂时,附片奏请开办医学实业学堂。他在奏折中写到:“维医术一门,为人生性命所关,中国医学最精,以向来未专立学科,渐致失传……应附设医学实业学堂,由高等小学毕业生愿习实业者补入……拟予省城设医学堂一所,暂行招考20名,延请教习,照章布设各项讲堂、体操场,先行开办。”

    湖南医学堂第一年录取了20名学生,先以两年补习中学课程,后再入本科。开办后不久,清光绪三十年(1904),遵照办学章程改学制3年。学堂改称官立湖南医学实业学堂,并以朱廷利为监督,增招新生。

    学堂授课内容以中医学为主,内科为先。课程包括《内经》《外经》《难经》《仲景伤寒论》《李濒湖脉学》以及《医宗金鉴》,另设体操、修身、伦理各科,依照定章授课;半年之后,开堂施诊,遇就堂求诊者,先由学生临证拟方,再由教习核正,以检验学生心得。清宣统元年(1909)第一班学生毕业后,学堂因经费不足,请求改名中等医学实业学堂,学部以国内外没有中等医学堂为由,未予批准而停办。

    清末民初,西长街上也聚集了不少外国人。英国人还在此办有循道会和循道中学。循道会为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宗的支派之一。1902年英国牧师古永福租福庆街房屋建堂传教,1906年购西长街黄五林房屋成立循道会长沙联区,设总堂。循道会教堂,三层红砖结构,一层为会堂,外侧墙嵌有多块石碑。石碑文字有“为主发光(1851—1931)”“披荆斩棘”“预备主道修其路”等。1935年由英国传教士设计修建,占地面积2198.3平方米,包括教堂礼拜楼1栋,牧师楼、偏房等附属建筑8栋。

    1913年,政府在长沙设立邮务管理局,负责湖南邮政区邮政事宜,选址也在西长街。

    西长街是热闹的。除了制铜元、开教会、办学堂,各种官方事务之外,终日还咿咿呀呀响着湘剧的旖旎。湘剧组织起自清光绪间,或唱影子戏,或唱庙台子戏,或唱堂会,光绪末期,长沙开始创办湘剧戏院。织机巷同春园、高井街湘春园、育婴街之同庆园皆为当年湘剧名戏院。之后,文艺界权威人士陈友才、郭茂生、黄玉贵、徐茂林、罗玉廷、梁荣盛、陈锦山、黄元才等八人组织湘剧坤角名福禄班于箭道巷培训,剧院叫寿春园,此即长沙有坤角的开端。1922前后,黄元和、黄玉贵、陈友才等人,从福禄坤班分出部分角色另组福寿坤班,在西长街创设景星园。初创时非常红火,1928年,其他各园生意冷淡,唯景星园“券价大洋三角未尝减少,不亚减价各园”。1929年后,戏班演员出进频繁,营业时起时跌。1932年,黄元和新组名角上演,更名“环球戏院”,成为湘剧三大名园之一(1938年,毁于“文夕大火”)。

    

    

    时尚地:湖南首家官派西服店开在西长街

    清末民初时期,大宗货物主要靠水运,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后,长沙于1904年7月开埠。此后,日、英、美、德等国商人相继来长沙经商,在沿江一带开设了17家洋行,长沙成为外来工业品转口市场,取代了湘潭的全省商业中心地位。

    西长街因临近湘江,所以商铺林立,热闹非凡。街上开设有长丰米厂、玉和米厂、协和花纱盐号、复顺昌织布厂、永寿堂药店以及景星园剧院等。湖南的第一家正宗西服店,也诞生在这里。

    随着商人、外侨、传教士的到来,各种西式服装在街市上露面,各式中山装、学生装、西装和改良旗袍也日趋流行。1912年10月,西服开始成为国家规定制服之一,当年,长沙市内已开始有西服生产,但终因不了解制作要领,仿制品大多不伦不类。

    1913年,为满足官府对西服的要求,湖南督军汤芗铭邀请上海“同森”西服店宁波裁缝陈阿昌来长沙制装。陈阿昌身挟包袱,出入衙门、天主堂、医院等地,缝制西服,人称“包袱老板”。虽然陈阿昌定做西服工价较高,但长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生意较好。1914年,陈阿昌在西长街租赁房屋,开办“同森祥”洋服店,后迁至文运街。

    陈阿昌在西长街开店之初,只陈设少量面料样品,供顾客选料定货。后从汉口“祥康”西服店和长沙“大公平”呢绒店购料制作,因成本增加制衣价格也就水涨船高。跟如今的高级私人定制差不多,西长街的这家西服店算得上当时的奢侈品卖场。有人算过一笔账,在这里定制一套红白边哔叽西服需要银洋36圆,当时天字号大米每担(150市斤)才银洋4圆,这样每套西服折米9—10担之多,但仍然不乏时尚人士前来捧场。

    “同森祥”常年雇工10人,业务兴旺时达30余人,虽待遇一般,生活条件较差,但工人乐意去该店工作,为的是一旦出店后身价倍增。在同行中,“同森祥”有“染缸”之称。时有民谚云:“同森祥、老招牌,要做西服咯(这)里来。”其后,“隍昌”“何顺记”“徐鸿泰”“洽昌”等西服店先后开业,这些店号规模较大,技术亦精,都是江浙等地外省人所经营,时称“下江帮”。在“下江帮”店号帮工的湘籍工人,满师后照样画葫芦地开起“华义昌”“徐鸿泰”“德润身”“益身华”“楚楚”“楚兴”等湘人经营的西服店,时称“长沙帮”。这样,长沙就有了新兴的西服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机关及中央接收大员曾经麇集长沙,西服业吃香一时。当时长沙约有大小西服店、时装店60多家。稍具规模的服装商店,相对集中在繁华的商业区、八角亭、司门口、中山路、东长路一带,因而东长路被人们誉为“服装路”。

    多少年后,当人们穿梭于长沙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国金中心、万达、王府井百货里被各种国际潮流弄花眼时,是否又会想起,当年湖南的第一家正宗官派西服店,诞生于那条窄窄的小巷——西长街呢?

    参考资料:《长沙通史》

    撰文/本报记者储文静2019年11月2日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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