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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学子赶考那些事

2019-6-28 07:5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68| 评论: 0|来自: 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全媒体记者 宁莎鸥  

  如今车水马龙、时尚光鲜的中山路一带的背街小巷中,掩藏一段古墙,古墙之内有一座小楼,这里便是旧时湖湘学子心中的圣地,湖南唯一的乡试考点——湖南贡院所在。不过长沙贡院在清朝雍正年间才设立,在此之前,湖湘学子赴考可要经历崇山峻岭的考验。

  山长水远赴考路

  让湖南学子中举如“破天荒”

  大家都知道,古代的考试制度被称为科举,起于隋,成于唐,而兴于宋,最复杂时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各种等级,考生们要一路“过关打怪”才能脱颖而出。当时的考生很大一部分是公办书院的学生,所以最初一级的院试大家可以在学校里考,尚算方便。但到了第二级的乡试,就得去“省里”的首府去考了。古时既没有长途汽车,也没有高铁,更没有飞机,山长水远,这就给考生出难题了。倘若得中乡试,晋级到会试、殿试,那就得去京城赶考,偏远地区的考生得跨越大半个中国,那时举子出门赶考都与父母双亲执手相看泪眼,弄得不好这一走就成永诀了。文人们也就此获得灵感,在《聊斋志异》《新白娘子传奇》中编出了不少故事,书生在赶考路上夜宿破庙遇到山精树怪,住客栈遭遇路匪水寇,不一而足。

  唐朝时,凡是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都由地方选送,称为解送,当时湖南部分地区与湖北一起划分为荆南道,上京城得好几千公里。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好人都得走出去半条命,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就算到京城,能保持多少状态也是未知之数。所以,科举初兴之时,湖湘举子成绩不佳,路途遥远这一点得背一部分“锅”。隋唐时期,数不清的学子前赴后继赴京赶考,却连续四五十年被“剃光头”,无一得中进士,也不知是基于事实还是为了调侃,大家就把荆南道称为“天荒”,荆南道的考生解送被称为“天荒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宣宗时(公元850年)才得以缓解,据宋代《太平广记》记载,这一年,荆南道治下有个叫刘蜕的人终于考中进士,这便是俗语“破天荒”的由来。

  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00多年间,中国大约产生六七百名状元,连武状元在内,也不超过千名。在文状元中,湖南仅15人,数量就很有限了。

  湖南出的第一名状元名叫李郃,是如今宁远县湾井镇下灌村人,唐大和二年(828年),廷试中,做《观民风赋》和《求友诗》,条对鲜明,词旨温雅,能寓褒贬于清和之中,阐忠义于词气之表。考官交相荐进,文宗面试,擢进士第一。大和四年(830),升贺州刺史,举贤荐能,励精图治,敦促各地注重礼教,劝导农民发展生产,经过七年治理,贺州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深得同僚敬重和百姓爱戴,被尊称为“李贺州”,官至吏部侍郎。

  李郃身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李郃文采风流,少年得志。大约28岁时,发明了“叶子戏”。《太平广记》引《咸定录》中记载:“唐李郃为贺州刺史,因撰骸子选,谓之叶子戏。”李郃创制的“叶子戏”,是麻将的雏形。他也被后人称为麻将的鼻祖。

  如今不少地区都设立了地方卷,分地域录取,古代“高考”虽然是统一命题,但也是南北分榜,录取标准不一样。明朝洪武年间的丁丑科举放榜时,高中的51人皆为南方人,北方学子便饱受打击,闹了起来。这事后来闹大了,当时的皇帝朱元璋便只好公布了写有61名北方考生入榜的“北榜”。自此之后科举制便衍生出了南北榜。之后还衍生出南北榜不同的录取比例,南方占55%北方35%,而中部地区则占10%。

  湖南首设贡院

  第一次考试涌进万人

  从元代开始,湖广省便开始举行合闱乡试,当时湖广省的面积大体包括如今的湖北、湖南两省,湖广贡院设在武昌,所以随着时代的变化,湖湘学子赴考的难度一点也没变。别看现在从长沙到武汉坐高铁不到两个小时,放在元代那可是近则500公里,远则1000多公里的路程,本省考生往往得提前十天半月甚至两三个月出发,裹粮而行,风餐露宿,能准时赶上考试已经是幸运儿了。更艰难的是,湖湘赶考学子还要经过洞庭湖的考验,八百里洞庭湖烟波浩渺,每次乡试又都选在盛夏时节,水势正旺,一遇到暴雨,湖中便不可通行,只得停船等老天爷赏脸,等个十天八天上路都是常事。偶有挂心考试冒险赶路者,大浪那么一打,小船便倾覆于波涛之内,连尸首都找不到了,学子们的赴闱之旅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光绪年间的《湖南通志》就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桂阳有位考生叫扶朝盛,去武昌赶考,离开之后她的母亲每日都担心得不得了,总是担心儿子在洞庭湖遭遇不测,成日以泪洗面。扶朝盛得知后心疼不已,从此再也不去考试了。

  相比于湖南考生,湖北考生就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每次乡试,湖南考生中举人数不足湖北的四分之一,北喜南愁的局面是当时湖湘学子心中的痛。

  直到清朝雍正年间,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变,在长沙,湖南终于有了自己的贡院。其实早在康熙朝的时候,湖南各级官员就开始上书此事,贡院的地址原本定在抚署东辕门外的长街,明代长沙藩王的旧址,不过礼部却因为合闱是旧制不便轻易更改被驳了回来。

  又等了8年,湖南才等来了本省第一场乡试,当时的考生是一人一间考室,称为考棚,又叫号舍,贡院准备了八千五百间号舍,那一科却涌进了近万名考生,差不多是以前每年赴武昌乡试人数的五倍,盛况前所未有,以致原来准备的号舍严重不足,只得于提调衙门之侧临时增加棚号。果然不用过洞庭湖冒险,湖南考生的热情得到了极大释放。

  要容纳这么多考生,贡院可不能修小了。湖南贡院占地有多大呢,据不完全估计,湖南两院占地约500亩,它东抵水风井、南达中山东路街心花园,北至今营盘路,西到又一村这一大片地方,委实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按定制,各省贡院号舍均一面向外,依次建造。不过由于湖南贡院修建仓促,其实是不符合条件的,湖南贡院每号一间,中间用泥壁隔开,分为前后两号,南北各向士子进号后,相向而坐,可以通话,做饭的灶倚墙而建,为提供给学生茶汤,不时有人进出,这都为作弊埋下了隐患。

  湖湘盛行经世致用

  读书之外更长于做实事

  在历史上,湖南籍的人才名声不彰,与赶考路途遥远艰险、教育起步晚有关外,也与湖南人经世致用传统有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表示,科举有自己的规则,古代湖南人在经世致用方面比较擅长,在考试方面就不一定那么有技巧。

  远在“八股文”的时代,湖南举子就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湖南首个状元李郃就曾经上疏皇帝,辞让功名。因为湖北人刘黄在考试中表现也很出色,他在试卷中直陈当时宦官乱政之祸,考官叹服,但畏惧宦官的权势不敢录取。李郃知道后上疏皇帝说:“刘黄不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请求朝廷将授予自己的功名改授刘黄。有状元不做,这也开了历史上的先河。

  还有一位湘籍状元黎淳也干过一件大事。据《明朝天顺状元黎淳传》记载,他被宋英宗钦点状元后,又被许婚二公主。不过这位二公主风评不太好,贪婪好色,与奸臣曹吉祥的儿子有染。黎淳以家妻在堂为由庭前拒婚,皇帝虽然恼怒但又无可奈何。

  这些湖南出品的状元官声都不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所作所为既反映了湖南人特有的硬气,也折射出不止会读书也会做事的优良品格。

  清末,湖南读书人的经世之风更盛。邵阳人魏源编撰了《海国图志》,在其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成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安化人陶澍,在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并设义仓以救荒年,干了一大批实事。

  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了后来的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等,湖湘知识分子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辈,他们外抗强敌、呼号救国,成为了近现代史上的中坚力量。

  南北分闱后

  湖南人才从声名不彰到全国前茅

  学者王文琴对南北分闱进行研究,分闱以来,湖南乡试每科中举人数在60人左右,是南北分闱前的近3倍;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前湖南各科乡试共录取正副榜举人4800余人,其总数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湖南会试中试名额,分闱之前平均每科3人左右;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单独参加会试得中8人,自同治二年(1863年)后每科中试者在10人以上,至光绪年间一般每科为12人以上。从此,湖南人才进入了井喷时代。

  戊戌维新运动中,湖南成立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等一大批学会组织,培养了林圭、蔡锷、杨树达等一批湘籍贤达。

  20世纪初,湖南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并渐渐形成了一师、长郡、雅礼、周南、明德等一批名校。学子中诞生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任弼时等革命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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