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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江湘水节会多

2017-4-21 17:22|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676| 评论: 0|原作者: 孙文辉

庙会,是以“庙”为中心的群体性文化活动。它包括祭神、祭祖,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演戏、演唱、游乐、饮食和交易活动。因此,祭日亦为节日;庙会亦称节会。 

庙会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老的,以宗族为主体的傩祭。

傩祭的主要内容是祈愿丰产。人类的丰产祭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食物(包括粮食作物或猎物)的丰产;二是人自身的丰产,即子孙发达——农耕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力的丰足。

湖南的傩祭,历史悠久。

在长江中游、洞庭湖西部的澧阳平原的城头山,就存在有6000年前的庙与坛。考古发现,在城的东面,有一座面积为250平方米左右的祭坛。祭坛的周围有数十个坑,有圆形的、方形的或长方形的,形状和坑壁均十分规整,这就是一个氏族的“庙”。庙中的活动,就是6000年前的庙会。庙会中,可能经济活动与娱乐活动少点,但绝不会缺文化。

而在更为久远的沅水中游北岸的洪江高庙遗址中,有一处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大型祭祀场。这里有一座规模大、设施齐备的大型“庙宇”,在这样大型的庙宇中,庙会的活动应不会简单。

庙会,从一个宗族的聚会发展成为一个有不同氏族参与的群体性祭祀活动,应该在“国”的出现之际。

周代,王为群姓立社,称为太社,自为立社,称为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称为国社,自为立社,称为侯社。百姓二十五家为里,里各立社,称为民社或里社。而社神是土地神,为民社的精神支柱,民众向社神祈求风调雨顺,就要进行社祭。社神有庙,社祭的文化活动比氏族祭祀的活动要丰富多彩,庙会的活动,突破了原有的拘谨与禁锢,显示出勃勃生机。

社祭时有舞乐。《周礼·春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同祗,土地神)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自古以来,祭神时总少不了舞蹈、音乐和妆扮。这对后世庙会上祭神、娱神以至娱人的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庙会聚攒人气,到庙会上看热闹、游玩观光的人多,自然有消费,有消费便有市场,因此,庙会成为了宗教、商贸、游艺于一体的民间聚会。因此,庙会又称“庙市”。《易·系辞》中说:“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炎帝时代的“日中为市”之日,即指祭祀之日。

在湖南,一江湘水畔,现存的节会特别多,追溯源流,这与湘江流域水清深、地平坦、人精明,更容易接收、容纳、传播外来文明有关。

溯湘江而上,至今香火兴盛、绵延千年的长沙陶公庙会、火宫殿庙会,株洲炎帝陵祭典,衡阳衡山庙会、敖山庙会,郴州安仁“赶分社”、永州舜帝陵祭典,都成为了传统深厚、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陶公庙会

1、陶公庙

陶公庙位于西距长沙市12公里的长沙县榔梨镇临湘山[1]

临湘山为浏阳诸山蜿蜒而来的余脉,海拔仅41.4米。临湘山所处的土地是一片人文厚重的土地。距此地不远处的鹿芝岭月亮山,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湖南人活动的遗址。出土的石斧、凿、锛、杵、镞、刀等70余件石器和夹砂红陶鼎、规、豆、杯、罐、碗、盆告诉我们,距今约4600—4000年前,就有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块土地地处浏阳河畔,这里水旱无忧,涝涸保收;千百年来种植水稻菜蔬,供应长沙市民。如今,城区的边缘已近榔梨镇;而在陶公时代,这里却是山环水绕,是浏阳通往长沙的一条重要孔道。1947年刊印的《临湘山志》说:“地当孔道,市场繁盛,商贾纷驰”。浏阳河流经榔梨的一段为梨江,《临湘山八景图》中的“梨江双渡”就是指古镇有上下两渡,说明小镇已俱规模。

榔梨镇就是因庙成市,因市成镇的典范。

陶公庙供奉的主神为东晋人陶淡与陶烜。千百年来,香火不断,世称“六朝遗庙”。

陶淡为何人?

初唐时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监修之《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隐逸》有陶淡传,曰:“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曾不营问。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千百年来,《晋书》上的这段文字不断有人转载,但陶淡性孤僻,终身不娶,年少出家的原因却从未有人探究。认真读史,就会知道,这种性格的形成与陶淡少年时显赫的家庭突遭变故有着密切的关联。

陶淡的祖父陶侃就是东晋时的重臣。东晋咸和四年(329)陶侃因功而升为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并封长沙郡公。咸和九年(334)六月,驻在荆州的陶侃身患重病,于是向晋成帝提出退休申请,同时又派人将朝廷所授节麾、缇幢、曲盖、荣城等仪仗和印信送还朝廷。七月初七日(8月8日),陶侃车出武昌,登舟临津,启程返归长沙,却不料病死在途中的樊溪。时年76岁。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三里[2]的地方,此地极有可能就是临湘山。

陶侃去世后,家中发生内乱。

陶侃有17个儿子。长子陶洪早卒,次子陶瞻被乱臣苏峻杀害,三子陶夏就是陶淡的父亲。由于陶侃多年执掌军事,因此陶夏、陶斌、陶称等好几个儿子手中都拥有重兵。

陶侃死后,陶夏护灵柩到长沙,其弟弟陶斌先期赶到长沙,窃取国中重器与财富。陶夏到达长沙后,便将陶斌收拾,置之于死地。不久,陶夏就被朝廷重臣庚亮告状,以“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为由,请求皇帝将陶夏放黜。处罚还未执行,陶夏已暴病身亡。[3]

陶夏死后,家族的灾难并未结束。陶淡的叔叔陶称又被庚亮上奏,告他“父亡不居丧”、“不忠不孝”,被斩首伏法。[4]

家庭的变故给年方15岁的陶淡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虽然“家累千金,僮客百数”,他仍然“终日端拱,曾不营问”,进而“服食绝谷,不婚娶”,终于有一天,离家出走,至祖父坟前“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亲故有候之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

据此,我们推算陶淡的生年,应为公元319年(东晋大兴二)前后;而不是民间所传说的288年。陶淡看破红尘,出家为道,其主要原因就是家庭的变故。

清嘉靖《长沙府志》载:“陶淡  晋太尉侃之后,少孤好道,饵灵草辟谷,绝欲,研穷易卜,结庐长沙临湘山,有一白鹿与居,又有二白鹤常侍左右,太康二年举家上昇。”为什么陶淡偏偏“结庐”离长沙(市区中心)12公里的临湘山?——是因为祖父“陶侃墓,在县南二十三里。”(唐《元和郡县图志》)之故,守先祖之坟,避红尘之恶,正是陶淡搭茅棚驻临湘山的真正原因。

至清光绪年,新修的《湖南通志》除复述了《长沙府志》的内容之外,又增添了另一位陶侃的后人:“陶淡……与其侄炼形尸解,遗蜕犹存。” 其侄,就是陶烜。

光绪《湖南通志》增添的内容从何而来?一份清代敕封陶公二真人的内阁文档给了我们答案。

清咸丰二年(1852)五月,《礼部为长沙真人并侄请赐封号》称:“长沙县陶真人屡著灵验、恳请敕封一疏。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查原奏内称:湖南长沙县陶真人名淡,字处静,江西鄱阳人,晋太尉侃之孙。生于晋太康年间。读易,善卜筮。结庐于临湘山中。其侄名烜,字太仁,精医术,悉天文,侍其叔学道,功圆果满,于该山留仙体焉。乡人立庙祀之。嘉庆二十三年,榔梨市不戒于火,急祷真人,见空中有衣红袍者将袖一拂,其火遂灭。嗣后,每遇火灾,取真人袍悬挂,即灭。道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年,明(道)都等处、浏阳、善化等县,连岁旱灾,雨泽愆期,迎请祈祷,无不神验,皆属信而有征,恳请敕封,以崇禋祀,并具绅民所呈,加具册结,与长沙县志一并咨送前来。”[5]

因此,至清同治修《长沙县志》时,内容又有丰富:“陶公二真人庙,在明道都六甲榔梨市,相传庙建自梁天监中,迄今千余年矣。清乾隆中众姓捐资重修,亢旱水灾,祈祷辄应。咸丰二年(1852)以保护危城,真人叔侄与同县李公真人俱膺封号。封陶淡为孚佑真人、陶煊为福佑真人,并列祭典。十一年三月礼部议奏,准予列入祀典。”

晋代之人陶烜,没有被历史的长河淹没,至清咸丰年间才出现在文献中,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千百年以来的民间对他的祀奉从未间断,因此陶烜的名字留在了庙宇之中;二是陶烜“精医术,悉天文”,恩泽于乡里,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三是因他隐迹潜修道学于临湘山,炼形尸解。黄杰《临湘山·序》云:“庙祀二肉身,乃真人叔侄之遗蜕。……自晋至今千八百余年矣。其遗蜕久存不坏,显灵于群生之愿,大而旱干水溢,小至个人疾苦,有祷辄验,其惠泽滂沛于人民,声名洋溢于遐迩。”陶淡、陶烜叔侄的骸骨不腐、物质的肉体新鲜如故,已在民间成为千年佳话

长沙民间也有陶公治病救人的传说:

狮岭[6]有一个石洞,陶道人就住在这石洞里。一天傍晚,道人正在狮岭下路过,看见一班人抬着一口棺材,后面人都穿着素服,哭哭啼啼的向他这边走来。那棺材抬过的路上,滴下点点血迹。陶道人看见,觉得奇怪,连忙叫住他们,经查问,得知是一位产妇因产后血崩突然死去。陶道人听后,认为这妇人还有救活的希望,要他们开棺看看。送丧的亲人连忙停下棺木,启开棺盖,请道人观看。道人看后,即取来回阳汤药给产妇灌服。一会儿,产妇慢慢苏醒,得救了。从此以后,周围穷人常来求医,道人施其医术,精心护理,有求必应。因此人们很尊敬他,叫他陶公,后来这石洞,就称陶公洞。

传说当不得真,却与陶烜精医术、受人尊敬的品格相吻合。正因为陶淡和陶烜好导引之术,以医术解人危难,因此备受里人们敬仰。相传梁天监三年(504),士人遥望临湘山有二仙跨鹤腾空而去,遗蜕端坐在狮岭,于是建庙祀之,祷雨辄应。

《临湘山八景图》有“狮岭仙踪”一景,说的是“山形俨若啸天狮子。二真人遗蜕正趺坐于狮顶,得天地之正气,历万古而不磨,道貌长存,山以人重,古称蓬莱仙境,仿佛似之”。

汉魏两晋是道教神仙谱系的初创时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既确定神仙、真人为崇拜对象,又将儒家的圣人、贤人纳入神仙谱系,将它们分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又说,“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也。”可见陶淡和陶烜被祀为真人,地位已相当显赫;“真人主地”,人间的一切苦难与不幸,陶公均会护佑。

陶公庙现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长沙县志》记载,陶公庙建于507年(南朝梁天监六)。现存主要建筑为清乾隆四十八年即公元1783年重建,光绪十九年即公元1893年扩建,大殿三楹两殿,依山垒石四十八级,巍峨耸峙,俯瞰全镇。原有戏台是陶公庙建筑之精华:台平面作方形,以花岗石支撑木台枕。悬山式屋顶,上施黄琉璃瓦,脊饰完美,四檐翼角高翘,檐下饰有如意斗拱和龙凤。台中有清末翁同禾书“古楼”横额。台石柱木栏,栏板上浮雕108种古戏曲图像。有石碑记载,清乾隆、嘉庆、光绪年间,以及民国22年(1933)曾先后四次大修。

陶公庙历来为人所重,宋代大儒朱熹曾经题写了“德化无疆”的匾额,清同治御笔“民赖恩福”和清湖南巡抚吴大澂“三湘霖雨”、清代书法家翁同禾书写的“陶真人庙”匾额,到民国,赵恒惕、仇鳌、于右任、唐景森、丁维藩、伍樵、薛岳、左学昌、释心印、周介陶、郑家溉等各界名人,多有题咏。

但历史上陶公庙也累遭天灾人祸。《湖南省志·文物志》载:“1958年殿中佛像被毁,陶淡、陶烜木乃伊被丢入河中。”[7] 1966年“文化大革命”,塑像、壁画、楹联均遭破坏。1972年起,陶公庙改作小学校舍,由学校行政部门管理。1986年,由长沙市政府收回并拨款修复山门、戏楼、殿宇。1990年7月,陶公庙正殿移交长沙县道教协会接管,重塑陶、杜三真人神像并举行开光典礼。1993年10月,长沙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陶公庙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7月,经长沙县人民政府批准,将陶公庙全部产权移交长沙县道教协会管理。

 



[1]榔梨镇现距长沙市城区8公里,距市区中心(古城区)12公里。清嘉庆《长沙府志》卷四载:“榔梨市,在县东二十五里”。

[2]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p.703  卷二十九·潭州:“陶侃墓,在县南二十三里。”中华书局1983年6月。此地正是长沙县(即临湘)榔梨镇临湘山所在地。

[3]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六载:庾亮《请放黜陶夏疏》:“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晋书·陶侃传》。侃薨,夏为世子,送侃丧还长沙。夏弟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亮上疏。)

[4]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六载:庾亮《斩陶称上疏》:“案称,大司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丧位,荒眈于酒,昧利偷荣,擅摄五郡,自谓监军,辄召王官,聚之军府。故车骑将军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及将杨恭、赵韶,并以言色有忤,称放声当杀,安、恭惧,自赴水而死,韶于狱自尽。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称疑开附其兄弟,乃反缚悬头于帆樯,仰而弹之,鼓棹渡江二十馀里,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又多藏匿府兵,收坐应死。臣犹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马。称肆纵丑言,无所顾忌,耍结诸将,欲阻兵构难。诸将惶惧,莫敢酬答,由是奸谋未即发露。臣以侃勋劳王室,是以依违容掩,故表为南中郎将,与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称豺狼愈甚,发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义有专断,辄收称伏法。”(《晋书·陶侃传》)

[5]转引自万里《陶公二真人事迹文献杂考》 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30卷第5期 2009年9月

[6]临湘山又称狮岭。

[7]《湖南省志·文物志》P﹒371 湖南出版社1995年9月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蛮野寻根”,《蛮野寻根——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流》孙文辉/著,岳麓书社2015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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