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市井之谈谈远东咖啡店

谈谈远东咖啡店

龚 觉

开咖啡店，这个事业，在长沙似乎来得蓬勃(应该是过去的话)，尤其是在去年的一年，长沙的咖啡店，几至如雨后春笋，于是乎咖啡报纸也，咖啡皇帝也，咖啡皇后也，开的真是满城风雨，糊糊涂涂，咖啡店被视为人间的乐土，理想的天堂，咖啡侍女则被敬为西天的王母，南海的观音，亲之近之不管日夜，爱之捧之惟恐不周，名之曰“咖啡恐怖”，谁日不宜，至公安局有召侍女训话之举，而教育厅则有禁学生入咖啡店之议，其实并非人心之至不正，确为好奇心之所驱，都市繁荣，咖啡店之设，亦不免之事业也，惟以长沙伊创(从前虽有远东咖啡店，惟并未引人入奇)，方至有几弊端，时至今日，“咖啡热则远不如前矣，因为这正是跟随着人们好奇心的一种事业，于是乎咖啡店之设，乃难论其寿命之长短即以开设于南门正街的“青春咖啡店”而言：当其伊始也，气势汹汹，大有握长沙诸咖啡店牛耳之概，然而曾几何时？青春其乃“青春？”寿命不到半年，即告关门大吉，推其原因，以当初伊创，一方面固为投机，而一方面则为兴趣所至，兴一来，本钱未曾顾及，及至门前冷落，而内部又告空空。再有女招待漂亮，亦足促生意之兴隆，女招待不美，亦可使顾客遁迹，青春咖啡店开张之时，亦纯以女招待揽顾客，及其女招待(漂亮的)去矣，又有上列原因，当然只得关门，其他的咖啡店，不是“生意清淡”，便也是“关门大吉”，其他“易宏发”“杏花村”“芝加哥”，因为以概“咖啡店”为副业，当然还不致如何，那么在长沙的咖啡店，也还只有远东咖啡店算资格老，资本好了，远东咖啡店之设，远在六七年之前，现在仍然屹立在皇仓坪之一角，天时、地利、人和，远东咖啡店都得之，得之时乃在长沙诸咖啡店之先，能得人之信仰，得地利乃在远湘剧场电影院之侧，看完了戏的人，疲倦了，可以就近到这里来坐坐，得人和、远东咖啡店的老板交游广，交际好，而几个女招待又都还来得落落大方，得顾客们的欢喜，现在红极中国影坛的影星胡萍，听说也是从做远东咖啡店女招待出身的，远东咖啡店的几个侍女也的确能忠心于他的主人，我们看现在还是“张珠珍”“刘文燕”“杨淑兰”几个人在服务，其余物美价廉，都是能使远东咖啡店坐到长沙的咖啡店第一把交椅的原因，月之初二晚七时，我作了新年的第一次光顾，也是我放寒假后第一次的光顾，惭愧得很，我又是犯着禁令来的，我是学生，教育厅禁止学生入咖啡店，不明违反了他的禁令吗？不道，我是来解决民生问题的(饱肚子也)，我既没有另一种原因存在，当然我还是可以坦白，踏进门之后，张珠珍笑盈盈的引进在第八号房间坐下，这时正是人满满，生意兴隆的时候。远东咖啡店的面又好吃，又便宜，同来的还有两个同学，我便要他来三份面，一边等着面来，一面我开始留心着这别后月余的远东咖啡店，果然又不同了，中间从前摆着的几张旧桌子，都换了簇新的，样子比较也摩登了一点，桌面都是簇新的绿绒用玻璃镜裹着，其余的小房间也都用了新的绿布幔子围绕了，天花板上，小房间里，都是用着不十分强而又不现黯淡的紫色灯光，反映在绿色布幔上，是极臻艺术色彩了，置身其中的人，也觉得是有飘飘欲仙之感，远东咖啡店虽不大，然而布置艺术，坐位舒适，女招待温和而不现妖媚，淡装而又出落大方，来往顾客中，不使人讨厌，东西又都可口便宜，种种都可以够得上“宾至如归”的条件，吃了面，又来了三份通粉，三块土司，一碟腊味，一盆鸭片炒饭，肚子算饱了，一杯清茶作了我们休息时的陪伴物，一边饮着茶，一边说着笑着，陶醉在这么一个温柔的环境里，也算是人生不可多得的幸福时间，足足的消磨了两个钟头，才算了帐出了店门，这时我笑问着两位同学道：“你们觉得进咖啡店是罪恶吗？”“我是来饱肚子的，有什么罪恶？假使我不是来饱肚子的，那也许存在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了”两位同学也笑着这样答复，真的，开咖啡店应该是名正事正，为什么有人定要把我看作一个神秘的所在，尤其一些无耻的人，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拿女招待来开心，她们也是有父母的女儿，她们跑来社会上来谋生活，谋自立，不想社会上尽是污浊的，平白要遭着男人的侮辱，她们不感到痛心吗，况且当女招待也是妇女的一种职业，只要他们真的是秉着一颗纯洁的心，以自己劳力来谋生活，他们的人格也并不低下，反之，他们的人格也还是高尚的，可耻是一些无耻的人要去摧残他们，这才真正无人格的人，记得我一位朋友从上海回来告诉我说：“京沪一带的咖啡店里的女招待，她们也有女学生充任的，大夏大学一位女生，她因为无力升学于是趁着暑假，投身到一个咖啡店里来当女招待，二个月的时间，她居然从她的劳力中获到了求学的学费”这我们也能说她是无耻吗？她能勇敢即踏入这被一般人畸形想像的咖啡店，能保持一颗纯洁的心，从她的劳力中获到了的求学的代价，我们还要敬佩她社会本来是畸形的，而人们求想像有时也跟着畸形，这些是不对的，用无谓的谤诽去诽谤一个人，这更是没落了德性，最后也告诫做女招待一句真言：“只要你们是真的保持一颗纯洁的心来劳力，谋自己的生活，那你们人格还是高尚的，你们也还是可以获到社会上应站的地位。”

（原载1937年2月20日长沙《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