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出在狗身上”的筵席捐

    那些因为贫病或天灾人祸失去了父母的孤儿，值不值得社会同情？当然值得。无论哪个朝代哪个年代，社会不但应该同情这些孤儿，还应该尽己所能，帮助和赞助这些孤儿。

    湖南孤儿院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年），开始叫保赤贫儿院，民国三年（1914年）迁到连升街后才改叫湖南孤儿院。郑芳、彭国钧、徐特立、曹季回、曹孟其先后出任院长。

    湖南孤儿院是湖南省民政厅主办的（也有社会股东），上面说到的“二曹”，曹季回是湖南省政府的专员，曹孟其当院长的时候还兼着民政厅的秘书长。正是在“二曹”掌院时，开始把维持孤儿院的日常经费开支，转嫁给了餐饮业。他们呈请省民政厅（实际上是内伙子）批准，向各酒家餐馆征收“筵席捐”。

    筵席捐是怎么回事？孤儿院呈报省民政厅核准的章程有八条：

    1.此项筵捐，无论在堂出堂，均由酒席馆按照章程，于结账时开入账单，随账收存。

    2.每席一桌，价在二元以上未满三元者，收捐光洋一角；三元以上至八元者，收捐光洋二角；八元以上至十二元者，收捐光洋四角；十二元以上至十六元者，收捐光洋六角；十六元以上至二十元者，收捐光洋八角；二十元以外收捐光洋一元。

    3.各酒席馆代收捐款，由孤儿院每五日派人查账营业簿结算提取。

    4.顾客不肯照章缴捐，酒席馆需将顾客姓名住址注明营业簿，以备查究。

    5.凡包办酒席，一律照章征取筵捐。责成当地岗警报告孤儿院，随时派人收取。

    6.如有客商或酒席馆隐匿或抗缴筵捐者，查明应缴捐额，处以相当之罚金。

    7.番菜馆收取筵捐办法另订之。

    8.本章程自本年（1928年）十二月十二日起实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孤儿院派人来收或者是会同岗警一起来收，都可以随意查看酒店的营业簿，但收走的钱，他们是不需要出具正规收据的，可以以个人名义打张白纸条，有的跟酒家的账房先生搞熟了，讲个人情少收一点，就干脆连白条都不打，拿钱走人。

    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可以任意向老百姓和企业派捐，是国民党被称为“刮民党”的来由。比如快到冬天了，一些露宿街头的叫花子缺少寒衣，救济一下这些“弱势群体”，也没有人说不该。好吧，抽捐吧，于是有关部门就发明了“乞丐捐”。“乞丐捐”由建设厅批准，按“住二商四”的原则征收，即居民按每月房租的2%、商铺按每月房租的4%缴纳。再比如那时候还没有自来水，更没有消防龙头，城市里全是成片的棚户区，木板壁竹篱笆墙，一旦起火怎么办？当然就要依靠民间的义勇消防队救火，这就又有了“消防捐”。有人粗略算了一下，拉人力车的有“车捐”，抬轿子的有“轿捐”，做妓女的有“花捐”，连上厕所还有“肥料捐”，难怪老百姓说“如今只剩屁无捐”。

    “筵席捐”的推行阻碍了餐饮业的发展，如果转加到顾客身上，顾客不乐意，认为这家酒席馆不灵泛，不给客人担一点担子，下次不来了。如果一点都不缴，顾客虽然高兴，但一旦查出来，酒席馆不但要替顾客代缴，还要承担受罚的风险。更何况今天是孤儿院派人来收，明天是警察来收，收捐的手续又不规范，酒席馆的老板们必然会产生疑问：筵席捐天天收月月收年年收，到底有多少用到孤儿身上去了？这岂不是一个无底洞！大家失去了纳捐的积极性，于是能瞒则瞒，能拖则拖，胆子大一点的就干脆抗捐不缴。民国十八年（1929年），开在南正街的燕琼园一年都没有缴“筵席捐”，理由是“没有酒席，我怎么交？”你查也查不出，罚也罚不成，后来闹大了，媒体曝了光，警局出了面，也没听说把燕琼园怎么样，也就是让他补交一点意思意思。

    一位笔名叫“新得”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民困深矣”，刊登在1929年12月27日的《湖南国民日报》上：

    民国已经历十八年了，全国的人民，依然得不到一点安适的生活，尤其是在我们这穷困的湖南，一些小老百姓，遇着连年的兵灾匪祸水患旱灾，真是呻吟憔悴，民不聊生。不讲别的，单就赋税一项，就繁重得不堪言了。比如国税有附加，省税有附加，而地方税则完全是一种附加税的代名词。附加的名目很多，如慈善、教育、赈灾等等皆是。捐税苛繁，以人民有限之脂膏，岂能供无穷尽之搜刮？当今民间疾苦深矣，元气伤矣！

    这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