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拜年“恭喜发财” 80多年前是反动派

　　清末民初长沙春节民俗——舞龙灯。

1930年1月30日湖南国民日报第6版的社论及报道。

拜年。

拜长辈。

　　灯节。

　　猴年春节将至，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各大商家，都已经开始筹备着“过年”了，刘德华的那首《恭喜发财》又在大街小巷响起……

　　然而如果穿越回1930年的农历春节来唱这首歌，可能没有掌声也没有红包拿，收获的可能是批判：你这个反动派！1930年1月30日的《国民日报》社评里就直白说了，“至于拜年，喊恭喜发财的，我们即目他为反动口号，硬指他为不奉民国正朔的反动派！”

　　从民国初期推行公元纪年到“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一场关于“春节”的游击战，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轰轰烈烈的打响了。

　　“两历并行”到“废除旧历”

　　春节之争的出现，源头在民国初年。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所署时间为“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首次使用公历，随之，孙中山下令，改用公历纪年。从此，元旦新年和农历新年，两个新年开始成为一种常态。

　　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期间，官方采取的是公历和农历并存的态度，并没有试图强制改变社会习惯。官方会在元旦大行庆典，而民间则依旧在农历春节进行狂欢。

　　只不过社会舆论里将过元旦新年称为“维新”，往往会受到舆论的赞扬，而对农历新年则赋予一些负面意义，认为是“守旧”。甚至还有人曾撰诗曰“旧历新年一旦逢，亦新亦旧说难通。维新政策风趋白，守旧人家色尚红。”不过即使有这种导向，两个新年还是并行不悖，彼此相安无事。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大刀阔斧的在历法上进行改革。1929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除旧历，禁过新年，意图要“辞”旧迎“新”。

　　机关不放假，商贩也不准关门

　　为了让“废除旧历”的政令能够贯彻，每每临近农历除夕，政府机构也是如临大敌，为了打压春节，煞费苦心。

　　首先是机关单位不准放假，据湖南《大公报》记载，1930年1月30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湖南省各个机关都收到了一指政令，要求“为提倡国历起见，各机关本日照常办公。”在当时的官方政令里，将农历新年称为“废历元旦”，随后的报纸里，同样用的是这样的称呼。

　　除了政府机关，学校也不允许放假。1931年，国民政府《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各级学校寒假时间为1月18日到1月31日，也就是说学生们的春节，得在学校过了。

　　而各大商会也不允许在“废历元旦”期间关门闭户，湖南省公安局在临近除夕期间，还特别发表布告，“禁止商、民闭市休业，以除旧习。”

　　农历春节期间民间的种种习俗，如舞龙舞狮、敲锣打鼓等，也都受到了限制，“所有龙狮花鼓以及赌博花灯，不仅有伤风化，且妨害安宁，特严告禁止。”公安局还派出了警察进行巡逻，“有故意违犯，定予带案纠正。”

　　有意思的是，连房主收租，也被勒令按新历来，“通令市内各房主，一律依照公历月份，收取房租。”

　　舆论：过旧年等于没有“革命性”

　　不仅是政府，一些知识分子同样把过农历新年当做陈规陋习，柳亚子公开声明要引导大家废除旧年，“我们言论界，是担负指导社会的责任的，我以为宣告废历死刑，应从我们言论界做起。”

　　而陈独秀也写道，“中国的旧历新年，没有丝毫历史上纪念的意义，全国人竟有十余日事实上的休息，各社会一切停顿，真是世界上一件怪事。”

　　湖南的报刊媒体上则将是否过农历新年，当做了“革命性”的指标。在各种报端，民间的过年风俗被统称为“陋习”。在春节期间还特别派记者去考察坊间的情况，包括是不是有放鞭炮，商界有没有闭市，几家在过年期间没有闭户的老字号被点名表扬，而书业则被指“仍在过废历。”

　　《国民日报》在1930年1月30日曾发表社论称，为了保住“湖南人最具革命性”的招牌，对于“废历元旦”，要严加注意。“政府方面，要仰仗公安当局，如发现有贩卖门神纸花等，便赏他一个撕之大吉。如有玩龙灯狮子的，便请他们尝尝铁窗风味。”还在结尾提倡民众一起打倒“反动派”，“至于拜年，喊恭喜发财的，我们即目他为反动口号，硬指他为不奉民国正朔的反动派！

　　轶事

　　一声“恭喜发财”，被上级勒令罚站思过

　　《国民日报》反对农历新年的社论，现在看起来略为荒谬，可在当时，“恭喜发财”确实是敏感词，《申报》曾记载称，农历正月初一，国民党员柴致和在路上遇见党内同志杨道中，就拱手说了一句祝他恭喜发财，没想到杨道中将此事报告给了上级，随后柴致和被要求罚站思过十分钟。一句贺年，就遭来了惩罚。

　　在民间，同样有因为过新年引发冲突。1930年2月3日的《大公报》记载，攸县县长派人持枪威逼各商家，农历新年照常营业。而有商家坚持要休业，两边相持不下，起了很大的风波。

　　新春贺卡，全成了违禁物一律扣留

　　不仅商会不准休业，连民间贺年卡也被限制。

　　1930年2月，长沙市各邮局接到了从长沙寄出去的农历贺年卡片不下数十万份，虽然湖南邮务管理局遵照邮章投递了。但政府通告各省邮务监察处，将贺年卡扣留，并将这批贺年卡称为“违禁物”，“以此种违禁物有违禁令，昨日将该局堆积如山之贺片一律扣留。呈送高级机关，听候处理。”

　　这批满载着新年祝福与思念的卡片，后来是否有被放行还是被销毁，就不得而知了。

　　司门口灯市，被报纸点名“批评”

　　虽然有政令和舆论指引加上强制手段，在民间，农历新年还是照常在过。

　　《大公报》记载，在1930年旧历新年期间，除夕的爆竹声“闹得通夜不曾入梦。”正月初一，各商店除邮局、书店及贩卖儿童玩具者外，全部都关门大吉。寺庙如玉泉山、龙王宫、朗公庙等，一路上都是去祈福上香的人。

　　素来是闹市区的司门口被点名“批评”：“司门口向为废历元旦的灯市，本年各商民仍大过其年，此市场亦不能例外。时日玩具小贩、均聚集该市，一切杂耍，无不应有尽有，观者买着，途为之塞。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商会则两边都不得罪。作为新文化代表的书业，在1930年元旦新年期间，都贴上了红纸条，休业三天庆祝，被当成新闻上了报纸。而在农历新年期间，除南正街商务图书馆及府正街广雅书局两家，其他都闭门过年去了。

　　而钱业同样在元旦新年休假八天来庆贺，显示自己对于新政的支持，在农历新年，则以“春季结账休业五天”为由关门，“盖表示其绝非过废历新年。”

　　而不少戏班，依旧选择在农历年底进行封箱演出，给出的理由是要“结束账项”。民乐戏院跟远东大戏院还在农历新年邀请了剧团演出，以庆贺“春禧”。

　　报纸不准停刊，但印刷工人回家了

　　民间对于农历新年的维护，也影响着政令的真正施行。1929年，官方要求农历新年全国报纸不得停刊。然而一般报纸还是选择了停刊，即使没停刊的，采取的方式也是出一张或者几家联合起来出一张报纸。除了记者编辑们要放假，另一大原因是印刷工人回家过年去了，1933年，《新社会》编辑曾公开诉苦：“废历新年，工人要循俗例休息，我们稿子编好了，发不出。所以这期本刊的出版，延迟了几天。”

　　民国杂志《论语》曾在1934年刊出一则趣闻：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原定在农历新年根据民情停课，后来又决定遵守国家法律继续上课，结果到了下午又停课了，原因是学校倒马桶的工人们，都回去过年了。最终这个农历新年，还是没能上课。

　　诸位政府官员，也大多没能彻底的不过农历新年。《大公报》记载，1929年2月，因为大多数人要回老家过年，“各部亦未办公，中央纪念周常委均未到。”

　　这样的状况，也引来了学者的反思，著名民族学家、民俗学家杨堃在1932年发表了《废历年节之社会学的意义》，告诫政府和知识精英对民俗变革时必须考虑传统习俗存在的社会根基。

　　1934年，官方开始让步，发文称“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变相宣布了“废除旧历”的失败。

　　本版文史顾问：陈先枢（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潇湘晨报记者沈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