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年轻人的现代战争

相信能穿越时间的，便是值得跨越空间去相见的

　　1942年元月的一天，何汉忠带着他的战防炮连，在严重损毁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前方的长沙城，战斗已经白热化。黄埔军校四分校14期炮科毕业的何汉忠听到了炮声，像炸雷一般在空气中久久回荡。

　　像何汉忠这样的年轻人，正是支撑了整个会战的基石。1942年1月中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写到：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从校官到将官，平均年龄只有34岁。有很多军官会讲英语，还有一些军官能讲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

　　福尔曼认为第三次长沙会战，“是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的年轻人执行的现代战争”。

　　让糟糕的交通更糟糕

　　“不知道是我们的炮，还是日本人的炮?”很多年以后，谈及往事，何汉忠仍记得当时内心的不安。

　　何汉忠的不安是有理由的。

　　1938年从黄埔军校四分校14期炮科毕业后，他辗转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炮兵51团、第四军战防炮连。数年炮兵生涯，让他深知中日军队火炮上的差距，以及差距背后的代价。

　　日军火炮虽强，但也有软肋。

　　大炮得靠卡车载、骡马拖，炮弹也是如此。碰上恶劣的道路，行进就很麻烦了。

　　第三次长沙会战，主战场在湘北。这片区域，东面有幕阜山、九岭山，是天然屏障。西面是洞庭湖，没法大规模调兵。唯一适合大兵团进攻的是中路，也就是岳阳到长沙的直线。历次长沙会战，日军都以中路为主攻方向。不过，中路也有延绵不绝的丘陵和山地，同时河流众多。

　　总而言之，很不适合大炮和炮弹运输。

　　让糟糕的交通变得更糟糕，就成了克制日军炮兵部队的法宝。

长沙会战时第9战区炮兵总指挥王若卿在火炮旁的留影。

　　第三次长沙会战前夕，第九战区指挥部觉得前两次破坏交通做得还不够好，下令“加以更彻底的破坏”。在十来万民夫的扁担锄头下，东自宜春、西至益阳、北起岳阳、南达株洲的广袤地域，都成了破坏区。国道、省道、县道、乡村道，大小桥梁，无一幸免。

　　数支挺进支队进入敌后，一边继续组织破坏，一边等待袭击日军后勤部队。

　　抗战史研究者萨沙，在史料中找到了日军官兵的相关记忆：过了新墙河后，根本分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田。虽然工兵部队尽了最大努力，仍然只修复了一小段公路。我们几乎像在沼泽里面一样。

　　战后，纽约时报记者福尔门考察湘北战场。在长沙城郊他发现，就是那一尺宽的道路，很多地方还被战壕截断了，里面尽是水。他骑着马都觉得难以通行，“由此可知日军的重炮与坦克车更加没法通行”。

　　分散的火炮集中使用

　　火炮要集中起来使用，才能发挥最大效力。这个道理，所有人都懂。

　　但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却被迫将原本不多的火炮分散使用。

　　如此部署，有其苦衷。

　　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部署在新墙河一线的重炮高达300多门。这还不算口径相对较小的山炮、步兵炮。

　　中国军队的火炮很少。如果集中与日军对战，用抗战史研究者萨沙的话来说，“怕是刚打上几炮就立即被日军炮群反击干掉”。

　　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集中了少量火炮，布置在汨罗江防线。但日军很快突破了汨罗江防线。这些炮，不仅没发挥作用，还差点被日军俘获。

　　第九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事后回忆：我得到日军渡过汨罗江逼近金井的消息，急忙打了一个电话给金井的炮兵指挥官王若卿。我问：“炮兵阵地上发现敌人了没有?”王答：“咦!你怎么瞎扯?”我赶忙说：“不，敌人快到炮兵阵地了。”

　　不到10分钟，王若卿来电话了，他紧张地说了一句：“距离炮兵阵地不远的地方，发生了情况?”就立即扔掉了电话，我在电话中听到很近的枪声……

　　第三次长沙会战，情况又有所不同。“首先决战地点后移到长沙。比起前两次，从岳阳到长沙的道路破坏更加彻底。日军的大炮运输很困难，经过前两道防线的战斗，炮弹消耗会很大，补给也很困难。”在抗战史研究者曹湘陵看来，这意味着日军炮群对中国军队炮群的威胁会小很多。

　　长沙会战研究者曹湘陵是个医生，二十多年前偶尔介入这段历史，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第一次认真观看岳麓山炮台时，发现这确实是个上佳选择：居高临下，视角极佳，植被茂密，便于隐蔽。

中国军民庆祝长沙第三次会战胜利。

　　坐拥地利占下绝对优势

　　第三次长沙会战，最有威胁的大炮，被安置在了岳麓山上。

　　按抗战史研究者萨沙的说法，它们一共8门。

　　2门150毫米榴弹炮。堪称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重型榴弹炮。老兵叶菊明曾在其中一个连队服役过。在他的印象里，这种炮的一发炮弹重48公斤，“一炮下去，杀伤一大片”。

　　2门75毫米博福斯山炮。瑞典制造，血统也源自克虏伯工厂。论射程，它比当时日军最先进的41式山炮高出一半。

　　4门76毫米俄造野炮。这是种笨重的老式火炮，好在它的精度不错，安装在岳麓山的固定炮位上，也能胜任。

　　另一部分火炮，归守城的第10军指挥。在战区参谋处处长赵子立的回忆中，除了步兵炮不计外，有山、野炮四五十门，“(加上岳麓山上的重炮)较日军炮兵占绝对优势”。

　　1942年1月1日，日军从长沙东南郊发起进攻。

　　第10军预10师30团团长葛先才事后撰文回忆：敌以密集炮火，向本团南面阵地猛烈轰击，继之步兵强攻，十二架敌机低空集中南区轰炸扫射……战斗之惨烈数日来所仅见。

　　30团上阵地，原本是支援伤亡惨重的29团。但日军不计消耗地猛攻，几个回合下来，30团的伤亡更重。

　　30团的阵地，在今天的南郊公园一带。阵地若失守，日军将直面长沙城。长沙城墙附近只有一个28团，局势将十分被动。

　　葛先才认为，守是守不住了，不如主动出击，拼死一搏。葛先才召集全团剩余兵力，连同卫士、司号员、炊事兵，发起了自杀性的反攻。“我亦随队跟进。忽然间，敌人枪声全部停止，掉头狂奔，一个一个倒地不起……”

　　关键时刻，岳麓山的重炮响了。

　　按葛先才的说法，“数日来，敌我距离太接近，我重炮不敢发射，惟恐误伤友军。此时乃大好机会，发挥火炮威力。”

　　战后，战地记者写道：“这次第X军的战利品中，单是炮弹，达三百余箱，证明敌人的山炮已经等于废物。”

　　“哪里需要支援就赶到哪里”

　　山上的炮表现优异，山下的炮也不错。国军的基层火力支柱是迫击炮。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各个参战师级部队都有配置。某些部队，甚至配置到了团一级。

　　这种短身管的火炮，重量很轻，可以拆分成几个小部件，每人一个轻松背着走。

　　这使得它有很高的机动性，被评论为“哪里需要支援就赶到哪里”。

　　它的射速也很高，通常在18发到36发之间。

　　这些特性，让迫击炮成为深受中国军队步兵喜爱的支援火力。

　　在争夺最激烈的预十师阵地，1月3日这天，这支中国军队消耗了1290枚迫击炮弹。

　　该师战报总结道：“迫击炮为我军伴随步兵之最有效重火器……战后视察敌军遗体，多为我迫击炮弹所炸毙。”

　　迫击炮成本低廉、结构简单、易于制造。1931年，宁造二十年式82毫米迫击炮研制成功后，开始大量生产。从1937年到1945年，一共生产了7087门。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自造火炮中，这个数量可能是最高的。

　　二十年式82毫米迫击炮，仿制于法国布朗德81毫米迫击炮。为什么多一毫米，而不是少一毫米?萨沙在《新抗战系列》中讲了一个有趣的理由：

　　日军的迫击炮是81毫米口径。中国军队若缴获日军的炮弹，可以勉强使用。但日军若缴获中国炮弹，除非耗费大功夫把弹体打磨一遍，否则没法使用。

　　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这个设计却给一支中国军队造成了些麻烦。

　　故事载于某师的战报。这支部队装备81毫米和82毫米两种口径的迫击炮。1月3日这天，师迫击炮营的81毫米迫击炮弹用完，82毫米迫击炮弹还有剩余。营参谋长被迫领着一帮人，用砖头石块磨掉82毫米迫击炮的弹带，使之勉强能塞进81毫米炮中。几个小时下来，参谋长两只手都被磨破。

　　攻防消耗等待最后致命一击

　　坐拥地利的中国军队如此，后勤线被断的日军更甚。

　　1月1日岳麓山上炮火的支援，使得绝地反击的葛先才团收复了部分阵地，并且将日军第3师团加藤素一第2大队切断在自己的后方。

　　中国军队指挥官发现这支被围的日军后，立即调集守长沙城墙的第28团猛攻。

　　这支日军大队几乎全军覆没。大队长加藤素一，在长沙白沙井一居民家中被击毙。

　　战报记载：国军士兵在加藤素一身上搜出了日军作战计划。还有一份重要文件，显示日军第3师团已经弹尽粮绝，补给完全依赖空投。

　　但阿南惟几给第3师团的命令是，“务必于1月3日攻占长沙”。

　　第10军阵地上的明暗堡垒给进攻的日军造成了极大麻烦。炮弹耗尽的日军，无攻坚火器可用，开始组织“人体炸弹”。

　　第10军预10师29团侦查排长王惟本事后回忆：“日军就出动敢死队，全身用烈性炸药绑在身上前仆后继地向前冲，直到炸飞这些暗火力点。最后高地易手，整个高地被削平了一截……”

　　此时，预10师的弹药也接近枯竭。战报记载，进入1月3日，该师团属迫击炮连的炮弹都已用完;1月4日上午，师属迫击炮营也无炮弹可用，不得不向邻近部队借了50发。

　　中国军队也祭出了“人体炸弹”。王惟本回忆，“为了夺回阵地，我们也组织了几十支敢死队，身绑炸药，趁着日军还没有稳固阵地时，向他们攻击。”

　　攻防双方都消耗到了极致，等待已久的中国军队外围部队，发起了致命一击。

　　1月3日当晚，37军一部从东北方向进入长沙市区。

　　第二天，第4军和第79军，从长沙东南方向发起攻击;第26军，从东面进击;北面，一直滞留在北方敌后的99军，也调头夹击日军。

　　合围之势渐成，日军开始全线撤退。战事至此，演变成追击战和围堵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即将胜利结束。

　　第4军战车防御营连副何汉忠，赶上了收官之战。他带着战防炮进入战场时，发现敌人没有坦克。他的炮变成了攻坚炮，“装上穿甲弹，瞄准敌人的工事直射”。

　　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这个细节。

　　观点

　　萧培：衡阳保卫战死亡日军应是7万多人

　　他们，是历史修复师，将曾经支离破碎、迷雾笼罩的抗战史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一点点还原。

　　真相，才会让历史变得更有生命力，才会发出摄人心魂的声音。

　　8月18日下午，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长沙市博物馆，“特别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物资料展”交流活动中，中缅印战区研究者戈叔亚、衡阳保卫战研究者萧培和长沙会战研究者曾湘陵等人来了“一场特别对视”。

　　他们对抗战史研究的共同点是，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全力去追寻历史真相。

　　采访上百位亲历者，还原真相的肉与魂

　　1942年到1944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你可能知道战争之惨烈，英灵之众多。但是，你可知道存活下来的士兵，战争之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滴滴哚哚，滴滴哚哚……在缅甸撤退时，那是雨点打在野人山芭蕉叶上的声音。几十年后，它仍在老兵王鉴的耳边时时响起，成为一种耳鸣声。老人后来告诉我说，自己后半生最惭愧的一件事是，他与战友两人盖一个毯子，但是第二天醒来时发现，战友已去世。”戈叔亚对远征军的采访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过去，一些细节仍像昨日一样触动人心，“他说‘我当时强行拽走了压在他身下的那一半毯子，我应该给他盖上的，应该给他盖上的……’老人说此话时已经历岁月风霜，手如枯枝，结满厚茧。”

　　这位老人是湖南人，也是戈叔亚认为的最悲惨的一个人。“当时他是军粮参谋，但打到最后是一边撤退一边流浪，手中握的都是空枪，在撤到野人坡时，前面的人碰见尸体就吹声口哨，后面的人就用布捂住鼻子。战友们笑他‘你身上有红墨水哦’，这哪里是什么红墨水，分明就是蚂蟥掉进皮带里吸满了血后勒死时留下的……”

　　由于戈叔亚在30多年前便开始采访抗战亲历者，“那是搜集抗战史的黄金时期，老兵们大多60多岁”，所以滇西战区的抗战史细节得以保存。

　　同样，萧培也在30多年里采访了200多位抗战亲历者，曹湘陵也一直在追寻长沙会战亲历者的故事。

　　田野调查战场遗址，修复历史的差和错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戈叔亚说自己开始主攻田野调查，寻找战场遗址。在他看来，历史的准确性是历史的生命。为此，他20多年来几乎走完了远征军抗战路线，“滇缅公路边的松上我就去了七八十次。第一次翻过一座山，不见痕迹，又翻过一座，后来在另一个山顶见到中蜘蛛网似的战壕时，一下子感觉心要跳出来，手抖、麻木，我感觉那风声就是亡灵的哭嚎声，我就这样拼命去跑走了。”

　　后来，戈叔亚通过那里留存的一块墓碑，得知当时松山战役其中的一场便“牺牲官佐59员，士兵1359名。现公刊于此，愿与松山共存”。

　　萧培则谈到，自己为求证衡阳保卫战的真相，也是将每个战场走一遍，“有的地方走了几十次，并将战时照片与现在对比，确定无误后思考为何战争在此打”。他通过对日本史料、台湾史料的了解，得知衡阳保卫战日军死亡不是2万多人，而应是7万多人，“打死4万多，病死3万多”。但对这场伤亡之巨的战争，萧培最后只说了一句：“其实没有谁赢”。

　　声音

　　我一直强调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点，但从双方伤亡来看，这场战役没有谁赢。——萧培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科班生，但20年前看到一本抗战回忆录时，凭着自己做律师的直觉，我觉得历史过程还不清楚，便开始对长沙会战这段历史刨根问底，直到现在。——曹湘陵

　　潇湘晨报记者 袁树勋 杨湘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