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有一个“湖南圣经学校”，旧址在今五一东路南侧省人民政府内，再具体一点，其中的第三办公楼便是。还有圆亭等一些建筑，毁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该圣经学校系美国内地会传教士葛荫华创办，时间是一九一七年。当时，葛荫华先生看中了韭菜园东侧的几处民房，于是，他设法先租了下来。在此基础上，他一步一步地实施了他的愿望。湖南圣经学校是很具规模的，一色的玻璃瓦让人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学校创建后，因时代风云多变，故也是起起落落。兴盛时期生源遍及全国十七个省，甚至包括台湾、南洋等地区。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多事之秋的一年里，湖南圣经学校经历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其一，它软禁了一个特殊的人物达数月之久。谁呢？张学良。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便开始了他漫长的幽禁生涯。一九三七年二月，他被幽禁在奉化的溪口，之后辗转在黄山、萍乡、长沙、郴州、沅陵、修文、桐梓等地，每一个地方幽禁的时间都不太长，直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被送至台湾，方才相对地安定了下来。在长沙幽禁的时间大致是一九三七年三月至十月之间，究竟是几月几日至几月几日，我询问了一些相关的专家并查询了一些相关资料，都没有找到答案。之所以说他被幽禁在“湖南圣经学校”，是因为长沙“文夕大火”之前，有一位西方的传教士拍摄了一部长沙的电影，其胶片现存长沙市博物馆，据看过该胶片的陈先枢先生说，其中有张学良先生在湖南圣经学校打网球的镜头。

其二，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湖南圣经学校成为了长沙临时大学的校址。

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先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美国加州写了篇回忆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文章，其中提到当时长沙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湖南圣经学院校舍不够），文学院的教授二十余人，其时北大历史系的教授容肇祖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合作写了首好玩的诗，现录如下：

冯阑雅趣竟如何（冯友兰）

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

性缓佩弦犹可急（朱自清）

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

鼎沈雒水是耶非（沈有鼎）

秉璧犹能完璧归（郑秉璧）

养仕三千江上浦（浦江清）

无忌何时破赵围（柳无忌）

从容先着祖先鞭（容肇祖）

未达元希扫虏烟（吴达元）

晓梦醒来身在楚（孙晓梦）

皑岚依旧听鸣泉（罗明岚）

久旱苍生望岳霖（金岳霖）

谁能济世与寿民（刘寿民）

汉家重见王业治（杨业治）

堂前燕子亦卜荪（燕卜荪）

卜得先甲与先庚（周先庚）

大家有喜报俊升（吴俊升）

功在朝廷光史册（罗廷光）

停云千古留大名（停云楼，我们的宿舍）

这是柳无忌先生当年日记的摘录。看看这教授的阵容，这还仅仅是文学院的。此外，还有理学院、工学院和法学院，四院共设十七个系。抗战初期，汇集在长沙的文化名人特别多，有一份统计资料，介绍了当时在长沙的文化名人七百多，我看了好几遍，发现这七百多人中，光是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就有近百人，这份资料自然还是不完全统计。除了上述柳无忌先生提到的十九位教授外，我现择其有简历者按姓氏笔划列出如下：

王力、叶企孙、皮名举、朱光潜、朱经农、汤用彤、刘仙洲、刘崇鋐、庄前鼎、李继侗、杨石先、杨振声、吴宓、吴大猷、吴有训、沈嘉瑞、张伯苓、张奚若、张景钺、陈垣、陈总、陈桢、陈梦家、陈雪屏、邵循正、林徽因、罗庸、贺麟、钱穆、钱思亮、浦薛凤、黄钰生、梅贻琦、梁实秋、梁思成、蒋梦麟、曾昭抡、雷海宗、潘光旦、戴修缵。

在上述这些教授当中，留学美国的有三十多人，留学英国、法国、德国的有十余人。长沙临时大学怎么会汇集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呢？这还得从“临大”是怎么来的说起。

抗战前夕，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个国是谈话会，邀请了全国许多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清华的校长梅贻琦、南开的校长张伯苓等。正在开会时间，七七事变爆发了，北方各校因此便恐慌了起来，群龙无首，于是，纷纷向庐山至电告急，要求校长们速归，以便想法应付时局的变化。同时，在北平的著名学者、教授陆志韦、查良钊、罗隆基、梅贻宝等二十一人还联名致电庐山谈话会，要求守土抗战。而且，潘光旦、查良钊等还给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致电，请他们找机会向蒋公进言，说地方对中央还有些疑虑，深怕地方决裂了，而中央反而妥协，那地方就进退失据了。他们希望蒋公能对地方作出具体的指示。可以想像，其时北方的大学肯定是人心惶惶的。直到七月十七日，梅贻琦才给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吃了一颗定心丸，梅电告潘曰：“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什么布置呢？就是国民政府已作出决定，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迁往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据谢泳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钩沉出多种重要资料后说：“倡议及推动三校联合的人，首推当时正在南京的胡适和中央研究员傅斯年等人”。

八月二十八日，教育部教育司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寄去了一封公函：“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

就这样，三位校长及相关的负责人接到上司的指令后，便都匆匆地赶到了长沙。据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回忆“战时的长沙”，他说：“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哪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接着，他又谈到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时的情况，他说：“联合大学在长沙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地来了。有的是从天津搭英国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再搭飞机或转粤汉铁路到长沙。几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聚在长沙圣经学校了。联合大学租了圣经学校为临时校舍。书籍和实验仪器则是在香港购置运来的，不到两个月，联大就初具规模了。”“因为在长沙城内找不到地方，我们就把文学院搬到佛教圣地南岳衡山。”蒋梦麟只到南岳去过两次，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长沙。

在长沙期间，蒋梦麟工作之余自然也是要去街上走走的。长沙人当时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尚武好斗。一言不合就彼此骂起来，甚至动拳头。因此，他经常在公共车站上到处见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其次，他又发现长沙人的行动缓慢，比如人力车夫。他说人力车夫在街上慢吞吞的像散步，绝不肯拔腿飞奔。你要是催他快一点，他就会说：“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长沙人性子急，但行动却不和脾气相同，这真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不过，蒋梦麟对长沙人的个性刚强和爽直真诚又特别欣赏，说湖南是中国的斯巴达。

新到一个地方，到处都乱轰轰的，校长们自有其难处，“头痛的事无疑是难免的。”蒋梦麟说“头痛”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真正让他难受的是胃病。胃病直接影响着他的精神和体力。然而，担子在肩上压着，不能倒下去。他说：“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来，幸靠同仁同舟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校长们忙得晕头转向，那两百多个教授呢，也纷纷从四面八方餐风饮露地赶往长沙，有的刚到长沙，因校舍不够，又要赶往南岳衡山，真所谓马不停蹄。在《柳亚子家书》中，有一封柳无忌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日写给父亲的信，信曰：

父亲：

我已于昨日下午安抵长沙，曾发出一电报，谅今早收到。又自汉发一电，谅亦到。此行共一星期，沿途均甚舒服，身体亦好，请勿念。沙市多雨，殊为讨厌。此间略似苏州，街道商店等颇简陋，汽车仅大阔人有，次阔者有包车，普通则坐黄包车代步。汉口不同，为一近代式大城，仅次于上海天津。今日因雨，未多出去，仅至商店购应用物品，备明日晨去南岳之用。希望到彼处后，长期旅程可告一段落。南岳校址（亦圣经学校）在山上，无电水，稍不方便，但谅甚安静，且离城市远（距衡山车站亦数十里），可免飞机警报之扰，亦一乐事。将来在彼即可安居乐业矣。临大现已有学生千余人，教职员甚多，清华几全到，南大最少，有学生百卅余，教员仅十余人而已。文学院师生全体去南岳，约学生百余，教员已到者十七人，未到者尚有多人。自沙去南岳，公共汽车四小时（四元），轿半小时，交通不太便，无事时我不拟多行，省得来去麻烦。我们所住宿舍，曾为委员长行营，谅不至相当太坏。

来信请暂寄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南大办事处黄子坚先生转。下次来信，即可给你南岳之通信处。沪日情形，数日如何？你们均安好否？甚以为念。

 再会，祝好！

无忌  十一月二日

从柳无忌给父亲的信中，大致可以了解当时教授们到长沙亦或又部分去南岳的概况。我在看蒋梦麟先生的回忆时，曾有疑惑，怎么通篇都没有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呢，看了柳无忌先生的信，便似乎有所了解了。南大来长的教职员只有十余人，学生也只有百多人，这证明张校长对搬迁长沙一事是有所保留的。柳无忌从天津出发开始一直到离开长沙，三个来月的时间，共给父亲写了八封信，其中十一月十五日的信中，他写道：“张校长于十三号抵长，昨天我们陪他玩了一天，吃了一顿夜饭。他留长十日，休息后即将乘长途汽车去桂林。年老了这样旅行，真是不易。”

长沙临时大学前后存在不过三个多月，一千多个学生，他们除了上课之外，其活动是颇为丰富的。时局在动荡着，日军的飞机随时都有可能到头顶上来扔炸弹，谁又能真正安下心来读书呢？据一位叫马伯煌的临大学生回忆，当时他们到长沙时，“住在一个叫‘四十九标’的地方，旧式木板楼、年久失修，一人走路，全楼皆动，大家谑浪自称‘标客’。在长沙，我们看见了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三位先生，也了解到成立三校联合‘临时大学’的情况，因为有团体、有住处、有饭吃，生活上的颠沛流离暂时告一段落。但教授们大都未来，同学们无课可上，无书可读，精神生活感到空虚。”怎么办呢？马伯煌说，三位校长就安排他们听一些有意义的演讲，他回忆那段时间的演讲共有四次。第一个演讲者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他讲的是关于战局发展的形势估计。第二个演讲者是陈诚将军，他讲的是关于战略与士气的一些情况。第三个演讲者是陈独秀，他刚从监狱里出来，还留着囚犯的头发，他讲的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预测。陈独秀演讲时，来的人特别多，大礼堂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第四个演讲的是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徐老讲的是动员民众的问题。他的演讲特别受欢迎，总是掌声不断。马伯煌说，当时的学生对这几位的演讲都非常满意，觉得非常有意义。“既反映出兼容并包的传统学风，也表现出民主科学的历史精神。”

除了请人来校演讲之外，“临大”另一项很有影响的活动就是演戏。他们组织了一个剧团，一九三八年的元旦前后，在天心阁、经武路、东山街、中山路、教育会坪等处，演出了《疯了的母亲》。著名戏剧学家董每戡先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在《戏剧新闻》上发表《最近的长沙剧坛》一文，其中就给“临大剧团”很高的评价。他说：“在省垣方面是寂静得很，幸有临时大学的剧团冲破了沉寂，在民众俱乐部上演《暴风雨的前夜》，这就是阳瀚笙作的《前夜》改编本，成绩很好，后来又在青年会大礼堂为慰劳负伤将士演了一场。”

此外，临大的学生还积极地组织和参加各项与抗日相关的活动。比如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他们就组织了颇具规模的演讲会。又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就是南京沦陷的第二天，“临大”的学生就在校园里举行了沉痛的集会。参加集会的学生有一千多人。同学们深感侵略者的铁蹄在祖国的大地上肆意践踏，国已破，家将亡，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于是纷纷报名，要求上前线，其中有四十多人就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

长沙临时大学自开学起，长沙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南京沦陷后，蒋梦麟便亲自请示蒋介石，希望能够将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蒋介石权衡再三，终于做出了同意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在长沙活跃了百余天的临时大学全体师生，便开始了艰难的迁徙，从水陆两路，向着昆明、日夜兼程。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此，长沙临时大学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西南联大有校歌和一纪念碑碑文，都分别对“长沙临时大学”有所提及。其校歌唱道：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饮，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京，还燕碣。

其纪念碑碑文云：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激，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欧，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转自彭国梁《长沙沙水水无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