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旧文存卷六报业忆旧

湖南最早的日报——《长沙日报》

《长沙日报》于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四月创刊，日出铅印１大张，格式略仿《申报》。“稿件须先由抚院文案核定，实完全官报也。”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农历二月增出半张“副张”，可说是湖南报纸有副刊之始。同年农历四月登载的《学宪吴批永州县禀请减发长沙日报由》，内称：“《长沙日报》改良之后，凡属关系新政各项章牍，登载綦详，现当立宪之秋，士大夫欲增进学识，购阅报纸，亦其一端。”当时风气闭塞，阅报者少，由抚院札饬各县派销，销数尚止千余。民国建立后，《长沙日报》由进步人士傅熊湘、孔昭绶等续办。１９１７年因报社被火焚而停刊。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藏有若干剪贴报册。

何雨农的《通俗教育报》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何雨农创办的《演说报》更名为《通俗教育报》，宣传民主，反对帝制。时汤芗铭仰承袁世凯鼻息，为虎作伥，钳制言论。何雨农毫不畏惧，在《通俗教育报》上旗帜鲜明地怒斥专制，疾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通俗教育报》一时销路大增，长沙市民无不以先睹为快。连谭延闿的母亲也每日必读。谭母信佛，都督府内设有佛堂，她尽管有舒适豪华的生活，但每逢初一、十五即吃斋，笃信菩萨，认为儿子能身为都督，皆因她信佛行善修来的善果，因而对《通俗教育报》宣传的反对迷信又很不高兴。一次，谭母派人去报馆对何雨农说：“你办的报纸很有味，我们老太太挺爱看的，但有一件事希望你改一下，你在报上宣传你的科学不要紧，就是不该不信菩萨。信不信菩萨本也由你，信者有，不信则无，老太太也是很开通的，但你不该反对信菩萨的……”谭母本是要劝何雨农自此以后将《通俗教育报》反对佛教的内容去掉，可何雨农只是一笑付之，仍然坚持原办报宗旨，谭母在一气之下，吩咐不再订阅《通俗教育报》。何雨农知道后，就叫人将报纸送到谭公馆，免费赠阅。谭母先是睹气决不看，却又禁不住报纸的“诱惑”，便又看起来，最后还是派人将“免费赠阅”的３个月报费如数送交了报馆。这样一来，《通俗教育报》的身价更高了，上层社会的人也争相订阅。

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创刊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为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社址在落星田。每周４开１张，共出５期，另临时增刊第一号（７月２１日）８开１张。第５期未及发行，即被张敬尧没收。

   《湘江评论》编排仿北京的《每周评论》，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等。《湘江评论》的主编及主要撰稿人都是毛泽东。第一期几乎全部是他写的。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说：“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号召人民联合起来，以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气概，向一切腐朽黑暗的强权统治展开猛烈的攻击。

《湘江评论》上最重要的政论是毛泽东所写《民众的大联合》，分３期连载。该文指出：历史上任何一种革命运动或反抗运动，无论是学术思想方面的，或是社会政治方面的，斗争的双方都必须有力量的大联合，而斗争的胜利，则决定于联合的坚固程度和作为这种联合基础的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工农劳动人民大联合的胜利。贵族，地主和资本家虽然拥有武力、金钱和知识这３个法宝，但他们毕竟人数很少。广大人民如果觉悟提高，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因而联合起来，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民众的大联合，必须以工农为主体，各阶层人民都组织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胜利地进行革命斗争。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个革命只是一批反清的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巡防营的士兵所组成，结果推倒了一个皇帝，与民众的大多数没有多大关系。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推动了欧亚两洲的人民革命，因而发生了中国伟大的五四运动，在运动中产生许多人民团体，如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救国会等，这些组织已经是一种相当大的联合了，证明全国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人民一旦联合行动起来，“我们的黄金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在全国有相当影响。胡适发表《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赞扬《湘江评论》是《每周评论》新添的小兄弟，长处是在议论方面，“《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报》

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９月，何叔衡因在“驱张”运动中的贡献，被湖南省教育委员会任命为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由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报》，熊瑾玎任经理，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他们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民国十年１月，新民学会决定以办好通俗报为其７项基本事业之一。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出席了第一次编辑会议，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又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会后，毛泽东到湘阴、岳阳等地“游学”，接连给《湖南通俗报》写来一些通讯，惜已佚。

湘潭市图书馆现存的几十张残报中，谢觉哉写的文章有３０篇。其中３篇讲演都是关于地方自治的。当时谭延闿、赵恒惕假借地方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湖南通俗报》则借此机会宣传真正的民权思想。《自治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一文说：“我们实行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原赃，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权力！”在《公民资格》一文里，主张打破赵恒惕的“省宪’对公民资格的种种限制。“不然，口里只管喊‘湖南三千万人’，其实能与闻政事的，不过百分之几，那就很犯不着?选”在《我所希望于审查员的》一文中，谢觉哉对“审查”这部“自治根本法”的各县代表说：“我们所希望的‘法’，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民，使人人都有发展自治能力的机会，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为政府的自治能力。”

被人遗忘的《湘汉新闻》

《湘汉新闻》，创刊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初。主办人孙冀预，曾加入同盟会。据张平子说，他是个投机分子。报纸已佚。现存民国二年３月９日《长沙日报》，登载《湘汉新闻》副编辑陶曾佑启事，声明社会党系湘汉新闻社同人发起，陶因“宗旨不合，独未预闻”。同时《长沙日报》又登出《中国社会党总支部》广告，预定这年３月３０日举行常会，“凡各机关及商学各界诸君子有志入党者，亦可于斯时取入场券”。中国社会党是江亢虎于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１１月组织的，据《长沙日报》消息，他在这年春曾到长沙鼓吹他的“社会主义”。

斯诺《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回忆他初听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在辛亥革命初当兵的时候，“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这个《湘江日报》，可能即是指的《湘汉新闻》。

据前引的陶曾佑启事，《湘汉新闻》“物议沸腾，事权混淆”。不久改名《天声报》，报纸已佚。民国二年１０月１日又改名《天民报》，总编辑成本璞，在《长沙日报》登出大幅广告，前面有一大段骈文，说什么“不为党派生竞争，是之谓报纸革命；不为个人作机关，是之谓言论独立：此为本报特殊之宗旨，为吾国各报之所托”。其次是“十大特色”：如既可抵实业杂志之用，又可抵国粹学报之用等等，不再提社会主义与社会党。该报真正的特色是附送画报，为湖南有画报之始。广告说，画报“分纪事画、小说画、通俗教育画３种，标新领异，悦目爽心，借以引动国民美术思想”。主编为文海安。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底因反袁被封。湖南省图书馆存残报数张，但无画报。

与国民党对立的《湖南公报》

《湖南公报》创刊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４月，是与国民党对立的报纸。据《湘事记》：“贝允昕者，共和党人也，主任《湖南公报》，与文斐等《长沙日报》为文字之攻战。文斐辄闻于谭延闿，请以军令干涉之。贝以质于谭，谭曰：‘子试问国民党省分，有他党人足迹乎?芽吾湘议员及行政界，共和党人不少。报界言论自由，他省能之乎？’”

贝允昕（１８６４—１９２９），字元澂，长沙府浏阳人，谭嗣同之友。清末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热心教育事业，并执律师业务。创办人还有任戆忱、黎锦熙，编辑有李抱一、曾星笠、陈天倪、龙兼公等。民国四年９月，贝允昕、李抱一等另创《大公报》时，在《本报宣言》中曾追述说：“自民国纪元，同人创办《湖南公报》，即置身言论界……力摧乱民之逆焰，虽手枪炸弹有所不避；痛陈民生之疾苦，虽封闭勒停有所不惜。”该报曾这样描绘湖南当时三多（伟人多、兵多、钞票多）的情况：“湖南最穷，然而最阔。穷是没有现货，阔是多有钞票。”原因是：一、“湖南伟人、烈士最多，最会要钱”；二、“首功军人也多，也晓得强迫要钱”；三、“豪杰多，革命家多，会党尤多，时时起些风潮，希望将来之富贵，并且可以抢劫。要想保全治安，不得不洒点水饭”；四、“湖南借事搅钱、打浑水捉鱼的更多，也要点缀点缀”。“加之独立招兵买马要钱，运动独立也要钱，逃走盘费也要钱，求外人担保生命也要钱，于是乎钱之去路非常之阔，钱之来路非常之穷矣。官用钞票越出越多，于是面馆、茶馆、药铺、剃头铺、杂货铺尤而效之，都变成了空心大老官，出起钱票来。所以湖南穷得如此之阔。”

《湖南公报》因多次批评国民党，遭到忌恨。有次批评筹饷局，该局总办周震鳞是国民党湖南领导人之一。于是有国民党数十人，捣毁该报。事后，国民党人“颇为时人所不直”。

《湖南公报》对谭延闿的“戒严法”表示赞成，并希望湘政府不要变成“制造乱民的机器”。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是“良民之成绩未著，乱民之滋乱方深”，而“本报之言论责任，欲与当道之实行责任相当，以解决此乱民问题”。

“二次革命”时，《湖南公报》被湘政府查封。汤芗铭督湘后复刊，由对开两张扩充为３张。这时，共和党并入进步党，《湖南公报》也成了进步党的机关报。起初，该报曾支持汤芗铭屠杀国民党，不久就感到更大的失望。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该报因指责汤芗铭杀害国民党员杨德邻等，被罚停刊半月。民国三年７月，又以登载郴州兵变原委，被指为泄露军事秘密，被罚停刊２月。同年２月２１日该报的时评栏刊登署名“阅者”的《质问湖南公报》一文，说：“《湖南公报》，汝自出世以来，时而捣毁，时而停版，遇难多矣。汝一再宣言，谓当强固不挠，坚持到底。吾固以为汝勇矣。而岂知今日之汝，迥非前此之汝，委懦依违，奄奄无生气。于湖南用人行政，绝不加以批评。岂湖南自政变后，遂无一不当之人，无一不法之事乎?芽‘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汝或亦如是也？然而外间之评汝也，不曰政府报，即曰□□□报（原报残损，疑是‘进步党报’）。何以解之，其有以语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