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纺织品业老商号之湖南纺织品业概述

    20世纪20年代长沙绸布大店首推“介昌”和“大盛”。“介昌”店堂宽敞，设铺房、外堂、内堂、小花厅等营业场所，分别接待各种类型的顾客，又开辟了赊销业务，对殷实顾客，发给往来子做赊销。当时，风气未开，官僚眷属，多不出门购货，该店又采取了送货上门的方式，方便顾客。由于人齐货足，经营有方，业务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介昌绸庄的新创局面，充满了活力,但因该号是由好些店子结合拢来的，仍然存在着这一帮与那一帮的隔阂。经过一段时期，矛盾愈演愈烈。当“介昌”营业一年之后，改牌“日新昌”，以郭仲安、魏伯藩为首拥钱炳卿为经理，离店组织了时新昌绸庄。李溪亭、魏韵篁、刘之洵、易玉成、萧桂初5人，静观局势变化，也准备另起炉灶，先期向江西袁州(今宜春)采办了夏布（当时门市经营商品，少不了夏布，而夏布又必须隔年采购），佃好“介昌”对门另一码头（即后来大盛绸庄地址），跃跃欲试。在分配红利时出现了纠纷，李等五人遂决然离店，独立经营。“介昌”以“日新昌”的牌号延续下来。陈萼泉拆股离店。余下徐、饶两家，和新加入的吴伯熙、吴仲武兄弟（长津轮船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绸布庄苏州帮的后代）以及南京帮的麻静之等，仍与振新、大纶昌、时新昌、瑞福祥、公平等同为八角亭新型大店之一，但此时锐气已经大减。

    大盛绸庄，系由介昌绸庄分化而来，以李溪亭、魏韵篁为首，和易玉成、刘之洵、萧桂初等人组织的。他们财力薄弱，但善于经营，日益走上繁荣的道路。抗日战争前夕，成为行业中的一个大户。长沙大火的前一年（1937年），该店营业额高达银元300万元，创行业历史纪录。该店从1921年创业到1951年公私合营，历时30年，虽经过两次改组，经历了“大盛”——“福记大盛”——“兴记大盛”3个阶段而盛名不衰。

    1930年以后，随着“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加深，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中国财政经济陷于困境，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物价波动，原料涨价，产品滞销。当时棉价高于纱价，纱价高于布价，白布价高于色布价。由于百业凋敝，购买力低，丝绸销路更受梗阻，绸价几与布价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多做业务多亏本，不做业务又坐吃山空，真是进退维谷，长沙市绸布业在这一惊涛骇浪之中，有的倒了下去，有的勉强生存下来，也是经过了许多波折。

    天申福绸庄由于店底丰厚，经营得法，得以渡过这一难关。但与其有关联的大纶昌绸庄，则因管事人玩忽职守，经理李某悄然离店，以致企业发生严重危机。张笠华继任经理，亦无法挽回颓局。3年之内，耗去股本70%，只得增资改组，更牌为瑞丰绸庄，由天申福申庄负责人徐惠民出任经理，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大纶昌支店则改为九福绸庄，另行组合，由沈锡龄任经理，于1931年开业，稳步经营，勉可维持。

    在一这片萧条声中，唯有大盛绸庄，不仅没有亏本，反而获利颇丰。其原因是，申庄主持人李溪亭善于观测市场变化，掌握主动，遥控店中的批发业务，采取快进快销的办法。而门市零售价因受物价暴落的影响较小，故业务尚能历久不衰。

    原有南京帮的批发店，到了这个时期，除“吴玉记”改牌为运昌公司继续经营外，其余都不复存在。长沙帮经营的批发店，以大盛联号——美记匹头号（经理李溪亭）业务最为发过，独步一时，但也改招牌为信丰匹头号，经营方式和人力配备，亦有所调整。

    另有一家设立在药王街的美丰绸庄，原以青布业大户徐梓珊的财力为支柱，又有部分花纱业的股份，声誉较好。但在这一经济风暴的冲击下，未及开展业务，即行负债清理，由债权团进店监督经营，半年后竟以分货了债而结束。

    1936年来到，狂飙过后，渐庆来苏。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又呈现了另一种纷扰竞争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长沙市绸布业主要有两种动态。一是以大盛绸庄为代表，继续进取，企图乘时牟利；一是以天申福绸庄为代表，徘徊观望，但愿保本求安。在长江马当要塞封锁以前，大盛绸庄经理兼申庄负责人李溪亭预见到货源将断，货价势必猛涨，每日由上海庄运进各种棉布百余件（每件50—60匹），连绵不断、囤于长沙，除存于本店以外，另租数处堆栈存放。马当要塞锁后，改由邮寄大宗包裹（由上海和兴邮包公司承运），经温州、金华、南昌转口，有的直寄长沙，有的寄存江西萍乡九和绸庄（大盛联号），然后再转运长沙。丝绸品则作轻便包裹交邮局直寄店中，避免海关完税，李溪亭在作好进货的安排后，立即赶回长沙，控制批发售价，防止外埠套购，暂时少做业务，甚至采取封盘办法（停止批发业务），等待货价上涨，等到适当时候，便敞开业务大门，迎接本省各地以及远道而来的顾客，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四川万县等地都有批发商上门。同时又从浙江金华和本省衡阳等地陆续购进货物。1937年，该店的批发营业额高达200万元（约合棉布30多万匹）。当时国民政府虽已迁往重庆，武汉仍为经济活动中心，长沙则为后方，旅客麇集，门市业务甚为发达，全年营业额高达100万元。批发、门市业务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在这以前，大盛还买进了八角亭青石桥（今解放西路）街口两处地皮，拆去旧屋，连成一片，准备另开支店。

    天申福绸庄及其联号瑞丰绸庄等，在一个时期，慑于时局变化迅速，主持人以少出少进、稳健经营为宗旨。但随波逐流，仍然做了不少的业务。整个长沙市绸布业在这时出现了从来未有的虚假繁荣景象。可是好景不长，没有多久，这个行业和其他许多行业一样，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1938年10月，时局突变，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深入到湖南岳阳新墙河北岸，国民党军事当局惊惶失措，于11月13日凌晨纵火焚烧了长沙城。长沙绸布业除福康绸庄已于事先将全部货物迁往沅陵外，其余各家因受大盛绸庄坚持不迁走的影响，很少作全盘撤退打算，在大火发生时，所有存货，大部付之一炬。

    火劫之余，老一辈资本家，心有余悸，不敢出山。一些由学徒出身的青壮年从业人员，分得店中残余存货，纷纷起而复业，有的远走浙江金华、宁波进货，搞批发业务；有的在原有门市废墟上搭盖简易房屋，恢复零售业务。日新昌绸庄以谢润海为首的10人在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开设全记绸庄（所谓“十全其美”）。瑞丰绸庄梁文骢等拥老辈葛凎源为经理，在八角亭开设丰记绸庄（入夥16人，每人6百元，合计9600百元）。日新昌另一部分人，以戴树梅、李寿赓为首组成益新绸庄。大盛绸庄以周咏鸿、萧祥林为首，组成复盛绸庄。“天申福”分别以彭憩南、欧继吾为首组成福昌绸庄；以侯实甫为首，组成振新绸庄（后改天伦）。这一批新生的小型门市店财力虽然薄弱，人力却相当整齐，它们在长沙火后的艰难局面中奋斗，逐步发展成为复兴长沙市绸布业的中坚力量。当时，专营批发业务的有“九成”、“裕丰”等家，系由原大盛绸庄及其联号信丰匹头号的班底组合起来的，以老一辈任经理，青壮年出外采购，以后辗转变化，形成了大盛绸庄、天成绸庄的骨干力量。

（本文录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欧阳晓东、陈先枢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名城长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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