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商业与湖南商号之清代以后湖南老商号的兴盛

    老商号的兴衰始终是与商品市场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老商号兴盛的历史背景首先要从省城长沙说起。长沙有完整资料可考的老商号形成于清代前中期，发展于清代后期，兴盛于民国时期。清代前中期，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商号。如顺治六年（1649年）创立的“玉和”酱园；康熙十一年（1672年）开设的“鄢复兴”膏药店；康熙十五年（1676年）开设的“南协盛”药铺；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设的九芝堂药号；嘉庆元年（1796年）开设的“戴同兴”酒店；道光六年（1826年）开设的“三吉斋”南货号，以及康熙（1662——1722）年间开设的“董同兴”刀剪店、乾隆（1736——1795）年间开设的“清汉楼”香粉坊、嘉庆（1796——1820）年间开设的“吴大茂”针号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名店。清前期的这些名老商号以外地客商居多,如玉和、九芝堂、戴同兴、三吉斋、吴大茂等,也有本土商号,如鄢复兴、董同兴、清汉楼等,他们都坚持以信誉第一，倡导“市不豫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经营风格。

    咸同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至红牌楼口开设余太华银楼和李文玉金号，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所开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彦文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油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同治元年（1862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年间（1875——1908），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胭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光绪六年（1880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曾记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自产自销，生意颇为兴隆。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长沙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宣统三年（1911年）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黄兴南路育婴街口至苏家巷口一段）、南正街（今黄兴南路）、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等。这些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埠后，长沙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同年刊行的《东方杂志》所载《长沙开埠记事》一文记载，“华洋商民络绎而至，犹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人们衣着的“长袍、马褂一贯制”开始发生动摇，裁缝匠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领域。1911年长沙朱洪年从上海学艺回来，在粮道街开设服装“朱洪年内店”，不设门面,只接来料加工,制作西服，是为省内西服生产第一家。设有门面的成衣店也开始出现，衣店雇佣工人，既承接来料加工，也自制成衣出售，到清末长沙共有裁缝店49家，缝纫工人822人。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照相技术自同治元年（1862年）传入长沙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的照相馆已发展到20多家。

（本文录自《湖湘文库·湖南老商号》欧阳晓东、陈先枢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