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百业生产风俗之行会、行规和行风

行会管理和行规

清乾隆以后，各行逐渐采用了“公所”的组织形式。如长沙纸业的行会称“同义公所”。公所是打破了地域界限的同行业组织，它比原来的“同乡公馆”大大前进了一步。此时的行会，组织十分严密，领导机构由大商号派代表组成，公推董事或由各商号轮流分年管理会务，称之为“值年”。值年负责对外办理交涉、谈判，处理商事纠纷和诉讼，制定行规、主持神祭，支差派捐，商定市价等。值年必须热心公务，没有薪俸，但每年可得到一些“车马费”。

行会经费主要来自捐款，有基金捐款、常年捐助、临时派捐3种。基金捐款包括上缴会费和殷实富户提供的房屋、田产及大宗款项；常年捐助由各商号缴纳；如发生特别事件或举办慈善救济，则临时向各商号派捐。

同行业的“公所”，突出了保护同行业利益的一面，削弱了保护地域性利益的一面。为此都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行规。行规主要是经本行商议，必须共同遵守的条款，如有违反，轻则罚以唱戏、办酒席、罚款；重则“禀官究办”“革出本行”。行规内容大致包括4个方面。一是开业的规定，开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履行一定的手续，缴纳一定的牌费。二是限制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如不准互相抢生意，限制随意扩大销售市场。三是罚规，同行间有纠纷大都由本行会议评断曲直，仲裁是非。行规虽非法律，但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同业的排斥。四是对招收徒弟的规定。自乾隆时起，长沙即有关于学徒投师、上会、待遇、学习、出师等的规定。学徒进店要托保人，要缴纳保证金，“多者百金以上，少亦数十金，或数十串不等”，进师之日要备拜师酒，立投师字据，还须报公入册、上会，方能获得行会的公认，进入“帮友”之列。各行会对招收徒弟的数量限制极严，不许多收。如长沙京刀行规定“带学徒者，三年为满，出一进一，公议出备上行钱五串文归公，如违不遵，罚戏一台敬神”。

在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1850-1864)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长沙行会组织被破坏殆尽，有的解体，有的形同虚设。以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长沙市场紊乱，商事纠纷不断发生。如长沙糖业生产，“自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以来，章程划一，近因粤氛(指太平军)犯境，致规条紊乱，积弊丛生”。广大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迫切要求重建行会，恢复行规。如长沙的干湿靴鞋行，因“手艺不无巧拙之分，工价亦有低昂之别”，如果采用整齐划一的价格，似为不公，故各店家都希望恢复原有的上中下“三等之价”，“次第增添”。而没有行会来做这个协调工作，价格划等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行会开始逐渐恢复活动，是长沙重建行会和整顿行规的活跃时期。长沙省城清代前期原有的行会大部分恢复，重新议定了条规；新出现的行业也建立了行会，制定了条规；行会活动较前更为频繁，行规也较前完备、严密。

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统计，这一时期长沙共有手工业行会21个，旧行会恢复整规13次，新行会议规9次；商业行会9个，旧行会恢复整规5次，新行会议规6次。长沙在同治年间新建有锡器行、鞭炮蚊烟行、碓米行、面店粉馆行、生药行和干湿靴鞋行等；光绪年间新建的行会更多，计有糖坊行、油漆行、锯木行、篾行、绸布行、白铁行、铜器行、竹木牮三行、烟袋行、四帮木行、西货毡毯行等。

到民国时期，行会组织开始有了些现代色彩，行会改称公会。如翠湘公会，即古董业的组织；万育群生会是南货业的组织。其他还有茶叶公会、瓷业公会、纸业公会等近60家。有仍叫公所的，如淮南公所是豆腐业的组织，梅葛公所是裱业组织，还有米业公所、铁业公所等近20家。这样的行会组织估计在百数以上，真是百业皆有所。这些公会、公所等均须向官府呈报备案，目的是维护本行业的利益，调解行业内部纠纷，具有一定的执法性质。如凡开钱庄，必由钱业公所核实资本总额，并取得5家钱庄联保，报官府备案方可设字号办理转账、贴现、兑换、抵押业务。挑担、推车者要加入“脚行”、“箩行”。没有“箩折”，不准在港口码头挑箩。未入“轿行”者，不准抬轿进城。轿子放空回程，不得降价抢接乘客。豆芽菜业则规定了各家游街发卖路线，如越街叫卖，可按行规夺其扁担，交公会处罚。又如算命业确定了盲人与明眼人经营的差别，盲人游街算命可拉二胡，也可打小锣，没有地域限制；明眼人算命只准弹三弦，穿行僻街小巷，否则盲人可举棍乱打，明眼人不得回手，如回手，可交官府究办。

行会的行规行约常体现为强烈的排他性和同业保护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籍制度和商号注册方面。会籍制度很严格，入会必须缴纳一定的银钱，承担公共义务，遵守共同的条规。如乾隆年间,长沙京刀行入会只纳银8两，同治年间则需纳银l5两；长沙锡器行在同治年间规定，“外行与内行合伙开店者，纳银l5两”。”新设商号须向行会捐纳牌费，方准没立，如鞭炮蚊烟行规定，“城厢内外新开店铺”，“出牌费钱一千二百文”。对于外来的客师、伙计、帮工入会，行会规定应由值年首士查明来历，方可入帮或开业。行会值年首士的选任特别强调“公正廉明、殷实老成、品行端正”。有些行业对新开店铺还有“相隔上七下八家”的规定，如省城纸店行规规定，新开字号“必须采访码头，视其街道原有是店，必须远离三对门一隔壁，任凭设立门店，倘有觊觎之心，抢行夺市，公同议罚”，这表明长沙开埠以前的商业还未摆脱自我封闭的旧习。但较之完全排挤外来商人的旧条规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是原料分配和度量衡器方面。对原料分配，行会起了很好的协调作用，原料一般要平均分配，不准抢购或囤积居奇，如长沙制香行规定，每月各店进料20盆，五八月18盆，腊月l7盆。 清代长沙的度量衡器名目繁多，大小不一，常有奸诈之徒，从中牟取暴利。为此，各行会各自作出规定以求本行业度量衡器的统一。如长沙绸布业行规议定，以官尺为准，“每年校准一次，不得擅自增减，有滥成规，如违公同禀究”；山货业行规规定衡器“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至公所，将颁请正十六两官秤，公同校准，烙盖火印为记，倘无火印秤称货，出罚戏一本”。

三是商品质量和查禁假冒商品方面。行会对本行商品质量也有统一规定，如长沙烟行规定，制烟撕叶时，“无论何地头烟及秋伏，脚叶头尾，均须好歹索用，扯筋折净，不得草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也是行规的重要内容。清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假冒伪劣也应运而生，如食盐中掺杂泥砂硝盐，桐油、菜油掺枯渣，“麂茸冒充鹿茸，桔梗冒充洋参，料货冒充水晶、玉器，洋铜首饰冒充银器之类，价资侈口而出，泛于实价倍蓰”。假冒驰名招牌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如“钱清汉楼香粉，冒者不下数十家，同在省城青石街开业者，居三分之二”。对此各行会都订有查禁条文，如省城盐号议定：“分销票引，专提官盐，间有煎卤掺硝等弊者，为害民间不浅”，“嗣后如有射利之徒，胆敢仍蹈前辙”，“一经查出．公同察宪清封；同行徇隐者，公同议罚”。

四是商品价格方面。为了避免价格涨落起伏过大，引起不平等的竞争，同业各行号多定期汇于行会共同议定各种商品买卖价格，称为“行市”。如长沙角盒花簪行对本行业所生产的26种产品，包括同类即不同花色或不同款式的产品，均定期规定统一价格。 省城屠宰业则规定“猪价早晚不一，公同酌议，不得私自涨跌”。特别规定不得压价贱卖，如有滥价滥规者，一经查出，将受到罚戏、罚酒席等处理。

做说合生意的牙行(经纪行)有独特的行规。商店向外地客商大批进货必须通过牙行，买卖才能发生效力。牙行的员工多少不一，一般设拿盘、跑街、下河、管房、管线等人。拿盘又称“头靠”、“大码”，是与买卖双方洽谈成交的主持人；跑街又称“二靠”或“堂面老板”，与买卖双方牵线搭桥，沟通信息；“下河”到船仓验货，看样品与仓储是否一致，是否有掺假、霉变或伪劣商品；管房和管线分别担任司秤、量斛桶、记码、防盗等。

各类牙行均有行规，其中行规最突出的中药材牙行，只准江西人开业，员工也只准雇用江西人，待遇亦较各业牙行丰厚。所有牙行员工必须遵守商业道德规范，不准徇私舞弊。如犯行规，轻则开除，重则将其行李衣箱送同业公会当众焚毁，同业永不录用。

牙行的衡器和量具于每月二十四日送同业公会校正，烙盖火印为记，校秤(斗)时宣誓：“公平交易，远近无欺，瞒秤吃价，永世不昌”，倘用无火印的秤(斗)称货，罚酒席数桌。

牙行在执行大宗货物交易时，由牙行的“拿盘”邀集买卖双方代表见面，看过样品后开始议价。首由拿盘抓捏双方手指暗示价格，俗称“抓羊”；经纪人认为双方价格差距不大，便用算盘(有底板)侧向卖方，要卖方扒一个数，将数字抹去，然后要买主也扒一个数，俗称“叫盘子”。此时买卖双方互不对话，由经纪人从中斡旋，最后折衷定价，俗称“定盘子”。算盘一经敲定，即表示买卖成交，牙行可从中得货价2—3％的手续费。货物样品由牙行封存，买卖双方在封口处签字，起货时如与样品不符，买方可拒绝收货。

 （本文录自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长沙传统风俗大观》陈泽珲主编、陈先枢编著，名城长沙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