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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大姐”故乡行

2011-1-3 14:5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83| 评论: 0|原作者: 彭任婧|来自: 长沙晚报

    作为80后的年轻人,对于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辈,我不应该称她为“大姐”,但她乐意我这样称呼,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去年11月下旬,1997—2010刘少奇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在长沙隆重召开。11月23日傍晚,一位白发苍苍却神采奕奕的长者在领导和同事们的簇拥下健步走进了酒店大厅,她就是一代伟人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一身传奇色彩的人物。

    爱琴大姐1927年出生在血雨腥风的武汉,出生不久便被交到汉口一个工人家庭抚养,当过童养媳,直到1938年才被组织找到与父亲在延安团聚。1939年与哥哥刘允斌一起进入莫斯科伊万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加入红军后备军,1995年获得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发的“参加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钢铁战士”证书和勋章。此次,会务组安排我这几天全程陪同大姐,带着忐忑和激动,我开始了和大姐的亲密接触。

    情归花明楼

    翌日清晨,大姐和与会代表一起前往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故里。当天也是少奇同志诞辰112周年纪念日。大姐参加了铜像广场的那场庄严而隆重的献花篮仪式,在前往铜像广场的路上,我只听见她小声叨念:“父亲,我回来了,我回家乡来看您了……”亲手向铜像献上了寄托思念的花篮,大姐毕恭毕敬对着父亲的铜像深深三鞠躬,然后绕铜像一周,目不转睛地仰望着伟岸的形象。此刻的大姐已不再是书籍和新闻中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了,而是一个对父亲满怀深情与思念的女儿。

    午后的花明楼依旧细雨纷纷,大姐和小妹刘潇潇、少奇同志生前的工作人员杨淑梅老人一同前往刘少奇、王光美纪念雕塑献花。她们静静站着,嘴里默念着什么,情绪有些激动。最后,我只听到大姐说:“爸爸,光美妈妈,你们放心,孩子们都很争气,我们都很好,国家也建设得很好,你们放心吧。”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

    顾不上连日的舟车劳顿,下午大姐又准时出席了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大姐也就认真地听了、记了3个小时。就在我准备搀着大姐离开会场时,她高兴地跟我说:“小彭啊,你看到了么?这么多年轻的学者都出来了,咱们少奇的研究后继有人了!”此时,大姐就像台上那些神采飞扬的年轻学者,充满了激情与活力。

    看完由纪念馆的员工自编、自演、自导的演出,大姐和代表们一起回到了酒店,此时已是晚上11点。初冬的夜晚寒气逼人,大姐仍忙着在酒店大厅和代表们交谈。回房间时,我问大姐冷不冷,她说:“不冷,我心里头暖和着呢!你看咱们纪念馆不仅建设得好,还有这么多人才,我高兴啊!”

    情牵弼时镇

    从1943年起,任弼时同志就和少奇同志一起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们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亦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瞻仰任弼时故里,缅怀“弼时叔叔”也成了大姐此次故乡行的另一个心愿。

    这天在铜像广场大姐向“弼时叔叔”敬献了花篮,大姐深深地鞠了三躬,对着任弼时的雕像恭敬地说:“弼时叔叔,少奇的女儿爱琴今天来看您了!”

    对于那组“无私奉献的骆驼精神”的主题陈列,大姐看得特别认真,有时她与我们讨论,有时给我们讲一些小故事。一张任弼时等人与伊万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在北京的合影留住了大姐的脚步,她注视着墙上的照片,很快认出了当年的自己……告别了敬爱的“弼时叔叔”和热情的工作人员,大姐谈及参观的感受时有些难过和遗憾,一方面为这位为共和国成立呕心沥血、却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而英年早逝的叔叔难过;另一方面也为任弼时故里门庭冷落的现状遗憾。最后,大姐还嘱托罗雄书记:“以后咱们那有活动多叫上他们,也帮他们规划规划,有机会也在省领导那提提任弼时纪念馆的建设和定位问题,任弼时这样伟大的领导人不能被时间遗忘啊!”

    情动天华村

    1961年刘少奇同志回乡蹲点调查的第一站——长沙县青山铺天华村(原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的村民,自发修建了“刘少奇天华农村调查陈列室”,大姐得知消息后,便主动提出去天华村,看看新的陈列室,也看看亲爱的乡亲们。

    大姐与当年蹲点调查的亲历者在会议室亲切交谈着,追忆着当年少奇同志与天华村农民同甘共苦的那18个不寻常的日日夜夜。交谈中我明显感到,至今老人们仍被少奇同志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心系百姓的公仆情怀深深感动着,仍被少奇同志当即“解散公共食堂”的魄力深深震撼着。交谈中,大姐还细心地询问老人们家里收成好不好,过得好不好之类的问题,当大姐得知老人们今天丰衣足食,天华村如今红红火火时,她深感欣慰。

    1950年11月25日,杨开慧烈士之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牺牲。60年后的这天,大姐走进了开慧乡,双手捧着黄菊,站在毛岸英的雕像前,凝重地说:“老同学,爱琴来看望你了,你在那边还好吗?我们都很想你啊。”随后给毛岸英雕像献上了鲜花并朝雕像三鞠躬。“1940年,我去莫斯科,在国际儿童院认识了岸英、岸青兄弟俩,还在一起学习了几年,岸英比我大5岁,我记得他很优秀……”大姐回忆。

    “相见时难别亦难”,与大姐相聚了3天,却只觉短暂。26日上午跟大姐在机场道别的一瞬,我鼻子突然一阵酸涩,我已然对这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充满了敬爱。她对于父亲的挚爱、对先辈的敬仰、对亲友的深情、对于周围人的平易、对国家的责任感,都让我这个80后晚辈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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