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共举酒杯享和平

当年国民党宴请中共和谈代表团的原址如今已建成湘江宾馆。李树德再次来到这里，感慨不已。石祯专 摄

《民主报》关于中共代表团抵长和平谈判的报道。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1949年8月8日的《小春秋》关于程陈二人宴请中共和谈代表团的报道。 湖南省图书馆供图

编者按

    1949年8月6日，长沙人民载歌载舞庆祝解放的同时，长沙迎来中共和谈谈判代表团。双方把酒言欢笑泯恩仇的一刻被当时负责接待的后勤人员李树德深深记在脑海。

    同样是在 8月 6日 ，市民高汉文在清晨醒来，惊喜地发现原来的 中正路一夜之间被改名为解放路。和平解放就这样带给长沙前所未有的新景象。

    1949年8月5日，长沙人民载歌载舞迎接了进城的解放军，那一天的盛景也因此留存于许多老人的记忆里。然而，对于80岁的李树德来说，他记忆最为深刻的却是另一场同样重要的迎接：8月6日，以金明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谈判代表团被迎入长沙，程潜、陈明仁为其设宴洗尘，当时参与接待工作的后勤人员李树德，不仅目睹了宴请的过程，更是见证了双方把酒言欢、消除彼此顾虑的难忘时刻。

    接到一个“神秘”的招待任务

    “小时候家里很穷，我11岁就来到长沙一家药业印刷社当学徒，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学了3次未学成。”提起60年前的经历，李树德至今记忆犹新，后来的他几经辗转，直到1948年春节前，才进入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当了一名勤杂工。

    1949年7月，长沙和平解放的呼声愈渐高涨，城内也开始人心浮动。那时，程潜已前往邵阳，由陈明仁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保证从现在开始城里听不到枪声！”在一次对省政府职员的训话中，陈明仁对大家作出如此保证，在那个特殊时期无疑给大伙吃了颗定心丸，这句话李树德因此也记住了一辈子。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而就在这一天，李树德和其他3名勤杂工接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任务。“布置任务的人只叫我们去当时的湖南省参议会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湘江宾馆那里打扫卫生、布置房间，等待贵宾到来。至于贵宾是谁、什么时候来，一概没有透露。”李树德说，虽然如此，他们4人还是很快赶往省参议会。为确保接待工作有序开展，他们还按要求均戴上三角形符号标志。

    设便宴为中共代表团洗尘

    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步入长沙市区。8月6日，迎解联在东屯渡迎接了中共和谈谈判代表团。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金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致敬，对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以及所部全体官兵表示敬意，对湖南的中国共产党员在艰苦中坚持工作表示敬意。

    “一直到中共和谈谈判代表团步入省参议会，我们才知道要迎接的贵宾就是他们呵！”李树德回忆，中共代表团到达后，程潜、陈明仁即设便宴为他们洗尘，他也因此充当了其中的服务员。

    “我记得，便宴就设在省参议会二楼，参加的人并不多，所以只开了两席。除主人程潜、陈明仁到场外，参加者中有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李明灏等人，此外还有一些国民党省政府的职员。宴会前，到场的代表和随行人员一一在准备好的白绸布上用毛笔签到。”李树德说，虽然是便宴，但是菜肴的准备很丰富，“酒席全部是从玉楼东挑过来的，用篾篓子等工具一担一担装着，基本上是一些湖南本地名菜，我记得有一个叫鸳鸯饼的，因为准备了好几份，我们还有幸品尝到了。”

    李明灏一席话打消程陈顾虑

    虽然按照安排，李树德服务的范围只到宴会厅门口，但是其他服务员在进进出出之间，总会就宴会的现场进展聊上两句，因此便宴内的情况李树德仍比较清楚。“那天程潜穿着一袭长袍，陈明仁还是一身军装，主宾交谈得非常开心，大家频频举杯。”李树德至今还记得一个细节，虽然已经通电起义，但程潜、陈明仁对自己今后怎么办还是有所顾虑，特别是陈明仁，想起曾与解放军交锋，顾虑更重。“这时是李明灏一席话打消了陈明仁的顾虑，李明灏说，他也曾经是国民党将领，弃暗投明后，共产党对他非常信任，并频频委以重任。因此程潜、陈明仁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

    那场宴请前后持续2个多小时，晚宴后，大家便回房间休息，李树德和别的服务员一起，负责中央和谈代表团的卫生服务，并为其端茶送水，给客人提供冷、热水，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一点也不觉得累。“我听说，陈明仁专门安排了5000光洋作为接待经费，这在当时规格算是很高了。”李树德说。

    就在这次便宴之后，8月7日晚同样是在省参议会，程潜、陈明仁举办了一次正式而大规模的宴请。这一次共分四桌，参与者除中共和谈代表团成员外，还有解放军代表、致力于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等。据1949年8月8日的《小春秋》报道：昨晚（即7日晚）是一个空前的宴会，觥筹交错宾主尽欢，举杯互祝情绪热烈，大家一起为团结频频干杯……

    “长沙和平解放，这条路走对了。作为一名长沙人，在解放前已深切地体会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当看到所有人和睦举杯、笑泯恩仇的时候，那种喜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李树德感叹地说。

三支“解放军”相处和睦

    “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初期，长沙街头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出现了三支解放队伍，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他们和老百姓相处得都不错。”60年前长沙和平解放的亲身经历，周开智老人至今历历在目。

    那年7月，就读于湖南大学商学院的周开智被选为湖南大学三院“护校护产小组”成员，加入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放暑假时，他没有回家，留在了学校参加了迎接解放的活动。8月5日到来前， 为方便宣传，湖南大学迎解队提前几天住进了明德中学。“5日那天我们除了上街宣传外，下午很早吃了晚餐，喝足了水，选在小吴门靠近铁路的马路旁迎接解放军的进城，这也是解放军由东屯渡入城后最早到达的地方，所以马路两边一个挨一个，站满了迎接的人群。”周开智说。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此后不久，长沙街头便出现了三支名称中含有“解放”二字的队伍，这一现象让周开智至今觉得很有趣。“那时，一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他们在军容、军风、军纪方面都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规定。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尊重。解放军战士也都很和气，和市民相处非常融洽。”周开智说，另一支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是由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改编的，他们和百姓们关系较为疏远，但彼此也相安无事。“后来，陈明仁在庆祝长沙解放大会上表示，让他的部队好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周开智笑着说。第三支则是湖南人民解放总队，这是由地方游击武装组成的队伍，长沙和平解放后，这些队伍进入长沙接受整编。

    “三支部队都挂着代表各自身份的符号，所以市民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三支队伍相处得也比较和睦，这也是解放所带来的一种和平景象吧！”周开智说。

门牌一夜全改成“解放路”

    1949年的长沙，随着8月5日那天解放军入城，一夜之间“解放”成为最热的词。道路、门牌、报纸，到处都可以看到“解放”二字。“那时，百姓们只要看到这个词就特别开心，因为它标志着大家翻身做主人啦！”当年曾见证这些场景的老人这样说。

    高汉文如今已是74岁高龄，可对长沙和平解放那几天发生的事，至今记得很清晰。“8月6日早晨我上街时，发现一条叫中正路的街道上，所有门牌一夜之间都换成‘解放路’，当时这些门牌都还是用纸做的。”

    高汉文出生于汨罗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12岁时，父母便委托在长沙做裁缝的叔父，介绍他到了柑子园申申服装店当缝纫工赚钱谋生。1949年初，解放前的长沙城气氛已经变得很紧张，“马上就有战争”的谣传到处散布。因担心战争，不少城区人开始撤退，跑到乡下，高汉文也收拾起简单的行李，坐船从湘江返回汨罗老家。在船上小憩醒来，高汉文却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包袱不翼而飞，里面还有一些师傅给的盘缠也不见了。人生地不熟，盘缠也都被人偷走了，他大哭起来。随行的一位老妇看他可怜，留他到家一起吃了午饭。“回到家，尽管被偷，父母仍然很是高兴。”高汉文说。

    时间很快到了6月，此时长沙时局转好，师傅捎信要他回长沙继续帮忙做事。于是几经辗转，高汉文又回到了长沙，也因此见证了长沙和平解放的盛景。

    1949年8月5日对于年仅14岁的高汉文来说，是格外兴奋的一天。“中午时分，火辣的太阳炙烤着地面，我就已经跑上了街头，打听解放军什么时候进城的消息。当时我从中正路（现在的解放路）到南门正街（现在的黄兴路步行商业街）来回跑，只见到处贴满了布告，不少人围着看，大家议论着，说穷人马上要翻身当家做主人了。”高汉文回忆，当时自己还和街上人一起高喊：“穷人终于有出头之日，我们可以扬眉吐气了！”

    “解放军来了！”5日晚上，留守在城区的老百姓倾巢而出，不少城外的也赶进城看热闹，大街小巷人潮涌动，中正路不时传来人们的吆喝声。“我一开始还在看裁缝店，后来也加入了欢迎的队伍。”高汉文老人说，在街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解放军则都绑着腿，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大伙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亲人。

    第二天早上，高汉文带着好奇心再次上街，却意外发现中正路上房屋的木门牌全部被纸贴上了，上面写上了“解放路”几个大字。“我最记得的是南门正街和蔡锷路两头的路牌，约有两米长，用了两张大毛边纸粘贴在一起制作，上面用毛笔写的‘解放路’非常打眼。”高汉文说，这一夜之间所换的纸门牌让他和市民都很惊讶，很多人因此赶来观看，大家都高兴地议论着：“一夜之间门牌就改了，长沙的面貌今后肯定也会越变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