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接管政权做主人

1949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图为工作人员在新政府门口合影。余志雄 翻拍

图为解放初期，青峰（左侧穿制服者）在担任长沙当时的水上区区长时向船民们宣传党的政策。游振鑫  摄

图为1949年赵昌绪在长沙东区工作时向市民发放冬衣。余志雄 翻拍

编者按

    1949年8月5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在炎热的夏天，苦难深重的长沙人民成为了自己城市的主人。一个旧时代结束了，百废待兴，建设新中国、建设新长沙的任务摆在长沙人民面前。解放初期长沙面临着怎样的困难？长沙人民又是怎样在险恶的环境中保卫新政权的？昨日，记者走访了当年参与长沙建设的老人，听他们回忆当年的故事。

    长沙和平解放，让老百姓翻身成为了自己的主人，而从解放那一天开始，长沙也步入翻天覆地的新征程。成立人民政府、救助城市贫民、建立基层政权组织……解放军进城后，长沙各项建设工作紧锣密鼓展开，市民们也期待新的人民政府给他们带来全新气象。

    1949年8月12日，现离休住在岳麓区八方小区的青峰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他随着南下队伍一脚踏入长沙这个第二故乡。解放后，青峰曾在长沙市人民政府里担任过民政局科员、人事局秘书，水上区区长、民政局秘书主任、副局长、局长等职，亲眼见证了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刚接手长沙时，人民政府在干部奇缺和财政极乏的情况下如何艰辛地开展工作。昨日，老人带着无限感慨口述了这段历史。

    接管

    旧政府欠债1.3万余银元

    “当时长沙号称有50万人口（时剩约38万），没有自来水、没有公交车，麻石铺的街道两边都是一层半或两层高的木板房，虽然是和平解放，但那副穷样比打过大战后的天津还惨！”青峰入城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南方城市萧条得几乎与湖南省会的称号毫不相称。

    因为接管还在协调中，青峰他们进城后，暂时先在一幢废弃的3层建筑物（位于现在的市公安局处）里安顿下来。建筑物里长满了杂草，附近居民甚至在里面养起了猪，当晚他和几个战友在3楼打起地铺睡了一夜。此后10天，大伙儿一边参加接管培训，一边想尽办法筹集柴米油盐，解决生活问题。

    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首任市长阎子祥就任，人民政府所属秘书处、民政、财政、文教、公安、房地、建设、工商、税务各局及市人民法院等机构也同时建立。与此同时，原国民党长沙市政府全体员工已随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将旧市政府的档案和有关物资保护起来，静等移交。

    “旧市政府表面看是一级政府，但连个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我们接管的时候，竟然拖欠市府、卫生院、税捐处、学校等公教人员工资13569.2银元，财务上一穷二白！”青峰回忆，正式接管的那天是8月27日上午，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当时民政局局长兼代理秘书长陆锦的率领下，来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今省总工会处，旧市政府在该处办公），各业务对口有关科室负责人与旧市政府相对应科室的科长一一见面后，又分赴各科室，向员工宣布和讲解有关政策及接收事项。青峰负责接收民政科，该科当时有旧员工10人，主管保甲（基层政权组织）、户政、身份证发放管理、选举等。他一一清点了有关表册、卡片和文件并签字封存。

    救济

    “以工代赈”为数万贫民解燃眉之困

    新政权一成立，第一只“拦路虎”就是要紧急收容安置和遣送近2万名流散在市内街道的乞丐游民和灾难民，同时要救济数万业已陷入极端贫困的城市贫民。解放前的长沙是一个工业极不发达的消费城市，总人口约50万，其中工矿、交通、产业劳动人口约占16.7%，公教机关、工商企业及服务人口约占31.3%，城市贫民及老弱病残、妇孺和被收养的孤幼人口约占52%。为帮助人们渡过难关，人民政府一面紧急拨发巨款、粮食等物资，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在职员工按月工资捐救济费）展开救济，一面组织城市贫民生产自救。

    “我们刚一接管，就马上搞了几次紧急救助，动员机关工作人员捐献口粮，那时是供给制，每月我有40多斤口粮，都拿出一部分用来救济，到1950年初，被救助的大人每月能分到15斤米，小孩则可分到8斤，但是这种办法并非根本方法，于是我们便采用‘以工代赈’，号召贫民生产自救。”青峰说到这里，给记者讲了一个长沙万人纳鞋底的故事：长沙解放后，前线部队急需军鞋，中南局派203工厂（现湖南橡胶厂）来长沙专门做鞋子，可是鞋子好做，鞋底不好纳，于是市政府便号召男女老幼都来纳鞋底。一把钻子一根针，一副夹板加板凳，很快，万余名市民加入了纳鞋底大军，但是很多市民纳出来的鞋底歪歪斜斜，质量不高，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纳得好的鞋底上抹上涂料，然后印在未纳好的鞋底上，这样就可以对着针眼纳鞋。除纳鞋外，新政府还组织贫民修马路、车站、机场甚至到外地务工等，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逐步改变了解放初期的窘境。

    废保

    建立新的基层政权组织

    长沙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组织无论城乡均施行保甲制度，当时全市分8个区，城内有城东、城南、城西、城北4区，城郊有文艺、金盆、岳麓、会春4区。城市居民按居住街巷以30户编为一甲，30甲编为一保，全市共编有82保，1838甲。保甲人员一般多为社会上无正当职业的游手好闲之徒。保长由区公所任命，多数参加了国民党，一部分人劣迹斑斑，深为人民群众所痛恨。

    1950年元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决定由民政局先在南区进行废除保甲、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基层组织的试点，组建了南区建政委员会，青峰被派去任委员会副主任，具体负责废保工作。“接到任务后，我两眼一抹黑，当时中央内务部（即民政部）并无明确意向和有关指示，已解放的大中城市也无成熟经验可供借鉴，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全靠工作实践中摸索。”青峰回忆这段历史，现在觉得还充满艰辛，后来经过多次召开城市街巷工人、居民、教师、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商业人士以及警察和基层干部等各界人士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最终提出了建立一个警政结合的基层政权组织模式，即把区以下的基层组织定名为居民委员会，其范围以一个公安派出所辖区为准，约一万人口。居民委员会下设居民小组，每组30至40户。居委会委员由居民小组推举产生，居民小组正副组长则由居民选举产生。这种半政权半群众性的基层组织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1950年8月30日，新政府根据南区的经验，正式向全市推广建立居民委员会。

    建设

    长沙第一次有了自来水

    “我们从旧政府手里接过来的是一座破破烂烂的城市，但仅仅过了2年，长沙市民便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而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筹建自来水前后喊了30多年！”说起新政权成立之初的建设，青峰充满自豪。

    解放前夕，长沙经过“文夕大火”的灾难后，满目疮痍。自来水前后经过30年筹建，多是纸上谈兵，抗战胜利后，旧政府仅动工两三年后便半途而废；道路、沟渠方面，抗战前仅中山路是柏油路，抗战后，黄兴路、蔡锷路等只修了一部分，湘雅路、麓山路则还是土石路，其他900多条街巷，全部是明清时代麻石铺砌的街道。另外，湘江上无桥无轮渡，全靠木筏子，市内交通则用人力车和9辆公汽，公园更是奢侈品。

    新政府一成立，立刻想尽办法搜罗技术人才，筹集资金，发动群众，很快掀起了建设高潮，到1951年国庆节，长沙人民热烈集会，庆祝自来水厂（今一水厂）、沿江大道、南长路、湘江轮渡和儿童公园五项市政工程胜利完工。“自来水开通的那天，各售水站免费供水三天，长沙市民从此与买黄泥巴湘江水的历史告别了！”据青峰介绍，随后长沙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多，比如建当年的五一路、沿江大道、南长路、北长路、劳动路、长下路（今韶山路）、烈士公园等等。

    如今60年过去了，长沙的变化日新月异，昨日，白发苍颜的青峰走在八方小区的小道上感慨万千：“看到长沙一天一个模样，我打心眼里高兴啊！”

1949年长沙市委、市政府警备区领导班子名单

    市委书记：曹瑛

    市委副书记、市长：阎子祥

    市委秘书长：马青年

    市委组织部部长：田光涛

    市委宣传部部长：吕振羽（未到职）

    市政府副市长：毛远耀

    市公安局局长：程萍

    长沙警备区司令员：解沛然

    长沙警备区政委：曹瑛（兼）

发动群众保卫新政权

    “弹指一挥六十年，桑田沧海转不停。凭栏犹忆当年事，一望江山是豪情。”在湖南商学院一间办公室里，今年80岁的赵昌绪老人想起往事，不禁诗兴大发。对于接管长沙这段历史，他和另一名叫温樾的老人两天来从不同侧面向记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一边支前一边安定民生

    长沙和平解放时，赵昌绪年仅20岁，1949年8月22日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和毛赓平、张春旭于24日被派去接管旧东区（今芙蓉区），毛任区长、张任副区长，赵昌绪则担任民政助理。

    “真没想到，旧政权统治了38年，堂堂一级政府居然连一点不动产都没有，可见当时国民党腐败到什么程度！”赵昌绪回忆，当年国民党东区区公所设在蔡锷路一条巷一保小学内，只有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人员不到10人，他们3个去接管时，办公室内仅有5张办公桌、两个文件柜、一部手滚油印机和一部手摇电话机。旧区长曹啸松是八角亭鱼塘街开饭店的老板，平时在家做生意，有事才来办公室走走。

    接管以后，各项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其中最紧迫的还是支前和安定民生。”据赵老介绍，当时人民解放军二野和四野主力部队经湖南向西南、华南挺进，部队吃饭穿衣都很困难，需要钱、物支援，再加上长沙的工厂、商店很多都关门倒闭了，失业人数剧增，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借款支前，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和工厂、商店老板协商，动员他们开工或开门营业。

    经过努力，赵昌绪等人几次开会动员殷实富户，借得光洋4万元，同时在青石井、伍家井分别开了被服厂和军鞋加工厂，大力支援了前线解放军。在安定民生方面，他们对有劳动力的失业群众，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介绍他们去锤石子修路，挑土修烈士公园；对确无劳力，揭不开锅的群众，他们就直接发救济米、寒衣进行救济。没过多久，社会便很快稳定下来。

    解放后，赵昌绪曾先后在中国商业部、湖南商学院工作，曾任湖南商学院信息系党总支书记，1990年退休。

    群防群治保卫新政权

    在上世纪80年代曾担任长沙市人大副主任的温樾与赵昌绪同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他被上级派去接管旧政府省会警察局第八分局，为领导骨干之一。

    “当年旧政府管理社会治安的机构叫省会警察局，共有8个分局，我接管的第八分局有100多名旧警察，辖区相当于现在开福区管辖的范围。”温樾回忆，因为长沙是和平解放，上级政策对社会各阶层比较宽容，所以刚解放时，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一到晚上不是这里打枪便是那里打枪，而他们接管时只有9个人还有一个公安队，力量明显不够，所以他们在平稳接管后，第一步措施就是充实队伍，先安排旧警察去接受培训再教育，发现进步人员又重新吸收到新的公安系统，然后创办培训班，吸收了一批部队转业青年和进步学生。

    温老清楚地记得1949年9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一个月的那天，国民党反动派派特务刺杀了原省会警察局局长刘人爵。据他回忆，那天将近傍晚时分，一个帽子压得很低的特务进了刘人爵的公馆，对刘家保姆说有事见刘，刘人爵闻声出来。特务先递了一封信，趁刘看信的间隙，连发两枪，击中刘人爵要害。“这件事发生后，特务活动更加猖獗，又连续制造了几起凶案。”温老说，“面对猖狂的特务，我们采取了坚决的惩治措施，立刻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接连破获了案子，挖出了一批潜伏特务，为新政权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