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宣言”见报背后的较量

    见报过程

    《宣言》原稿被送到报社后，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编辑签了稿。等该编辑撤退后，印刷厂的党员们便自己付排。

    为了顺利刊发，党员们决定做两种版：一种不刊登《宣言》；一种刊登《宣言》。

    刊有《宣言》的报纸刚印了一会，被特务发现。

    一辆吉普车冲进报社，特务们跳下车就四处搜捕抓人，成殿如卷起100多份报纸在报社后院蒿草里躲了起来。

    报纸被送给长沙另一家报社——《晚晚报》的一名可靠送报工人。当日，刊登《宣言》的《湖南日报》随《晚晚报》与市民见面了。

主角档案

    成殿如，韶山如意镇人。1924年生，194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至1949年在当时的《湖南日报》社当工人、发行员，解放后先后在长沙市零售公司、长沙轴承厂、市委党校、市委组织部地下党落实政策办等处工作，1985年离休，1994年逝世。

    1949年8月1日，市民在《湖南日报》（当时由国民党控制）上看到一篇由中共湖南省工委发布的《长沙市各界为拥护当局避免战祸呼吁和平宣言》（简称《宣言》）。近日，地下党员成殿如之女成竞向本报提供线索：当年，就是成殿如与其他地下党员一起冒死排印了刊有《宣言》的报纸，被发现后，成殿如抢出100多份报纸跳窗逃脱，并施计将报纸送到市民手中……

    兄弟双双加入地下党

    1949年5月中旬，黎明前的长沙，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疯狂并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长沙各行各业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正不屈不挠地做着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此时长沙的印刷业里，活跃着一个地下党组织（后改名为印刷区委），党员分布于8家报纸的印刷所和3家印刷厂内，总人数40名，成殿如和弟弟成顺志便名列其中。

    “那时我父亲是《湖南日报》的发行员，叔叔是勤杂工，发展他们入党的是一个叫黄天钧的记者。”成竞向记者提供了父亲留下的有关资料，对于这些往事，成殿如在世时曾跟成竞讲起过，所以她相当熟悉。

    1949年1月，湖南日报印刷厂内办起了一个读书班，领头人便是黄天钧。印刷厂20多名工友报名参加了学习，学习的课程主要有《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同时黄天钧还带领众人结合当时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等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就是在这时候，成殿如兄弟俩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也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腐败。3月，印刷厂成立了中共地下党印刷工人支部，黄天钧任支部书记，成顺志被吸收入党。随后，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小春秋》、岳南印刷厂等单位，成殿如也于4月被吸收入党。

    冒险签发《宣言》稿

    白崇禧撤到长沙后，加强了对新闻、印刷界的钳制，很多印刷厂每月至少被突击检查两次。然而，临近解放，为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长沙印刷区委又有大量的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学习宣传资料的任务。于是，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情况经常发生。

    1949年7月下旬，中共地下党湖南省、长沙市工委为配合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的和平起义，起草了《宣言》，然后由各界知名人士签名后，交给中共地下党长沙新闻支部，要求8月1日在各大报上发表。

    当时具有发表条件的首先是《湖南日报》和《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印刷厂的党员们等编辑一下班，就在排版时抽出些广告，将《宣言》排了进去，确保了第二天的刊发。而在《湖南日报》就没这么顺利了，由于《湖南日报》编辑部的地下党员均已撤退，《宣言》原稿被送到报社后，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编辑签了稿。等该编辑撤退后，印刷厂的党员们便自己付排。

    背报纸跳窗躲过追捕

    在白色恐怖下，要在报纸上发表《宣言》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顺利刊发，印刷厂的地下党员灵机一动，决定做两种版：一种不登《宣言》，发放给少数国民党反动派机关；一种刊登《宣言》，发送到订户手中和外地。

    “8月1日那天，父亲和叔叔天还没亮就起了床，父亲的任务是在机器旁将登有《宣言》的报纸整理打捆，叔叔的任务则是将印出来的100多份报纸送到河西长沙纺织厂去。”成竞说。

    印刷厂内，机器轰鸣。虽然行动很隐蔽，但刊有《宣言》的报纸刚印了一会，便被国民党反动派安插在印刷厂管理灯泡等杂物的特务胡启和发觉了。胡借着灯光，发现印出来的报纸上竟然有《宣言》，马上打电话给长沙警备司令部。没一会儿，当时的长沙市长便打来电话，严令不准见报，但地下党员们置之不理。胡启和无奈拿上一卷报纸往特务机关告密去了。

    凌晨5时许，一辆吉普车冲进报社，特务们跳下车就四处搜捕抓人，当时成殿如正在整理打包报纸。胡启和一走进印刷厂就大声吆喝排字工不准再印报纸，然后指着成殿如对随后冲进来的其他特务说：“抓住他，他也是一个（指成殿如是地下党员），还有他弟弟成顺志！”成殿如见状立即卷起100多份报纸跑进排字区，利用排字架挡住敌人的视线，迅速从窗口跳了出去，然后在报社后院一人深的蒿草里躲了起来。特务们折腾一阵后，没找到地下党员，只好将印刷厂2名工人抓走了。

    成殿如伏在蒿草中等了半晌，见再无人声，才悄悄地从报社后墙爬了出来。而后立即将报纸送给长沙另一家报社——《晚晚报》的一名可靠送报工人，请他夹在《晚晚报》里送给市民。当日，刊登《宣言》的《湖南日报》随《晚晚报》与市民见面了，虽然数量不多，但一传十、十传百，长沙即将和平解放的消息大大激励了市民，几天后长沙人民就迎来了真正的和平解放！

    ［小资料］

解放前夕，新闻界为我所用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8月和平解放，长沙出版的新闻报纸之多乃全国中等城市罕见，最多时全市有大小报社50多家，到解放前夕还有10多家。其中对开大报、属官办的有：国民党中宣部所属《中央日报》、国民党省政府所属《国民日报》、国民党长沙市党部所属《市民日报》、三青团所属《中兴日报》等；半官办、受国民党省党部控制的《湖南日报》；属私人民营的有：《新潮日报》、《力报》等。四开以下的小报则全属民营所办。

    随着解放战争逐步胜利，长沙新闻界各报编辑部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也逐步增多，在他们积极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官办报和民营报上中层人士倾向进步的也随之多了起来。特别是三大战役之后，版面上反映进步倾向的大小报纸急剧增多。

一夜间，我将共产党布告贴满城

    在天心阁对面的天心游路深处，79岁的田新义老人住在一幢7层楼高的单元楼里，每天早上起来锻炼锻炼身体，然后同老伙伴们闲聊一阵，日子平淡而惬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在程潜、陈明仁和平起义前夜，曾冒着生命危险一夜之间将共产党的安民布告贴满全城。时至今日，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晚的每个细节。

    特务眼皮下保住布告

    “那年我19岁，是广雅中学（现为长沙市七中）高二的学生，也是中共长沙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的小组成员。”面对记者的采访，田新义打开了话匣子：“其实在贴共产党的安民布告之前，我们也经常油印、散发进步宣传资料，因此掌握了一定的对敌经验。不过，贴布告还是第一次。”

    田新义回忆，白崇禧败退入湘后，长沙充满白色恐怖。1949年7月中旬，为宣传党的政策，中共地下党组织便秘密送给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小组三捆宣传布告，每捆有一百多张，分别是宣传解放军入城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工商业政策等内容的，并要求他们在解放军入城前张贴。可没料到，地下交通员在送布告经过现在的动物园时却被3名特务发现了。

    “那时我们几个小组成员正在学校办公室议事，交通员把布告送达刚走，就有人发现特务跟着来了，立刻通知了我们。我赶紧拉上窗帘关上门，将布告塞进平常我们藏进步印刷品的天花板里。”田新义回忆，当时，3名特务中一名戴着大礼帽，着长衫，拄着根文明棍，另外两名则戴着墨镜，着工装裤，他们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开始翻箱倒柜，敲敲打打，妄图找“通共证据”，一阵折腾后特务无功而返。

    连夜张贴安民布告

    1949年8月3日，解放军代表和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代表在平江谈判起义事宜，获知情报后的白崇禧立即命3架飞机从衡阳起飞来轰炸当时的长沙火车东站、北站和省政府。

    “我亲眼看到敌机投了3颗炸弹，但均未命中目标，然后又用机枪扫射，从空中掉下来的子弹壳后来都用筐来装！”田老告诉记者，当天长沙一片混乱，很多老百姓都往城外跑，“炮弹可不长眼睛，国民党反动派军警和特务比老百姓还怕死，也跟着跑了！”

    到了晚上12时许，城里人快跑得差不多的时候，田新义和两个同学提着一桶糨糊，拿着刷子，带上三捆布告开始往城内跑。他们从兴汉门开始，经蔡锷路、八角亭、黄兴路、中山路，再回到兴汉门，一路上只要见到合适的地方就张贴布告。“我们一边贴，一边四下张望，时刻警惕着军警特务，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时才贴完。”田新义回忆。

    一夜之间全城贴满了共产党的安民布告，这件事很快在老百姓当中流传开来，人们议论纷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百姓看到这么多布告，还有人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共产党一晚上将布告贴满全城呢！’当时我表面上装作惊讶的样子，其实心里面在偷偷地笑。”说到这里，田老会心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