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铺里暗藏地下党指挥部

    主角档案

    常杏云：1913年出生于长沙市。1938年入党，1944年与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结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新化县委组织委员、长沙市委和长沙县委组织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省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审干办副主任、省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省委视察室视察员等职，1985年离休。

    “妇女缝纫合作社”位于当年的长沙熙宁街28号。这是一家很容易让人错过的缝纫铺。它宁静地坐落在古旧的巷子里，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从容淡定。

    其实，这里就是当年湖南地下党最高组织机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所在地。60年前，这里究竟涌动着怎样的风云？近日，本报寻觅到当年见证者、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的夫人常杏云。在老人的娓娓诉说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重现眼前：以周里为首的中共地下党员，就在这毫不起眼的缝纫铺里秘密部署工作，最终成功说服程潜、陈明仁，让古老的长沙城免于战火。

    深入虎穴 缝纫铺建在国民党眼皮底下

    “我和周里是1944年结婚的，从那时起就开始并肩作战。”坐在藤椅上，常杏云微闭着双眼，仿佛又回到了那充满传奇色彩的青年时代。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为响应共产党发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觅一处秘密地点办公。

    “这个缝纫铺子，是由地下党员筹集经费，以我的名义和我的四姑合伙修建的。”据常杏云介绍，缝纫铺是一栋带铺面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妇女缝纫合作社'，楼上就是我和周里的住处，也就是省工委的秘密机关”。

    缝纫铺隔壁就是四姑的家。四姑所嫁的谢姓夫家，是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但四姑本人出身贫苦，是夫家的童养媳，对革命也有本能的同情。所以，缝纫铺选择“与国民党为邻”，是一种智慧之举。不仅如此，在它的附近还驻有一个国民党部队机械训练班。当年那些张着鼻子四处乱嗅的特务，做梦都想把中共地下党组织给破坏掉，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其实，地下党在湖南的最高领导机关就建在了他们眼皮底下。

    毕竟是在最危险的地方办公，这和深入虎穴并无二异，必须要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常杏云告诉记者，当年，周里平日里在缝纫铺楼上秘密办公，听取各地同志汇报，指挥全省地下党组织开展行动，外出的时候，他就化名“唐裕厚”、“唐光前”、“唐积德”等，以郎中和“布把子”（即做布生意的商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来缝纫店联系工作的地下党员也扮成卖布的，“让旁人以为他们是来谈生意的”。

    密谋和平  知晓缝纫铺的地下党员不多

    即使是朝夕相处，常杏云也从来不过问周里的具体工作，“只是看到他常常外出”。在那时候，这是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夫妻也不例外。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借开缝纫铺掩护周里。”常杏云所说的“我们”，还有另外两名女地下党员——李碧玲和曾濂资。这三名女地下党员是保护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机关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李碧玲和曾濂资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才到缝纫铺里工作的。“在这里工作的人，必须是非常可靠、完全信得过的”。

    “当时我们三个的公开工作，当然是接衣服来做。一方面是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也是为掩饰身份。”据常杏云介绍，当年三名女地下党员是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的。常杏云主要跑外面的业务；李碧玲负责接活、剪裁；曾濂资负责缝，此外她还负责做饭。“曾濂资还是在缝纫铺里入的党。”常杏云回忆说。

    当时知道缝纫铺的地下党员也寥寥无几。常杏云说：“由于保密需要，党员间大部分是单线联系，来过这里的地下党员我记得只有何大群、刘亚球、罗正坤、官健平、张友初、沈立人6个人。”这6个人，在长沙和平解放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还有一些身份重要的地下党员是不来缝纫铺的，而由周里亲自出去接头，比如为长沙和平解放立有大功的省工委军事策反小组组长余志宏、副组长涂西畴等，“我好几次陪周里去过余志宏在铁佛东街的家里。”常杏云说。

    就是这个简陋的缝纫铺，却见证了许多重要会议的召开。“当时老周和同志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怎样把程潜、陈明仁争取过来，不费一颗子弹、不死一个人地和平解放湖南，他们为此经常在楼上开会。”常杏云说，每当这时，她们就在楼下严密地做好保卫工作，“要是外面有什么动静、来了人，我们就会走到后房敲一下门、咳嗽一声，上面正在开会的人听到了，就会立即解散。要是没有人掩护，与会者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被全部抓走。”60年后记者探访缝纫铺时，发现二楼有个斜斜的天窗，与楼梯之间有个木板相连，直通房屋后面的菜地，想必当年，这里就是一个紧急通道。

    惊险连连   装文件的皮箱曾神秘失踪

    缝纫铺虽然隐蔽，可在这里工作的地下党员没少遇险。

    常杏云记得，那时只要发现异常情况，就以花盆为暗号。“安全的话，就把花盆摆到缝纫铺的外面，来接头的同志看到这个暗号，就可以放心进来。”那时候，花盆搬进搬出的工作，都是由常杏云自己来做。

    即便是小心谨慎，缝纫铺中途也曾停业了几次。“一次地下党员张友初来铺子里接头，我在缝纫铺里做活，发现一个姓李的可疑分子从我门口经过。那时我们的警惕性很高，很担心这个可疑分子是特意跟踪到这里来的，就马上转移了。”常杏云回忆，当时自己刚生完孩子不久，周里又到重庆去汇报工作了，为了不暴露组织，她带着孩子转移到南阳街松雪纸庄一名地下党员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常杏云带着孩子转移之后，张友初就干脆住进了缝纫铺，“他在一楼卖点米呀鱼呀的作为掩护。”不过，幸好那回是虚惊一场，缝纫铺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

    还有一次惊险的经历，却让周里和同志们大大紧张了一回。

    在周里、常杏云夫妇位于缝纫铺的二楼的居室里，有一个大皮箱，里面存放着党组织的重要文件。突然一天，周里夫妇发现这个皮箱不翼而飞了！神秘失踪的皮箱导致周里等人迅速从缝纫铺转移。后来经邻居报信，空皮箱在菜地被发现，里面的文件等物被丢进了井中，四姑知道后，立即赶到井边将文件全部捞出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提着空皮箱回来。

    最后一了解，发现这是一起由小偷制造的惊险事件，原来当时在缝纫铺对面，一所中学的机器一天到晚轰轰地响，小偷就利用这样的声音作掩护，在晚上凿开了缝纫铺天窗上的槽子，取下木板爬了进来。“看到这么一个箱子，小偷还以为是金银财宝呢，发现没有东西后便随手乱扔，这一扔可是救了我们。”常杏云笑着说。

    即便如此，周里和其他同志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转移了一星期，直到最后确定没事才回来继续工作。

    60年后的今天，这个皮箱依然还摆放在缝纫铺的二楼，成为当年那些惊心动魄往事的见证。

    【报道背后】

缝纫铺里的夫妻党员

    除了周里与常杏云，在这个缝纫铺里其实还有两对夫妻档地下党员。他们是刘亚球和李碧玲、何大群和曾濂资。

    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他们的婚姻里不仅有爱情，还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色彩。“当时组织同意我们结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互相掩护，方便彼此开展地下工作。”常杏云告诉记者。

    到缝纫铺工作后，周里和常杏云夫妇住在楼上，而当时未婚的李碧玲和曾濂资睡在楼下，两人睡在一个铺上。吃饭的时候，由于地方太小，包括周里在内的人都是站着吃。那时候，工作经费和生活经费都是很紧张的，常杏云告诉记者，由于生活很艰难，吃饭的时候，虽然三个女地下党员是和周里在一个锅子里吃饭，但要是偶然弄了点香干什么的，她们都会主动留给周里。

    在省工委，周里是书记，刘亚球是组织委员。刘亚球是从延安南下到长沙来的，孤身一人，周里担心他没家没业地到处跑，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便给他介绍了李碧玲，两人很快成为了恩爱夫妻。至于何大群和曾濂资，也是这样由周里介绍结婚的。

    结婚后，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这三对革命伴侣成为最亲密的战友，缝纫铺里的工作也因此获得更好地开展。

    【记者手记】

缝纫铺“铺”满历史

    经历了60年风雨，如今缝纫铺变成什么模样？不久前，根据常杏云女士的指引，记者终于在今天的湘雅路三角塘巷32号找到了“妇女缝纫合作社”。

    作为我省惟一保留下来的、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纪念建筑，如今这里已是重要的文保单位。但与60年前一样，这里依然保持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记者出现时，旧址管理员李正国正与妻子一起准备午餐。他们现在就生活在当年四姑的房子里，虽然与缝纫铺是两个门面，但是彼此相通。

    李正国是个很热情的讲解员，他觉得生活在这个铺子里很开心。看见记者来访，他立即拿出了厚厚的几本参观登记表，记者翻看，发现参观者来自各行各业，不少单位更是主动将这里当成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常杏云女士早些年常来这里，但最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就没看到她了，他们儿子周五一经常来，有时还带着朋友们，每次来，他都挺高兴，”李正国告诉记者，“刘亚球和何大群他们的后人也来的次数多。尤其是刘亚球的儿子，简直和刘亚球长得一模一样啊。”李正国指着挂在墙上的刘亚球照片，与来访者津津乐道。

    当他说起这些时，夏日的阳光刚好斜斜地穿过铺子狭长的木门，穿过60年的风云变幻。这处曾经承载特殊使命的缝纫铺，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暗潮汹涌，和平年代里的安宁从容从这里延伸。(稿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作者：本版撰文 首席记者 谭琳静 实习生 刘晓玲 李昕蕙 刘桓羽 制图 何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