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商贸史纲（二）

（二）

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五口通商，海禁大开，西方贸易方式传入中国。湖南著名思想家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在农与商的本末关系上提出了新观点，认为“语今日援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否定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认为流通的作用比农业更为重要，主张学习西方，振兴民族工商业。这种认识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新兴商业思想的反映。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汉口开为通商口岸，商业活动直接波及长沙。汉口通商以前，广州是长沙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汉口通商后，广州商务北移，长沙取代湘潭成为湖南的中转贸易中心，长沙货物沿湘江至汉口转口，沿长江而下，集散于上海。致使长沙牙行大增，至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发展到100家。与此同时，经营商品零售业的门店也大增，其中从事粮食贸易的就有66户，打下了长沙粮食市场发展的基础。此外，长沙还出现了典当铺和钱庄10多家，金融市场初现雏形。到光绪年间，长沙商业更呈繁荣景象，湘菜运汉口外销年售银达600多万两，城内也出现了不少经营高档商品的金器店、木器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食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

长沙源远流长的手工艺品，到清光绪年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湘绣、纸伞、铜官陶、浏阳菊花石雕、夏布、花炮等已成为大路商品，并大量外销。如光绪初期浏阳花炮年产量即达30—40万箱，不但畅销全国而且远销日本、印度、朝鲜、伊朗和东南亚各国，外销占产量的一半。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以前，长沙刺绣就成为一种商品在市面流传、发展。大约在光绪三年以后，长沙刺绣艺人胡莲仙、袁魏氏等人吸收苏绣、粤绣的某些优点，改进了“参针”手法，并把图案装饰性绣稿改为以中国画为蓝本的绣稿，使绣品融进了中国画的笔情墨趣。从此湘绣自成一派，与苏、粤、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胡莲仙之子吴汉臣在长沙开设了第一家销售绣品的“吴彩霞绣坊”，作品精美，流传多地，名家争相收藏，并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 1911年在意大利都郎博览会上获“最佳奖”，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浏阳菊花石雕“梅兰竹菊”花瓶也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晚清长沙出现了不少富商，朱昌琳颇具代表性。朱昌琳（1822－1912）本系儒生，由于科举落第，青年时就开始做粮食生意，随后在太平街开“朱乾升”总栈，兼营粮食、淮盐和茶叶贩运贸易，渐积巨资。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他在南县辟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滨湖各县，成为湖南盐商首富。后又开设茶庄，他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他从经济上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投资兴办实业，创办了湖南第一家官商合办的矿产公司。朱昌琳乐善好施，辟专项资金举办育婴、施药、义学等公益事业。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他响应巡抚陈宝箴疏竣浏阳河的倡议，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并捐资13万元之巨，体现了长沙商人的“儒商”风范。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长沙正式开为商埠，准予租用永州码头至鱼码头一带，设海关于水陆洲上，日、英、法等国均在长沙设有领事馆。长沙开埠后，洋商蜂拥而至。外国洋行掠夺原料倾销洋货，以长沙为据点，向全省辐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湖南省的经济命脉。但是，外国洋行的活动，对长沙市乃至湖南省的社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分解作用，它破坏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民族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和可能，长沙逐渐成为全省农副产品、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场之一，灵官渡锑矿价格成了国际锑矿行情的睛雨表。

长沙的开埠，使长沙农副产品输出和工业品输入迅速增加。据长沙海关统计。1904年长沙开埠当年，贸易总值出口61．4万关平两，进口198．9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48.5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至民国3年（公元1914年）进出口总额比开埠当年增加 3.83倍，出口980万关平两，进口1268．l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234.5万关平两。1914—1918年5年间长沙口岸出口矿产总值3075万关平两，是湖南矿业的黄金时代。民国初年长沙有各类洋行88家，其中日商最多，英商、德商次之。抗日战争后渐被美商取代。输入的洋货以纺织品、搪瓷制品、五金制品、电器材料、化工产品、煤油、颜料为大宗，还有药品、海味等。这些工业品除销本市外，多转销全省各城镇。 1913年日本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在其调查报告中称：“长沙为湖南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卸于于此。然后销散于他市镇。”

1918年粤汉铁路长沙至武昌段修成通车，长沙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区采购的工业品及洋货，可由铁路运抵长沙，同时也加速了长沙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长沙与汉口在经济上的伙伴关系形成了两地经贸的良性互动，长沙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往往借助于汉口，反过来汉口又常常以长沙作为经济的后续，从而推动了两湖地区在中国近代舞台上的相互争辉。 1919年长沙海关进口商品总额为1139万关平两，其中长沙直接进口洋货256．6万关平两，是长沙开埠以来进口洋货最多的一年。1920年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在长沙设分公司，并把代理商和分代理商扩散到各地，形成了强大的推销网。德士古与英商“美孚”、“亚细亚’3家洋行基本上垄断了长沙的石油市场。

此后，经过北伐战争和湖南农民运动，长沙人民反帝反封建情绪高涨，洋货进口锐减。1923年湖南省政府为“俯顺民情”，由实业司司长唐承绪（唐生智之父）负责监建了“湖南模范劝业工场”，内设商店百个，分别由商户承租，一律经营国货，明码实价。这个劝工场就是后来国货陈列馆的前身。其后武汉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湖南亦发行金库券，长沙市场曾一度混乱。据《中国实业志》载，当时长沙“农产品不能出口，外贸进口亦减，于是经济衰落，商业凋蔽”。 1931年时局稍稳，长沙商贸渐趋回升。其时长沙掀起了提倡国货的浪潮。 1932年由湖南省建设厅拨款62．64万银元兴建的湖南国货陈列馆在新修竣的中山马路落成。陈列馆陈列国货2万多种，并附有国货商场。一律限售国货，在国内属创举，省内外不少人士纷纷来长参观。 1934年上海国货旅行团到长沙流动展览，湖南省政府亦在国货陈列馆举办湖南国货展览会。

长沙近代工业的发展滞后于商贸的发展。长沙最早的工业企业是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派张祖同创办的湘善记和丰公司，属官营性质，主要生产火柴，以手工操作为主。随后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属民营性质，是当时国内较有名的矿产企业。到1934年，长沙地方民族工业有所进展，已有纺织、冶金、火柴、电器、染料、针织、皮革等24个行业，122家工厂，再加上一些小手工业作坊，年产值1707．5万银元，占当时湖南省工业及手工业总产值4197·5万银元的40.68％，但大多数工厂规模狭小，设备简陋，资金短缺，发展步履十分艰难。农业方面，在全国虽处领先地位，但由于沉重的地租、捐税和连年不断的水旱虫灾，使全省粮食产量始终在800万吨左右徘徊。相比之下，长沙作为湖南省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商业有了较大发发展，1935年长沙商业、饮食服务业已发展到312个自然行业，14654户，其中经营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有157个自然行业，7754户，如广货店229户，洋货号233户，鞋店490户，纸张笔墨店137户，铜铁器店452户，绸布店155户等，长沙已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消费城市之一。长沙城内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南门口、道门口、东庆街、小吴门、水风井、先锋厅、通泰门7处设有菜市场。文化娱乐市场也有相应的发展，全市有电影院33家、京剧院2家、湘剧院7家、话剧院3家、花圃店36家、照相馆21家。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经广州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日益增多，有些鲜活商品，如牲猪也成为长沙市外销的大宗商品，在长春巷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猪行。加上浙赣铁路、湘桂铁路的开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外省籍客商到长沙设庄开店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钱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外籍客商对长沙商贸的繁荣也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长沙地处后方，沿海及沦陷地区人员、游资后撤，长沙市外来人口陡增5.78万人，市场出现了战时繁荣。当上海战争吃紧时，沪商急于脱货求现，长沙百货业大户大德昌、大五洲、裕阜长等，绸布业大户大盛等，乘机低价从沪杭大量进货，绕道宁波、温州、金华，再从湘赣公路内运长沙。不久沪杭沦陷，物价飞涨，沪杭产品奇缺，黔、川、滇、陕等省客商云集长沙采购，商贸活动盛极一时，长沙成为战时经济从湖南向大西南辐射的主要据点之一。

1938年11月，长沙商业毁于“文夕”大火，工商业者流离失所，全市商业损失5441．75亿元法币，占全市财产损失的43％，长沙商贸元气大伤。随着日寇3次进攻长沙失败，长沙商贸活动逐渐恢复。上海等地迁湘现代机器工厂达121家。使湖南工厂总数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长沙遂成为大后方商品流通的前沿地带。湖南的购买力大大超过全国其他省份。据《中国商业史》一书提供的资料，1942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购买力最低的一年，若以1937年全国平均购买力为100，到 1942年湖南为86，四川为82，广东为81，陕西为69，福建为45，湖南仍是最高的。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湖南支援前线的粮食超过5000万担，与四川、河南同列为全国贡献最大的省份。

1944年6月长沙沦陷，商贸受挫。次年抗战胜利，逃离外地的工商业者陆续返长复业，加上美国商品乘势而人，大量倾销布匹、日用品等，长沙商贸又开始复苏。后因全面内战，国民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致使商业经营困难，歇业倒闭时有所闻。据长沙商会公布的数字，至1949年，先后有32个行业的1023户倒闭。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鼓励长沙工商业积极复业，到1950年2月，长沙市工商登记共有私营商业7770户，资本1115亿元（旧人民币），从业人员32634人。当时，长沙市人口只有34万，竟有3万余人从事商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沙商贸的繁荣。与此同时，长沙市人民政府接收了国民政府在长沙的官僚资本企业14家，改组为国营商业公司，逐步占领了长沙市的商业批发市场。据有关统计资料，直到解放前夕，长沙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为79：21，可见，长沙基本上是一个商业消费城市。

从近代到现代（1949年），湖南屡遭战乱，而长沙商贸一直保持相对繁荣和稳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长沙近代商贸兴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上述史纲中不难看出，其主要因素是：长沙在中南地区经济地理和交通上的特殊位置；农产品贸易和手工艺业的历史传统；历届政府鼓励民间商业的政策；洋货输入的客观促商效应；长沙商界对外地客商和游资的包容并蓄；战时经济对长沙的影响；湖南民众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长沙商人良好的商业道德和经商作风等。这证明一个事实：近代城市发展的动力是动态多元的，工业并非城市发展的唯一动力，不同的城市发展的动力不尽相同。商品流通也是城市发展的源泉之一，一个城市商品交换的范围越大，也就发展得越迅速。

（原载《长沙晚报》1994年10月27日，11月4日，本文获长沙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