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在长沙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庵，别号紫阳。徽州婺原（分属江西）人。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生于建州龙溪，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卒，享年71岁。他18岁登进士授泉州同安主簿，官至宝文阁待制。朱熹一生两次来潭州（今长沙），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中还竖立着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的碑刻，永供后人瞻仰。

闽学与湖湘学同出自“二程”，基本倾向相同，但在“知行”等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湖湘学重实践和经世致用，而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然而，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械的友谊，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乾道三年八月（公元1167年9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械，受到张械热情接待。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等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仁”地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械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名。朱熹首开长沙书院会讲之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会讲”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出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学派人物，如稍后的事功学派际博良、明初阳明学派王守仁等，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各自的学术思想。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融合众学派之长，是与不同学派来岳麓自由讲学分不计的。

朱熹这次来潭，还大开讲坛，教授诸生，从者犹如蜂拥。据清康熙《岳麓志》卷3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朱熹在潭州的教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绍熙四年十二月（公元1194年初），已63岁高龄的朱熹由丞相留正推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再次来到阔别26年的潭州。旧地重游，今非昔比，他讲过学的岳麓书院已是“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因此朱熹任上，除“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头等大事。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他在复兴州学之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对岳麓书院的整顿和振兴之上。这一时期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主要有3个方面：

第一是整顿岳麓之教。朱熹一上任就提出《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其一是聘请自己的弟子黎贵臣充任书院读书职事，又聘张械门生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二是增加额外学生10名。其三是更建书院，对”岁久寝圯”的岳麓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扩建宜圣殿5间，殿前引水为地，列屋百间，可容学生千余人。其四是新修与岳麓书院关系紧密的湘西书院。湘西书院与岳麓书院同毁于绍兴兵火，经南宋刘琪重建，又已年久破旧。朱熹托枢密使王谦仲转恳台新修，他在给王谦仲的信中说，此事“皆关名教，计所乐闻”。湘西学院在朱熹的关心之下，不久便面目一新。其五是解决书院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朱熹为岳麓书院置学田50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书院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都事无巨细地—一过问。经过朱复的有效治理和严厉督促，岳麓书院得以很快复兴。

第二是亲自执教，亲自督课。朱熹知潭州时，年事已高，而“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而且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法让学生讲《大学》的语意，桥查了两个学生都讲不清楚。他便谕诸生日：“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并指出书院如果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朱熹严肃认真，周到恳恻的教育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学术都影响至深，因而来学者日众，恢复到了他当年会讲时“座不能容”的地步。

第三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这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用以规范约束生徒的正式学规。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五教”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教育，强调了书院教育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前提。但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意欲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学现反复要求生徒“讲明义理”，修养心性，力图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其中所包含的重人格教育、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学风。《朱子书院教条》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为学之序”密切相关。这其中，涵盖着许多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精华，仍值得今人深入研究。

（原载《中国名城》1997年第2期）（本文来源《湘城文史丛谈》陈先枢/著，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