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市”与“临湘新治”

 　《水经注》“湘水”条沿湘江从南向北记述到临湘故城后，说：“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对临湘县之新治。”此时所言之“故市”应是汉以前的“市”，而临湘新治则是两晋分立湘州后，州下属的长沙郡郡治迁到城南之外，而郡下属的临湘县县治则往北移到城外“故市”的北面。这“故市”和“临湘新治”的作用和其具体位置究竟怎样呢？
　　市作为一种交易场所，它的出现要早于城，古文献中有“神农作市”、“祝融修市”的记载，据《易经》记述：神农氏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可见远古时代市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城出现后，市必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先秦古籍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不少，据《周礼·地官》记述；市有市门，门旁站有执鞭的市胥，市内有市师，又称司市，为管理市政官员，他们的办公之所称为市亭，市亭上还挂着旗子。国家制定有市场的法规，市师负责管理市场，收取税费，解决纠纷等；还有负责服务的市胥。汉以后关于市的记述更为详细，据《三辅黄图》载：汉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市楼皆重屋（即二层楼）”。
　　对于城和市的规划建设，古代有制度规定，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载有都城建设的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对此，一般解释为：都城见方九里，每边开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向的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祖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南面）是朝廷宫室，后面为市场和居民区。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以前的城市有不少是按这种格局布置，山东的战国临淄齐故城以“桓公台”为主的宫殿群在城之南部，而各类手工作坊主要是在城东北部。湖北江陵楚国都城纪南城的东南部主要是宫殿区，而城西和城北则有密集的居民区。山东曲阜战国时期的鲁国故城亦接近于这种形式。而陕西西安的西汉长安城则大部分地区是宫殿区，仅在城的西北角布置了东市和西市。
　　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城市布局，作为统治者活动的“前朝”占了城的绝大部分，而市民区只有很狭小的范围，一般都是城的东北部为手工作坊区，城西北为市场区。由于市民们活动范围狭小，市场所占的场地就更小了，因此就出现了超越规划不设在城内的市场。据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槐市，即没有院墙仅以槐树为界线和标志的市场。至南北朝出现有草市，唐代又出现夜市。实际上，此类自由市场出现的时间，应远比文献记载的早。特别是不属国都的较边远的城市。
　　古代长沙城的市，按《水经注》记载在城之西北，虽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城内的西北部还是在城外的西北方向，但根据古城西部现在太平街近五一路处的“贾谊故宅”推测，故市的位置当在今五一西路近湘江处以北地区，即今西长街、藩城堤往北一带。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一带尚未发现能证明“故市”存在的实物资料或遗迹现象，但参考其他地区古城考古发现的资料，《水经注》所述当属可信。
　　“故市”北对的“临湘新治”，也即是两晋南朝时期的临湘县治，则应在今中山西路临湘江以北一带，其位置大约在今潮宗街至通泰街地区。至隋代，临湘县改名为长沙县，长沙县名至今未变，长沙县的治所直到民国时期，仍在今潮宗街附近。民国二年的长沙地图还在该处注为“长沙县”，《大清一统志》也说：“而今长沙县治，即《水经注》所谓‘临湘新治’。”此外，据唐代初年魏王泰所著《括地志》：“吴芮故城在潭州，长沙县南三百步”。隋唐长沙县治即南朝临湘县治，按唐代每步五尺，每尺约为今30厘米，三百步约合500米，汉临湘故城的北墙在今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临湘新治在潮宗街至通泰街一带，县治与故城之间距离与《括地志》所述相符。
　　1990年，位于今开福区通泰街的长沙市汽车附件厂建宿舍挖基础时，地层中历代的遗物堆积厚达8-10米，因地下水位较高，无法开挖大基坑，而只作沉井基础，从基井中挖出的遗物主要的是两晋南朝以后各个时期的瓷器残片，最早的有战国晚期至汉代的陶器残片。据此可知，这一带在战国至汉代就是长沙城外人们居住活动之所，至两晋南朝时期，城内机构重叠，拥挤不堪，于是部分外迁于此，但尚未将此地围入城内。据《大清一统志》：“《水经注》所谓临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时包入城中。”可知两晋南朝时期长沙向北延展的部分，到隋唐时期始正式纳入长沙古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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