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期间的十余年时间里,掀起了一个留日运动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而长沙则是湖南留日运动的中心。留日运动高潮 ,不仅成为长沙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也促进了长沙近代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898年戊戌运动失败后,原长沙时务学堂的一些学生就应梁启超之召,赴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留学。他们当中,有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义的林圭、秦力山、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有后来领导护国战争的爱国将领蔡锷,还有后来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的范源濂。湖南官方最先向日本派出留学生是在1901年,这年8月,湖南抚院选派学生张孝准(长沙人)、梁焕彝(湘潭人)2人赴日本留学,学习军事和矿。 湖南抚院首次较大规模派遣学生官费留学日本是在1902年初。当时湖南教育改革刚刚起步,各地纷纷举办各种学堂,教师奇缺。于是,湖南抚院决定派人到日本留学,“以期卒业归湘,藉端师范”,为教育改革培养师资。经过各书院山长推荐,有关部门考核,选出“年未满三十,而志虑忠纯,识量通达者”12人赴日留学。其中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江都良等4人为长善两县学生,另有长沙府辖湘乡、湘阴、湘潭、醴陵各县的学生6人。他们由大挑知县胡珍率领在日本学习6个月的速成师范,回国后,很多成为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此后,湖南官派留日学生逐年增加。1913年,湖南抚院第二次选送官费留日学生24人,比上一年增加一倍,留日学习时间也增加为四年半。这批留日学生也都是为了培养中小学及实业学堂教习而选送的,他们毕业回国后必须在湖南担任教职3年以上。1915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继续增长,同时还选派了20名女学生留日。这20名女学生大部分是原湖南民立第一女学和长沙影珠女学的学生,他们由影珠女学的创办者、民立第一女学副监督黄萱率领,到日本“攻读速成师范科”。到1910年,湖南官费留学日本的人数达到200人。 与此同时,自费留日学生也不断增加。1902年4月至10月的半年时间里,申请自费留学日本的就有9批共24人。其中第一批有戴展诚、刘棣蔚等4人,第二批有刘青藜等3人。1903年年初的一批自费留日学生就达12人之多。到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2395人,其中湖南籍学生为373人,占全部留日学生人数的 l1%。据梁启超的统计,留日学生中,公费和自费大约各占一半,按这个比例,湖南留日学生中自费的将近200人。 据清政府《学部奏咨辑要》的统计,留日学生中学习速成师范的“居百分之六十”。湖南留日学生也大部分学习师范。这些留日学生很多都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成为黄兴那样的“流血革命”者,还有更多的则回国从事教育,成为胡元那样的“磨血革命”者。 第一批官费留日的12人除1人因“料理家务”未能成行外,其余 l1人都学成于当年归国。他们中至少有5人在长沙从事教育事业。俞诰庆回国后担任了湖南师范馆监督,后又任湖南学务公所总文案兼省城各小学的总监督,成为湖南抚院主持教育的得力干将。俞蕃同回国后与龙绂瑞等人一起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民立第一女学,以后又历任湖南高等学堂教育长兼监督、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教育长、求忠学堂监督等职,并曾出任湖南学务公所实业科副科长。刘佐楫回国后与胡元一起创办了明德学堂,并曾一度担任明德学堂监督。至于胡元和陈润霖,则因为他们分别创办、经营明德学堂和楚怡学校的三校一园而彪炳长沙史册。 此后,不断有留日学生学成归国投身于长沙的教育事业。他们中有回国后苦心经营隐储女学40余年的黄萱;回国后创办开物乙种农业学校的彭海鲲;“毁家兴学”,艰苦创办周南女校的朱剑凡;有前后担任周南校长20余年的李士元;有创办岳云中学,并担任校长30余年的何炳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最先的两个监督(即校长)刘棣蔚和戴展诚都是1902年首批自费留学日本的归国人员。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第一师范先后有两个锐意教育改革,办学成效卓著的校长,一个是孔昭绶,一个是易培基。他们都是留学日本归国的教育家。在一师,还有方维夏、杨昌济、徐特立等著名教师曾到日本留学或考察。还有一些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留日学生,也曾经在长沙从事教育并以此为社会职业掩护革命活动。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周震鳞等,甚至还有一些外省籍的留日学生也曾来长沙任教和从事反清革命运动。如吴禄贞、张继、苏曼殊、秦毓鎏等。在1992年编纂的《长沙教育志》里,被收入“人物传略”的教育界名人共72人,其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 的约40人,这40人中竟有15人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由此可见留日运动对长沙近代教育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