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与书院的恢复和再兴

　　明末的战乱和兵燹，使长沙府、县两级学宫毁失殆尽，书院也全部停办，湘城教育进入了低潮。
　　清初，湖南及长沙地区一些前明遗臣和士大夫反清起事纷纷，张献忠、李自成两大农民军的余部亦转战南北，有联明抗清之势，满清统治极不稳定。于是，清廷采取了“高压”和“怀柔”的两手方针：政治上实行强化统治，驻军圈地，编织文网，大兴文字之狱；文化教育方面则推崇理学，创办学校，大兴科举，以笼络人心，消除反抗，造就自己所需要的人才。1652年（顺治九年），颁布的《学校卧碑》云：“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宫以教之，备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进行之用。”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又御制《训饬士子文》，重申要“隆师重儒”。“百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
　　在朝廷的调令之下，长沙官学迅速得以恢复。1647年（顺治四年），长沙知府张宏猷复建长沙府学于长沙正南门右；1654年（顺治十一年）浏阳知县徐维重修浏阳县学，1655年（顺治十二年）宁乡知县蒋应泰重修宁乡县学，1658年（顺治十五年）善化知县孙国泰重修善化县学。恢复后的县学规模最大的要数长沙县学。1658年（顺治十五年）长沙知县朱明魁将长沙县学迁建于驿步门内，1665年（康熙四年）湖南巡抚周召南捐资再次扩建。据长沙知县朱前诒所撰《长沙县修学记》记载，扩建时“初营殿，次营庐，又其次营门数仞之墙，及肩之墙”，“登堂入室，俱绰乎其有余地”，可见已初具规模。长沙官学的学额规定为：长沙府学廪、增生各40名，岁科各入附生25名；长沙、善化两县学均是廪、增生各20名（廪生国家包膳食，增生膳食自理），岁科各人附生20名，武生15名，加广文武定额各12名；浏阳、宁乡及长沙府属其他县学额略低于长沙、善化县。长沙官学教学内容重点为礼、射、书、数。礼的课程有经、史、律、诰、礼仪等，教育目标主要是为乡试和出贡提供生源。所以考课繁复，四书五经是必考项目，“按月月课，四季季课，严传各生，面试以四书题文一，排律诗一，或加策问”。教学重心在时文，不言而喻。
　　除官学外，清前期长沙府各县还广泛兴办了义学，作为初级“蒙学”教育的场所。由于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义学分化为官立和民办两种类型。官立义学由政府投资兴办，教师俸银由国库开支。民办义学是由士民通过捐田、捐银、捐房设立的。据《湖南通志》记载，清前期长沙县、善化县、浏阳县分别有义学6所、4所和9所。宁乡县包括社学在内有8所。1821年（道光元年）巡抚左辅又在长沙城内增设义学1所。与义学普遍发展的同时，清代前期长沙纯属私人开办的学馆、私垫等学校更如雨后春笋，遍地而生。清代长沙籍的著名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其祖父、父亲两代多是在长沙城乡教馆出身。十数年后，不少活跃于中国军政舞台的湘军将领就是从这些简陋的书堂、学馆中走出来的。嘉庆年间，左宗棠之父左观澜即曾一边就学于河西岳麓书院，一边在河东开馆授徒。清代蒙学的教学程序基本上仍是识字－写字－读书－作文，但它已突破家庭和宗族的狭隘范围，从纯粹的家垫式教育向社会教育转变，并开始与官学系统接轨，为蒙学近世正式纳入国家教育制度，成为学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 
　　清初朝廷惟恐明末民族主义思想及自由讲学、抨议朝政、裁量人物之风复活，更害怕书院成为聚众起事的根源，因而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这实际上是以高压政策毁灭书院精神，以防危及统治。
　　然而，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强令禁止有违“推广圣教”的旨意，朝廷颇感不妥。长沙岳麓书院作为天下著名书院，较早得到恢复。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但朝廷犹恐“群聚徒党”，旋即颁布“卧碑”于明伦堂之左，对恢复的书院加以钳制。“卧碑”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举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如此“卧碑”的压制之下，书院的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干扰，书院难以维继，几趋废置。 
　　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巩固，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到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已有所松弛，康熙、雍正年间进而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长沙府属各县的书院渐次复兴。1668年（康熙七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逾年竣工，新建了文庙、成德堂、静一堂、崇道祠、君子祠、道乡台、拟兰亭、四箴亭、及泉亭等，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但1668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叛乱殃及长沙，刚恢复的岳麓书院又遭战火破坏。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借以巩固地位，肯定业绩。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将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上山。从此岳麓办学之风又重新兴盛起来。1733年（雍正十一年），雍正帝看到书院多注重举业，士子埋头功名，对其统治有利而无害，于是，又发布上渝，明令兴建书院，并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岳麓书院和刚在原张浚、张父子城南故居遗址上兴建的城南书院共得雍正所赐帮金一千两，以为办学之资。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和“正宗理学”的殊荣再次获得肯定。
　　然而，清前期长沙诸书院在这种官方的肯定之下，官学化程度大大加深。首先表现在自由讲学之风逐渐消失，而考课大兴。岳麓书院当时为湖南的最高学府，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只有通过童子试合格的秀才有应试资格。岳麓对面的城南书院也于1733年升格为省级书院，但招收“童生”的条件较岳麓为低，学额、膏火、经费也较岳麓少。直到1824年（道光四年）城南书院迁至妙高峰下正式开馆时，才全数与岳麓等同。书院肄业生徒均要按月课试，月课分官课和馆课。官课由湖南巡抚、学政或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长官出题考试；馆课则由山长主持。每月考课次数，开始为3次，乾隆初增至6次。每次课试都要评定等级，进行奖罚。书院生徒终日穷于应试，实际上已与地方官学没有多少差别。其次，书院官学化表现在政府对山长的控制上。巡抚周召南奏议“仿宋制请于朝”，书院设山长、堂长；丁思孔则“择诸生老成者”掌管书院。乾隆年间制定了书院山长资格及考核奖励办法，著名书院的山长均由巡抚在湘中宿儒中选聘。雍正年间，岳麓书院除延请李天柱为主教外，还“以司训罗君士撰司其管钥”。1746年（乾隆十年），还有“善化县知县兼理书院明英”。这些“司管钥”、“兼理’’及后来的“监院”都是巡抚为了加强对书院的控制而设置的，反映出官学化程度的加深。再次，清政府还通过拨给经费、赏赐等方式从财政上对书院进行控制。康熙时，书院的膏火饩廪，主要靠地方官吏捐置田产，如丁思孔就曾置田300亩。以后随着政府对书院的政策由抑制转为扶植，省级书院的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所拨不敷使用时，还可在“存公银内支拨补助，每年造册报销”。1737年（乾隆二年），巡抚高其悼再次修复岳麓，又赐银1000两，书院将其银两交钱庄营运生息，以补日常开支。1767年（乾隆三十一年），桂林陈宏谋巡抚湖南，又确定了城南书院的常年开支经费。
　　由于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大小官吏的重视和支持，使岳麓书院成为清前期全国最有影响的教育中心。其规模之宏大，规制之完备，掌教者学识之渊博、治学态度之严谨、培养人才之众多，在其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书院中也居于前列，使书院最终还是有别于官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顺治、康熙年间长沙府恢复的书院还有醴陵东莱书院、超然书院，益阳龙洲书院等。雍正、乾隆年间又恢复了一批书院，如长沙借阴书院，宁乡玉潭书院，醴陵近思书院，湘阴仰高书院，湘乡涟滨书院等。清前中期在恢复旧有书院的同时，长沙府还创建了一大批新书院，如：长沙城南书院，浏阳南台书院，醴陵渌江书院，湘潭昭潭书院，湘乡东皋书院、双峰书院，恢县玉兰书院、湘南书院，安化崇文书院等。这些书院和岳麓书院一样，聚集了一批德高望重、博学多才的教育家。如长沙人余廷灿，为乾隆进士，官至翰林检讨，兼任三通馆纂修。后以母老请归，执教于醴陵渌江、长沙城南书院。他学问渊博，诸如天文、律吕、六书、勾股均有研究，古文尤负盛名，教学中注重实学，反对虚夸，不信佛说，读书、讲书都正襟危坐，教孔门洒射、应对、进退，注重理论用于实践，受到生徒的尊敬和爱戴。道光年间还有左宗棠任过渌江书院山长。在其他书院中，像余廷灿、左宗棠这样的掌教者也数不胜数，成为清前期湘城教育再兴的根基。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湘城教育纪胜》，郑佳明/主编，彭一平|陈先枢|梁小进/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