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经世学派的兴起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中国学术界萌生出一股经世致用思潮，这股思潮的产生有着政治与文化的两重社会背景：在政治上，清王朝的统治已是：“臣之将夕，悲风骤至”，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使一部分较为清醒的人士产生匡时济世，通过改革弊政来拯救危机的共识；在学术上，近百年的汉学训诂已由盛入衰，而宋学也已流于空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深感厌倦，力图从古代经籍中摆脱出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清政府也已无力再继续保持清初那种思想上、文化上的高压专制政策，从而为人们研究各类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能。在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中，有一批湖南籍人士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被人们称之为湘籍经世派。
　　嘉道年间湘籍经世派按其身份可分为二类，一类是陶澍、贺长龄等封疆大吏，利用自己的权位将经世思想实践施行；一类是汤鹏、魏源、严如 等文人幕僚，擅长著述。
　　陶澍，字子霖，号云汀，长沙府属安化人。父亲陶必铨是岳麓书院学生，陶澍从小随父读书，也深受岳麓传统学风的影响，为学以程朱为宗，好谈义理，但又注重经世，倡言“通经学古而诸致用”，“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陶澍1820年（嘉庆七年）中进士，历任编修、布政使、巡抚，最后官至两江总督。在巡抚、总督任上，陶澍将自己一贯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付之实践。他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鸦片，倡导文教，改革盐政漕运，推行银本位制，经世功绩卓著，成为一代名臣。陶澍位高名重，是当时湖南经世派的领袖与核心。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3人友谊极深。以后的湘军首领胡林翼是他的家塾师，后成为女婿；左宗棠曾替他理家教子8年，并结为儿女亲家。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难怪后来臧否人物十分苛刻的张佩伦，也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贺长龄，字耦耕，号西涯，善化人。历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曾与魏源合辑成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使经世之学大兴于天下，并广建书院义学，劝民植桑养蚕，很得时誉。其弟贺熙龄，号庶农，也是著名经世学者，为官时“隐然以扶世教，厉风俗为己任”。他指陈盐务河工积弊，上苗疆九事疏，都能切中要害。辞职回长沙后任城南书院山长，晚年筑室水城，穿布衣，吃蔬食，将自己居所题名为“菜根香”，表现出朴实淡雅的志趣。贺氏兄弟和陶澍一样，都属于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对近代湖南产生了一定影响。 
　　汤鹏，字海秋，自号浮邱子，长沙府属益阳人。他撰文震烁奇特，被人称为“凌轹（超出之上的意思）百代之才”。平时“究心吏事时政”，弹劾不避权贵，直声震朝廷。仕途不顺后，郁郁而作《浮邱子》一书，凡12卷，20余万字，意在针砭时政，鼓吹革新。他在《尚变》篇中连陈40变，较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症状，阐述了变革的必要。所以汤鹏和龚自珍、魏源一样，同属中国近代最早的鼓吹变革者。魏源对《浮邱子》评价很高，常常说：“此书可传。”
　　湘籍经世学派中还有一位以前不被人重视的严如。他字乐园，湖南溆浦人。严如对长沙岳麓书院有着特殊的感情，年轻时就读岳麓书院，后来又千里送子就读岳麓，对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仰慕万分，吩咐其子：“袁公楚南第一流人物，朝夕亲近，求其经世之学。”严精研天文、地理、兵法，根据亲身实际经验撰《苗防备览》、《三省边防备览》等著作，共达80万宇，对自古不平静的少数民族边防地区进行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又集顾炎武、顾祖禹、戚继光的著作辑成《防洋辑要》一书，叙述了中国沿海的战略地理，足称是经世致用的一部范作。它反映出早在鸦片战争前湖湘学者就已十分注意对社会实际事务的研究，而且，尤其重视边防军事问题，这种风气为以后湘军集团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文化条件。 
　　湘籍经世学派中最杰出的人物是魏源。魏源原名远达，字良图，又宇默深，湖南邵阳人。青少年时期深受湖湘理学经世传统学风的熏陶。他曾入岳麓书院学习，其间与学友以经世之学相切磋，凡“经史及宋、元、明、当代儒生之书，悉究其源流，而务适于用”。地理、财赋、兵阵、礼乐、算数、佛老……，只要有关天下利病的学问都在他们探讨的范围之内。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魏源20岁时随父入京，在这政治文化中心，他结交了一批或师或友的文化学术界名流，并追随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1823年（清道光二年）魏源考中举人，第二年他受当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延聘，辑成了《皇朝经世文编》，并帮助江苏巡抚陶澍办理漕运、水利等经世实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受林则徐嘱托，纂成《海国图志》，成为嘉道经世学派的代表。 
　　《皇朝经世文编》博采清代关于经世的著述汇成120 卷，分8纲63目，凡铨选、赋役、学校、保甲、律例、水利、铁币、兵防、阿工、漕运、盐课、农田、仓储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项目都在入编之列，其中最主要的是军事、财政、公共工程、水利四大紧迫社会问题。在选编文章的过程中，魏源所遵循的标准一是切于事，二是合于今，就是要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他高深莫测，泛泛空谈而无益于实际的议论概不入选，即使在古代曾起过作用而随时势变化已失效的都不辑入，这保证了《文编》的经世原则。只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自然科学未能在其中占有重要之席，而政治道德在纲目安排上依然占据统领的地位。它从侧面反映出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潮实质上仍是单纯试图在封建的旧系统中作一封闭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拯救。这种尝试是可贵的，但作用又是有限的。
　　《皇朝经世文编》辑成刻印后，在全国流传极广，有人评价“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充不奉为矩（规矩、法度），几于家有其书”。自此之后，用“皇朝经世文”命名的“续编”、“三编”、“四编”、“五编”、“补编”、“新编”不绝于世。假如他们标立一个“经世文编派”的名号，那么魏源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该派的开山祖或精神领袖。在魏源的故乡湖南，《皇朝经世文编》更是使“三湘学士，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愈趋浓烈。
　　《海国图志》初版50卷，以后3次修订，1852年扩为100卷，共证引中外古今的著述、史志、奏折、评作100余种，还附有各种地图、西洋船炮器艺图式100多幅。内容涉及英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法国、印度、非洲诸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情况，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内容丰富的世界大百科全书。在书中，魏源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如果说《皇朝经世文编》还只是中华民族同源同质文化中优秀部分的汇集，那么《海国图志》则已吸取了异源异质的西方近代新文化，中国近代文化从此开始了重新建构整合的复杂历程，魏源也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行者。其时《海国图志》虽无《皇朝经世文编》的影响之大，但它在国内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如左宗棠等许多湖南知识分子就读过《海国图志》。1875年（光绪元年），《海国图志》重刊，左宗棠还为其作了序。
　　如果从籍贯上看，除陶澍、汤鹏、贺长龄、贺熙龄等外，湘籍经世学派并非全是长沙地区人，但他们经世思想的形成却与长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魏源、严如等都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学生，深受岳麓传统学风的薰陶，他们都是在长沙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成为经世学者的。因此可以说，长沙是湘籍经世学派得以形成的主要基地。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湖湘文化之都》，郑佳明/主编，郑焱/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