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清末长沙府属茶陵州人，在清末是湖南立宪派首领，到长沙光复之前，革命胜利在望之时，他改变了君主立宪主张，投身革命运动，并提出“文明革命”的口号。此后，他加入同盟会、国民党，先后担任同盟会湖南副支部长、国民党湖南支部长。在1912--1920年不到10年的时间内，谭延闿在湖南三起三落，先后3次担任湖南都督（督军），成为民初湖南政坛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谭延闿政权虽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性的政权，但对民国初期湖南经济开发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谭政权实施的各项政策都有利于湖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湖南光复之初，人心思治，“军政府以剃发、放足、禁烟三事为首先推行之政治”。关于禁烟和惩治贪官污吏，谭延闿雷厉风行，十分坚决，如民国元年湖南禁烟公所一次就焚毁鸦片91551两。石门知事与该县劣绅狼狈为奸，侵吞公款，即被罢免。在政治体制上，谭推行三权分立，他遵照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建立议会，设立司法局，成立长沙律师公会，多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气息，对除旧布新，发展经济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经济政策上，谭延闿厉行“开明专政”，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光复后长沙首任知事姜济寰也竭力推行谭的政策，只要检索一遍民初的长沙报纸杂志，就不难发现字里行间充斥着办交通、工矿和商业的新闻和广告。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士在1912年的《长沙商务报告》中称：长沙“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辛亥革命前，湖南有500工人以上的厂矿企业只有和丰火柴公司和华昌炼锑公司2家，而广东有38家，江苏有66家。谭延闿决心改变这一落后局面，“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的日发起无数公司”，以抵御外来资本及商品的渗透和倾销。这一期间，长沙创办的工矿实业公司，著名的有谭延亲自发起组织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黄兴和龙璋等人创建的旨在“收回外溢之权利，扩张自由之营业”的汽船公司，以及经华纱厂、长沙自来水公司、麓山玻璃公司、湖南面粉公司等。
为了振兴工业，谭延闿拨出了许多公款办实业。报载：“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湖南省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的修筑，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筹划勘测，都是在谭延闿手中促成的。谭延闿政权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对湖南特别是长沙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光复前一年湖南全省矿产毛砂27240吨，到1913年增至43273吨，增长59％。1916年谭延阎第二次督湘时又积极向中央推荐长沙地方产品。1917年，长沙生产的双幅牌丝棉袜、铜器、玻璃器具等10多种产品，由国家农商部组织送各省官厅商会交流推广。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时还倡办生产合作社。1920年成立的长沙大同合作社是中国最早的工业合作社，其产品有毛巾、袜子、布匹、信纸、学生制服等。一位西方学者称“都督主动地鼓励资产阶级工业化”，并非虚言。
谭延闿还大力主张兴办新式银行和新式商业。1912年正式改湖南官钱局为湖南银行，设立其他银行10余家。商贸方面更具生气，新办商店如雨后春笋，进出口贸易额显著上升。每当省城有身份的商店开业，谭延闿总要亲临道贺，题写招牌和楹联。他为介福昌绸布店书写的“通功易事无余布，纬地经天具大材”，为北协盛药店书写的“大开窗户纳宇宙，醉与花鸟为友朋”，为天然台茶馆书写的“客来能解相如渴，火候闲评坡老诗”等商业楹联，在“长沙联话”中占有重要一席。
谭延闿还对旧的田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废除了清末的“粮书”制度，颁布了《田赋新章》。所谓“粮书”，实际上是由州县设置粮官胥吏，流弊百出，农民只得听从“粮书”苛索，叫苦不迭。谭延根据全省土地私有和农民租佃土地的具体情况，把“正饷”和“漕粮”合并为统一的征收项目，把田赋分为3等。像谭延这样，在光复后不久立即着手改革田赋制度，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尽管田赋征收办法的改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将田赋数额固定下来，由政府统一征收，取消其他各项附加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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