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湘善后轮船局——湖南近代河运业的发端

　　近代内河航运与传统内河航运的主要区别是开始采用机器发动的轮船作为航运工具。因此，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长沙成立的“鄂湘善后轮船局”乃成为湖南近代河运业发端的标志。
　　鄂湘善后轮船局的成立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湖南境内水系发达，本来有发展航运业的良好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就已有外轮进入长沙，而湖南水运又无湍流礁石之险，故多有“醵资集股，倡议行轮”之议。首倡者便是有“洋务理论家”之称的郭嵩焘。但由于湖南当时守旧势力猖獗，郭的动议遭到了守旧派的诋毁，未能如愿。甲午战争失败后，长沙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再次呼吁发展内河航运。在维新变法思潮鼓励下，熊希龄、蒋德钧开始筹办湖南行轮事宜，遂向巡抚和湖广总督禀报。禀报很快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同意，但在湖广总督张之洞那里却受到了梗阻。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初夏，熊希龄、蒋德钧前往武昌进阶谒张之洞，竟被张拒之门外。后经湖北著名士绅黄小鲁从中周旋，张之洞才勉强出来应付，对于熊、蒋呈递的《上湖广总督请办湖南内河轮船公呈》以湖南情况特殊，不可贸然从事为由，予以推逶。熊、蒋苦苦哀求，张仍无动于衷。直到1897年春，变法之风渐盛，张才在“详加筹度”之后，批准了熊、蒋的《公呈》，但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轮船“必须统归湖南善后局管辖，作为善后局官轮，官督绅办，不涉商人之事”；二是对湘、鄂两省“惠平必须公溥 ，政令必须均平”，轮船往来湘鄂，“其利益应南北共之”，以求“同沾利益，以昭公允”。两省“通力合作，章程划一，利益均平”的“鄂湘善后轮船局”就这样问世了。
　　1897年8月，鄂湘善后轮船局租用官轮，在湖南内河试航成功。随后轮船局制定了章程，两省公举总董各3人，主持集股、用人、备料等事宣，分省成立南局、北局，各集银5万两，各购置大轮 l艘、小轮2艘。大轮对开于湘潭至汉口，小轮各在本省境内航行。9月南局公董蒋德钧等租用了抚院“长庆”、“湘帆”、“慈航”等官轮，试航长沙至湘潭、长沙至常德、长沙至岳州航线，取得成功。1898年4月28日正式开航营业。谭嗣同、唐才常在5月10日的《湘报》上发表了《论鄂湘创办小轮公司之益》的专文，列举了行轮的五太好处，称赞小轮“转输捷，财货丰，譬血脉之贯通，乃周流而罔滞”，今后“百货流通，商务必盛”；特别强调“湘省地接长江，英人万分觊觎，岳州开埠”，“时势所迫，殆难固拒”，“我今默运全筹，预争先着，防太阿之倒授，挽固有之利权”，“相形之下，利害昭然”。谭嗣同、唐才常从防止外轮垄断湘江航运的高度论述行轮的作用与意义，实为高瞻远瞩。
　　1898年6月（光绪二十四年五月），“百日维新”开始，鄂湘善后轮船局改名为两湖轮船局。每逢船行日期，《湘报》预先刊登广告，客货两运，盛极一时。货运以矿产为主，实行拖带。湘江轮运的勃兴对于支持地方生产发展，繁荣商品经济，保障本省经济利权，打击帝国主义侵略野心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两湖轮船局十分重视经营管理，对聘用人员定期“考究”，运费收入按航次结算，任何人不得擅自挪用和支取；局中规定红利的50％用于扩大再生产，20％作修理费，10％按股分红，并且只能在年终决算后进行；制订运价也有原则；即“依据所耗，薄利便商”。辛亥革命后，该局改由商办，更名为“两湖轮船公司”，并在长沙、湘潭新建了码头，继续为繁荣湖南的商品经济发挥着作用。
　　官督绅办的两湖善后轮船局开办不久，长沙民营轮船业也开始发轫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安化茶商梁啸岚租赁小火轮4艘，开辟了长沙至株洲、长沙至靖港的短途航线，客货兼营，以客运为主，成为湖南民营轮船业的开始。1901年又有袁斯美等人开辟了长沙至湘潭、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湘阴等航线。1903年，长沙开埠已成定局，正在江苏泰兴县任知县的长沙士绅龙璋看准这一有利航运发展的时机，招集商股，在江苏购置火轮4艘，雇用船员 l1人，开回长沙港金家码头，成立了“开济轮船公司”，行驶长沙至湘潭、长沙至汉口两条主要航线。1904年长沙开埠后，该公司又添置了两艘轮船，沟通了湘江与洞庭湖区的航路，还在长沙、湘潭、湘阴、岳州、汉口等港建立了码头、堆栈、仓库，开拓了货运商务，规模虽比不上英、日在长的轮船公司，却表现出湖南民族资本主义船运业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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