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近代工矿业的发轫

　　太平天国失败后，国内阶级矛盾暂趋缓和，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在这个时期，社会较为安定，地方封建政府为了安抚民心，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为长沙地区手工业和矿业的恢复、发展和向近代工矿业过渡提供了可能。这时长沙的手工业和矿业已开始向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行业分工细密、生产规模日渐扩大两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手工业的行业分工和行业内部的分工已经十分细密，并逐步向专业化发展。在长沙，专一生产某种小商品的行业已非鲜见，其细密程度令人惊叹。按行业分工，有角盒花簪行、戥秤行、京刀行、明瓦行、棕绳行、锡器行、翠器行、铜器行等；从行业内部分工来看，表现在生产工序的单一化、专门化趋势加强，一件产品的制成不再是一人包干到底，而从粗坯、成型、加工等工序依次由众多的工人完成，出现了流水线作业的雏形，反映出商品生产的特征。
　　第二，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及产品种类大大扩大。19世纪后期长沙的手工业，虽然仍以家庭小作坊为主，但在某些行业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作坊。如随着长沙周边地区冶铁业的发展，长沙在同治年间出现了大型铸锅作坊，“专铸鼎锅及其他铸货”’“最盛之时，在光绪初年”。随着西方商品的输入，长沙手工业产品也开始突破传统产品的局限，当时被称之为“西洋货”的某些商品，长沙人也能自己制造。如1889年（光绪十五年）长沙人罗福庭在西牌楼开设福记制镜作坊，采用锡箔光工艺制镜。1892年(光绪十八年)湖北人汤光明从上海学回日本烤光制镜技术，随后与长沙张学云、刘正庭合伙在三泰街开设云记作坊，生产烤光镜。这一制镜工艺以后沿用了60余年。清末长沙的手工业作坊还可生产肥皂、玻璃瓶、棉纱袜等商品。
　　全国洋务运动兴起时，湖南巡抚王文韶曾于1875年（光绪元年）试办湖南机器制造局，因收效甚微，后草草收场。长沙真正的近代工矿业的产生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是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湖南当局大力推行“新政”的结果。在陈宝箴 、谭嗣同等一批开明官绅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行下，长沙近代工业开始艰难起步，并以此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相抗争。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湖南先后开办了履和裕锑矿和湘裕炼锑厂，堪称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元勋。随后，新任巡抚陈宝箴奏办矿务总局，获清政府批准，首先对铜、煤、铅、磺等矿“试行开采”。长沙近代工矿业尽管起步较晚，发展缓慢，但毕竟是长沙近代工业的开端，对长沙以后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些近代工矿业，除一部分由原来的商办手工业作坊和小矿窑发展而来以外，一般还有3种形式：一是“官办”，不招商股；二是“官、督商办”，官不入股，由商请办；三是“官商合办”，官商都入股。
　　在长沙近代工业中，火柴工业起步较早。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长沙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巡抚陈宝箴拨工赈银1万两，委长沙士绅张祖同、刘国泰、杨巩筹办火柴厂，实行以工代赈。次年，3位士绅又筹集资金12000两，另招商股8000两，成立了“善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厂址设在长沙北门外开福寺和迎恩寺之间，正式开工制造火柴。公司有工人1000余人，采用半手工半机械操作，制盒工序全部发厂外承包，公司附近贫民赖此为生者达数干人。年产火柴 l万箱左右，每箱售价白银12两8钱，除销本省外，还销滇、黔诸省。此为湖南火柴工业之始，亦为湖南最早的近代工厂。
　　几乎与火柴厂创立的同时，陈宝箴又支持湘绅王先谦、黄自元、张祖同等自筹资金，在长沙创办了湖南第一个近代机械工业企业——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初为官督商办性质，王先谦任经理，曾昭吉任工程师，初始生产制辫机。由于经营亏损，一年后，转为官办。1897年开始办电，在抚署附近（今又一村）设厂装机，送电至附近学堂、饭馆和沿街商店，成为湖南电力工业的始祖。开始有些市民视电灯为鬼火，甚至掷石击灯，相诫不用。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29号发表《论电灯之益》一文，论述电业是一门新的现代科学，赞扬宝善成公司开设电厂给省城带来了光明，是社会进步之表现。经谭嗣同等人的宣传，使许多人解除了忧虑，用户迅速增加，随后又在南门口增设南厂，挂号定灯者络绎不绝，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况。
　　戊戌前后，长沙除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外，还出现了不少民营机械制造企业，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陈万利开办的生产石印机的机器厂；1900年姜华林开办的裕湘机器厂等。此外，还有1896年朱昌琳等人开办的湘裕炼锑广，为湖南近代冶炼业之始。长沙近代的邮政、电报、交通也产生于这一年代。19世纪末近代资本主义曙光已依稀出现在湖南、长沙。到20世纪初长沙辟为商埠后，长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内容摘录于《长沙历史文化丛书》之《长沙经贸史记》，郑佳明/主编，陈先枢|黄启昌/著，请以原书内容为准，未经授权许可，严禁复制转载引用！如需使用，请联系《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或名城长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