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长沙商品市场

　　咸同年间，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这一时期，外地人在长沙著名店铺还有：安徽人经营的詹颜墨店，福建人经营的赖德隆烟丝店，江苏人经营的马明德堂酱肘店等。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1853年（咸丰三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训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随后杨氏家族、同乡纷纷来长开铁铸品店铺，至清末已增至9家，多为父子、兄弟独资经营，世代相传。又如1862年（同治元年）一刘姓手工业者在东牌楼开设“六合庵”蚊烟铺，其所产蚊香枝条均匀牢实，驱蚊力强，接火容易，气味芬芳，深受顾主欢迎，销路日广。刘乃收徒传艺陆续发展到20余人，年产蚊烟50万支，以致后来长沙城内“真六合庵”、“老六合庵”层出不穷，仿名者日盛。
　　到光绪（1875－1908）年间，长沙商品市场更趋繁荣，绸布店、苏广杂货店、玉器店、木器店、美容店、风味食品店、茶馆、酒楼、南货店和比较高档的旅馆、浴池、照相馆等与日俱增。此时的商品流通没有区域限制，百货商品除麻线、纱带、罗布巾等手工业品外，大多数从江苏、上海、广州、北京等地进货，如苏州的绣品、花边、草席、绉纱包头、妇女装饰品；上海的镜箱、文具盒、首饰盒；扬州的座钟、姻脂、香粉；杭州的扇子、丝绸；广东的牙刷、筷子、算盘、玉器、镜子；北京的绒花、山东的料器、南京的缎带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前店后坊式的铺号在长沙仍占一定的比重。如1880年（光绪六年）曾德友在里仁坡开设的锁店，以铸制铜锁闻名省城，生意颇为兴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年间长沙省城的蔬菜市场就初具规模。那时的长沙城郊多为菜地，蔬菜四季常青，农民自产自销。善化“城厢内外”菜园，“铺管都管五里之处，约有百十余家”。为了抑制欺行霸市的行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订立有“菜园条规”。至1899年后，长沙城内菜市渐兴，“行路小卖”中常见“挑菜”小贩，以“圃家四时所种蔬笋之属，瓜芋之类，隔夜采拾，黎明入市”。同时，长沙的屠宰业和猪行、蛋行、鱼行也相继出现。光绪年间长沙的屠宰户就有了“公庙”组织名曰“三圣殿”奉张飞为祖师，公推大户任总管、值年，管理会务及公产。1904年长沙屠宰业订有“屠业条规”10条。条规规定，每4个路摊分销一头猪，需隔店铺码头上七下八家，不准停留摆设、撞门喊卖，肉价只准低于行市4文。可见，当时长沙城内猪肉供大于求，自给有余。因而出现了从事说合买卖的猪行，到清末长沙已形成较大的牲猪集散市场，外运牲猪主销汉口。
　　1904年长沙开埠，长沙商品市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来了个阵痛式的冲击。清政府因势利导，实施振兴商业的政策，成立商部，制定商法，建立商会，开办商学，湖南巡抚亦大力推行，商品流通日益发展。据海关统计，1911年（宣统三年），湖南全省通过长沙、岳州两关输出输入贸易总值为1864.77万关平两（1000关平两折合1088.8两省平银），其中长沙关为1599.62万关平两，占85.8%，比1904年增长了5.14倍。谷米交易增长更快，1911年长岳两关输出量为188.37万石，其中长沙为107.93万石，占78%，比1904年增长7.88倍。谷米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谷米加工业的兴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全城碓坊发展到500余家。
　　清末也是长沙城商贸零售业的大扩展时期，据1911年（宣统三年）湖南调查局编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记载，这一年订有商业条规的行业达83个。市内商业中心区开始形成，从太平街、药王街到八角亭、司门口、红牌楼（今育婴街至苏家巷一段）、南正街、坡子街、臬后街连成一体，热闹非凡。各行各业打破了新设店必须间隔“上七下八家”的陈规陋习，同行业中较大商户鳞次栉比的现象较为普遍，同业常集中在一条街上，形成了数十条商业街市。这既为招徕顾客，也有利于同行业的合作竞争。如粮行米厂集中在草潮门一带，油盐花纱号多设大西门，鞭炮土布庄分布在太平街，绸布店盘踞在八角亭，书局集中在南阳街，土果行主要设在下河街一带，衣庄以走马楼最为有名，皮货店多设在白马巷，油鞋店集中在化龙池，雨伞店以老照壁较集中，木器荟萃于皇仓街，铜器店聚集于铜铺街，荒货集散于藩城堤等。这些都是闻名全省的专业街，外地顾客都慕名来访，专往这些商业街采购或谈生意。
　　开埠后长沙市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风气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华洋商民络绎而至，犹有许多少年子弟，喜着青色短装”。人们衣着的“长袍、马褂一贯制”开始发生动摇，裁缝匠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领域。1911年长沙朱洪年从上海学艺回来，在粮道街开设服装“内店”（不设门面只接来料加工的成衣店）制作西服，是为省内西服生产第一家。设有门面的成衣店也开始出现，衣店雇佣工人，既承接来料加工，也自制成衣出售。到清末长沙共有成衣店49家，缝纫工人822人。照相也成为长沙人的时尚。照相技术自1862年（同治元年）传人长沙后，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长沙的照相馆已发展到2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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