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开埠后的长沙转口贸易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了34个城市，几乎遍布沿海、沿边各省，也深入到了邻近长沙的城市，如汉口、九江等。外国商品通过这些口岸向长沙及湖南纵深腹地辐射和渗透，传统的内陆至广州转口的商路逐渐衰落。湘潭的情况大不如前。不仅湘潭如此，就连靠近广州的湘南重镇郴州，这种衰落趋势也十分明显。据1906年《郴州乡土志·贸易》记载，“道（光）咸（丰）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运南，悉由此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房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要冲也。”“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究其所以，盖因商路北移之故，湖南中外贸易的转口之地主要转移到了上海和汉口。特别是汉口，由于紧靠湖南，水路交通便捷，转口输入湖南的外国商品也最多。而长沙又比湘潭更靠近汉口，清初就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湘江航运发达，牙人活动不逊于湘潭，加之自康熙年间起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会。湖南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自然转移到了“省城”。外国进口的棉纱、棉布等商品自汉口经民船运载来长，再销往各地。湖南的大米、茶叶、鞭炮等则从长沙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一时间湘江河道、洞庭湖面，商船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1858年（咸丰八年）汉口开埠后，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对长沙原有的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起着破坏作用。自洋纱、洋布输入长沙后，长沙土布产量顿减，原已较发达的家庭棉纺织业迅速瓦解。因为洋纱质地纤细、柔软、损耗少、织布多；“进口棉布之幅门较阔，品质亦细，为原有大布所不及”。长沙农村原已开采的煤、铁矿也“日见其衰”，盖因“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之煤、铁不能销出境外，其利为洋人所占”。
　　外国人在向湖南内地大量输出商品的同时，又需要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和农副土特产品，这就从客观上促进了长沙的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及转口贸易的勃兴。其时长沙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叶转口城市，由于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量很大，安化等地茶农都改制红茶；浏阳的许多麻农也改种茶叶，“茶船入汉口，收茶不计值，湘茶转运近捷，茶者彻底巨富，于是皆舍麻言茶利”。当时湖南航路两岸有许多收购茶叶的口岸，正如刘家传所云，“洋商在各口岸收买红茶，湖南北所产之茶，多由楚境水路就近装赴各岸分销。”长沙就是当时红茶的最主要的集中分销地。由于受左宗棠等人整顿茶务一系列措施的影响，这时湖南的茶叶流通体制有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以前，清政府对茶叶一直实行专卖制度，湘茶贸易为秦、晋官商所垄断，商民贩运受到限制。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他奏定章程变原有的“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贩，无论何省商人均可来湘领票运销，使阻滞的茶叶流通渠道变得畅通。原来的茶商分为“东柜”（陕西、山西）和“西柜”（陕甘宁回商），左宗棠则添设“南柜”，起用长沙早期民族资本家朱昌琳为“南柜”总商，专门经营湘茶的贩运。湘茶变官营为私营，起到了既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又促进湘茶发展的双重效用。当时长沙湘茶转口的线路基本上有3条。一是从汉口转运，打开销往东南的通道，实行与浙盐互贸，以便从苏浙沿海出口。至光绪年间湘茶运汉口外销年达90万箱（每箱约30公斤），银1000多万两。二是“由恰克图销于俄国”；三是“由香港销英美”。湘茶销俄与销英美的比例开始是70:30，嗣后香港商路开通，转为为60:40，但销俄比例仍是最大的。
　　除茶业外，19世纪60年代以后，长沙的鞭炮制造开始形成较大的行业。南自广东，北至鲁、晋，各帮客商多有来浏阳贩运者。长沙商人也将浏阳鞭炮试销于上海、南洋，颇受青睐，销路渐广。汉口等处商人见有利可图，竞相将浏阳鞭炮向外推销，开创了湖南近代土特产外贸出口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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