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会与行规

　　清代前、中期，是长沙行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行会的出现一直可追溯到唐代。行会是由行演化而来的。唐时的行又称行铺，是指专一经营某种商品的店铺。唐代长沙实行坊市制，在规定的地点经商，经营同一种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条街上，同类手工业作坊也集中在一块，形成行的组合。行业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行”就是专业经营的代称。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每一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很多，同一商品有多家经营和生产。这样，同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与行业之间，必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行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因此，行会的产生最初完全是自发的，是商业、手工业维护同业利益的自发要求。
　　到宋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坊市界限被打破，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缴纳赋税的条件下可随处开店、开坊，同一行业也不一定集中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行会自然被封建官府所利用，逐渐成为官府对商业和手工业实行管理和统制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正如《梦梁录》“团行”条说的“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与官府关系密切是宋代行会的一个重要特点。行会权力甚大，对内涉及组织货源、分配货物和货币，对外排斥非行户，垄断市场。行会首领称为“行头”，一般都是由少数富商大贾担任。他们操纵行会，垄断价格，勾结官府，能有效地排斥和盘剥广大的中小商户。明代行会仍沿宋制，但出现了会馆组织，成为清代商帮的前身。
　　到清代，行会的性质又有所变化，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行业管理职能，而且还具有了帮会的性质。长沙商人经商，皆自行成帮。“有以同业为帮者，如盐帮、茶帮、匹头帮、竹木帮、票帮、钱帮、典当帮，以及各种营业各为一帮”。“有以同籍为帮者，如盐帮有南帮（江南）、西帮（江西）、湖北（北帮）、本帮（湖南）；茶帮有西帮（山西）、广帮（广东）、本帮；匹头帮有苏帮（江苏）、本帮；竹木帮有西帮（江西）、本帮；钱帮有西帮（江西）、苏帮（江苏）；典当帮有南帮（江南）、西帮（江西）、本帮”。“各种同业以同籍名为一帮”。帮名五花八门，颇带神秘色彩。以同籍为帮者，江西帮名“万寿宫”，福建帮名“天后宫”，广东帮名“岭南会馆”，江苏帮名“苏州会馆”、安徽帮名“徽州会馆”、“太平会馆”等。以同业为帮者，钱铺、杂货业、绸缎业称“财神殿”，药材业称“神农殿”，屠宰业称“桓侯庙”，酒馆业称“詹王庙”等。同行业的帮会各自祭祀一个祖师神主，作为帮的崇拜偶像，每年都要举行祀神年会，如纸业祀蔡伦为祖师，并把福禄财神和梅葛二仙（相传梅、葛系颜料祖师），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财神会。还有八月十八日的杜康会，八月二十日的赵公会等，不可胜数。
　　清乾隆以后，各行逐渐采用了“公所”的组织形式。如长沙纸业的行会称“同义公所”。公所是打破了地域界限的同行业组织，它比原来的“同乡公馆”大大前进了一步。此时的行会，组织十分严密，领导机构由大商号派代表组成，公推董事或由各商号轮流分年管理会务，称之为“值年”。值年负责对外办理交涉、谈判，处理商事纠纷和诉讼，制定行规、主持神祭，支差派捐，商定市价等。值年必须热心公务，没有薪俸，但每年可得到一些“车马费”。行会经费主要来自捐款，有基金捐款、常年捐助、临时派捐3种。基金捐款包括上缴会费和殷实富户提供的房屋、田产及大宗款项；常年捐助由各商号缴纳；如发生特别事件或举办慈善救济，则临时向各商号派捐。
　　同行业的“公所”，突出了保护同行业利益的一面，削弱了保护地域性利益的一面。为此都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行规。行规主要是经本行商议，必须共同遵守的条款，如有违反，轻则罚以唱戏、办酒席、罚款；重则“禀官究办”“革出本行”。行规内容大致包括4个方面。一是开业的规定，开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履行一定的手续，缴纳一定的牌费。二是限制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如不准互相抢生意，限制随意扩大销售市场。三是罚规，同行间有纠纷大都由本行会议评断曲直，仲裁是非。行规虽非法律，但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同业的排斥。四是对招收徒弟的规定。自乾隆时起，长沙即有关于学徒投师、上会、待遇、学习、出师等的规定。学徒进店要托保人，要缴纳保证金，“多者百金以上，少亦数十金，或数十串不等”，进师之日要备拜师酒，立投师字据，还须报公入册、上会，方能获得行会的公认，进入“帮友”之列。各行会对招收徒弟的数量限制极严，不许多收。如长沙京刀行规定“带学徒者，三年为满，出一进一，公议出备上行钱五串文归公，如违不遵，罚戏一台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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